美国记者见证“中原大饥荒”:吃人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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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到1943年间，正是在中国抗战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久旱无雨的河南境内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中原大饥荒”，大战乱加上大饥荒，让苦难深重的中原人民雪上加霜。据史料记载，连续两年多的百年不遇大旱灾，好多农田颗粒无收，直接饿死灾民多达500多万人，惨绝人寰，举世震惊。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战时媒体新闻实行监管限制制度，尤其是当时河南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灾情报道采取严格限制和屏蔽措施，竟使得“中原大饥荒”不为国民政府高层和国内外社会所知晓，各种救灾赈灾援助活动甚至无法展开。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农业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粮食作物“绝收”，农民开始靠吃草根、树皮维持活命。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已经更加严重了，许多地方的草根几乎已被挖完，树皮几乎全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丝毫的赈济举措，灾民的赋税也还照征不减。 [SIZE=-6](博讯 boxun.com)

    　　1943年2月初，河南灾区的气候依然继续干旱，灾情仍在进一步恶化。有关河南特大旱灾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外传。当时国内报纸《大公报》重庆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新闻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的调查，并以违反“战时新闻管制条例为由，勒令《大公报》重庆版停刊三天，以示严厉处罚。

    　　《大公报》重庆版被勒令停刊三天的消息传出后，驻在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外国记者们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赴河南灾区进行现场采访以探虚实。

    　　1943年2月底，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来自低层的统计数字。于是，他每天都和许多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灾区中的贪污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当白修德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他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白修德能够带到重庆国民政府去。那份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每天有七百人左右死掉。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

    　　白修德与其中一个领头人交谈，问他有地吗?回答说有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当地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此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军官顿时勃然大怒。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军官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当地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

    　　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此时正在美国访问，宋美龄看到报道后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驻中国重庆记者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介石却拒不接见他，因为白修德“一夜之间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介石接见白修德。

    　　在宋庆龄等人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白修德。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介石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白修德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蒋介石还向白修德表示，国民政府一定要尽快采取措施赈济河南灾民。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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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修德(1915——1986)，美国著名记者，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White)，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共的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后来，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而闻名于世，但从记者职业来说，中国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尤其令人称道的是，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在这次大饥荒中，白修德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白修德与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关系密切。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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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災害”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國人大概上千萬吧，而且沒有新聞自由，更慘絕人寰也不會像“罕見的“中原大飢荒””那樣舉世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