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山：中国足球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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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世界杯接近尾声了，虽然身在大部分人对足球漠不关心的美国，但仍然感受到了太平洋对岸中国人的关注热度。最起码，这一个月白天打电话给大陆的朋友不会挨骂了，因为那边是夜里，大家仍然都在摩拳擦掌看世界杯转播呢。不过，打电话给大陆的朋友，可以大谈足球，却忌讳谈中国的足球。因为大家足球热情虽然高涨，但对国足则是憋了一肚子气，因此说起来总是“不提也罢，提了扫兴”的感觉。

记忆中中国足球让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八十年代初，中国队差一点进入世界杯决赛周。那时候亚洲只有两个队有资格参赛世界杯决赛，剩下四个队最后比赛。中国队有胜有负，但关键一场对沙乌地阿拉伯的比赛，先输两球后连进四球。这个结果，让大学同学狂喜过望，居然在校园中游行起来。最后一场新西兰和沙乌地阿拉伯比赛，只要沙乌地阿拉伯不输五球以上，中国队便一定入围，可沙特居然竟输了五个球。记得第二天政治课上，政治教授联系这个问题，还狠狠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金钱交易（因为他认定新西兰给了沙特球队很多钱）。

自那以后，中国足球队便每况愈下，连番改革之后，这次居然连亚洲小组赛都无法出线。各路专家会诊判断，为中国足球诊出不少问题。但有一个问题，那正是当年我们政治教授说的，金钱至上！

以前，中国足球兴旺的只有两个城市，南方的广州和北方的大连。记得小时在广州，周末和假期常常爬树翻墙，只为了在隔壁中学球场上踢足球。记得东山有一个球场，少年聚集，人多场少，只好实行淘汰赛，谁输了就下场。儿时一起踢球的朋友现在多已是中年，有时候问起来是否还会偶尔和朋友踢足球，回答让我吃惊：“不行啊，踢不起。”原来当年所有的免费场地现在都收费了。查询一下，广州那几个小时候踢球的足球场，两小时收费最便宜的两百人民币，最贵的，居然要一千元。

足球是一种穷人运动，足球明星全部都是穷人出身，从贝利、贝肯鲍尔到克鲁伊夫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天分再高，在踢足球两小时一千元的地方，也不可能成为一代巨星的。

在英国的时候，家附近有一个橄榄球俱乐部，除了一个正规的橄榄球场，还有六个连续排列的正规足球场。每到周末和假期俱乐部不训练，附近的孩子成群结队在里面比赛，家长在场外当啦啦队。其时常常感慨，俱乐部竟然为附近街坊免费提供如此良好的草地球场。

两个月前送在中学的儿子参加周末的篮球比赛，比赛在附近另外一所中学进行。中学运动场前树了牌子，上面说明的文字，是告诉前来使用场地的附近居民，露天球场（包括足球、篮球和网球场）在不上课时间可以随便使用，但室内球场（篮球和排球）则需要事先联系学校以免和学校安排冲突。

和美国孩子的家长说起这事，他笑说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只能有乒乓球这样占地少的运动发达。这当然并不真实，因为日本韩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本刊上期谢田教授的专栏中，指出中国人既缺乏合作更缺集体创造，而足球偏偏是一种集体合作的创造性发挥专案，倒是切中中国足球的要害。不过那个问题，却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了。◇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81期“锋笔天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183/82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