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好斗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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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

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马克思

一个控制欲强、自大、虚荣的人，必定也是个好斗的人。马克思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在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自白”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的答案是：“斗争”。可见他好斗到何种程度。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其要义无非两个字：斗争。这种有着浓厚火药味的理论之所以出自马克思，与他好斗的本性有显然很大关系。

一

从现有的传记资料来看，马克思最早的一次具有社会意义的斗争发生在他中学毕业时。他就读的特利尔中学有个叫廖尔斯的副校长，思想保守，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马克思很讨厌此人，并且在毕业离校时公开表示了自己对他的不满——他和另外一个以故意藐视廖尔斯而闻名的学生一样，在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了别，却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

上大学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马克思好斗的个性渐渐显露。第一学期，他加入了特利尔同乡会，并很快成了五名领导者中的一员。1836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一群普鲁士贵族学生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更一度发展为公开的打斗。1836年8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尽管关于这次决斗的详情后人不得而知，但它仍不失为马克思读大学时好斗的一个佐证。

马克思大学时代的诗歌创作也充分展现了他好斗的个性，对斗争的赞美和渴望是它们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在《灯光》中，马克思对斗争赞颂道：“在如火如荼的搏斗当中，会更快诞生美好的事物。”（1）

在《感想》中，他表白自己说：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假如整个心灵都热气腾腾；

我不能昏昏沉沉地生活，

既没有风暴也没有斗争。

让别人享受到，

远离战斗呐喊的欢欣，

让温雅的祝愿与感恩的祈祷，

给别人带来其甘如饴的感情。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斗争，

永恒的热情在我胸中沸腾------（2）

一想到斗争，年轻的马克思就会“脸上放出红光”。他在《风暴》中写道：

青春的热血在激荡，

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

我怀着满腔的渴望，

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

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

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3）

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马克思加入了崇尚“批判”的青年黑格尔博士俱乐部，并很快成为其中一名活跃的中心人物。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更是迅即以斗士的形象亮相于社会舞台，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现存社会秩序“毫不留情”的挑战。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张报纸很快就被办成了一个激进份子进行社会批判的前沿阵地，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这期间，他不但亲自撰写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论战色彩的文章，将矛头直指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君主制，以辛辣尖锐的笔锋针扎当时的社会现状，而且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者。该报撰稿人罗伯特‧普鲁茨后来回忆说：“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4）结果，没几个月，《莱茵报》就因激怒了德国政府而被查封。

二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好斗性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文字生涯，二是他的政治活动。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口头暴力分子”。我们可以举《共产党宣言》为例。

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这本书有很大一部份内容是在与人打笔仗，批驳种种关于共产主义的非议，行文的口吻极富挑衅性与攻击性。

谈到对废除私有制的批评，马克思不屑地反驳道：“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5）

谈到思想的历史，马克思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驳斥说：“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名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6）

谈到传统观念时，马克思继续批驳道：“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份人对另一部份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

除了驳斥各种关于共产主义的非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一一予以审判，字里行间，充满了鄙夷和嘲讽。

他挖苦“封建的社会主义”说：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8）

谈到“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用尖刻的语言讽刺道：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9）

瞧，在书里跟人打笔仗的马克思像不像一只伸直了脖子，脸涨得通红的公鸡啊？这只好斗的公鸡不但频频向敌人发起攻击，而且还时不时地陶醉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中。正如威廉‧布兰察德教授形容的那样：马克思“从对敌人的进攻中、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中、用语言将敌人一点点的肢解的过程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他正准备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他能从对这一破坏的推想中获得真正的兴奋。”（10）

三

话说到此，如果有人以为马克思仅仅只是热衷于跟人这样打打笔仗，斗斗嘴皮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不仅热衷于此，而且在政治活动中也喜欢四面树敌，到处出击，甚至与人一言不合，就喜怒形于色。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带着尖锐而辛辣的嘲讽，他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聚会上向对手发起了进攻。他领导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向其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和宣传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炮火，将他们的主张炸得粉碎。”（11）下面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马克思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的布鲁塞尔，当时他一手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试图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架起一座互相联系的桥梁，这个通讯委员会便是后来所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

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魏特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虽然也主张推翻现存制度，但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相同。

1845年，魏特林来到了布鲁塞尔，为了争取他，新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魏德迈等人，还有马克思在巴黎认识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事后，巴维尔‧安年柯夫生动记录了马克思与魏特林这次见面时发生冲突的戏剧性情形：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像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的高傲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随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的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发言和思维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徒劳、毫无疑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呯”的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滚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12）

从事情的整个经过来看，讨论一开始，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对魏特林提出了质疑，当魏特林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话才说到一半，马克思又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很不礼貌地开始对他进行嘲讽。接着，当魏特林为自己辩护，并向马克思发起反击时，马克思竟然怒火中烧，当场就跟魏特林闹翻了，使得这次见面不欢而散。这桩事虽说不大不小，但将马克思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好斗的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常言道泰山易移，本性难改。就是到了晚年，马克思好斗的个性也依然如故。根据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中的记述，晚年的马克思年老易怒，有着日益增强的孤独感，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他的热情才会被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13）可见，即便是到了生命力衰竭的老年，能让马克思激动的还是“打击”他眼中的敌人，难怪他对于幸福的理解只有两个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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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4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454-45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588页

（4）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57页

（5）人民出版社《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38-40页

（6）人民出版社《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43页

（7）人民出版社《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44页

（8）人民出版社《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47页

（9）人民出版社《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52页

（10）《革命道德》中文版，第143页

（11）《革命道德》中文版，第185页

（12）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158-160页

（13）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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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在一篇小说中称：“我们需要新的救世主。”（1）那么谁是“新的救世主”？在写于这之前的《人的自豪》一诗里，马克思已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2）可见，在他眼里，“新的救世主”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这两篇作品都写于马克思的大学时代，它们清楚地表明，彼时的马克思已不再是中学时那个虽然自信甚至有点自负但并不自大的年轻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本文试图说明的是，这种人格转型乃是马克思内心的控制欲和虚荣心膨胀到顶点，从而导致自我认知完全扭曲的必然结果。

一

话还得先从什么是控制欲和虚荣心说起。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同对食物和性的欲望一样，控制欲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在人类演化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控制的欲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且随时都在用各种方式满足着自己的这种欲望。每个人都希望控制更多的东西，因为这种控制能力会给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带来更大的优势。

控制欲的对象是形形色色的，可以是人类社会，也可以是自然界；既包括现实的物质世界，也包括虚幻的精神世界；不仅存在于个人，而且存在于群体，包括国家、民族、种族；不但涉及政治，还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控制的层次也各不相同，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小则一个家庭，一个人，甚至只是控制自己。

虽然人人都有控制欲，但它们的大小强弱在不同的人那里却是迥然有别的。同时，控制欲也是经常变化的，可能减弱，也可能增强。一个人的控制欲一旦膨胀到极点，就会想要占有和主宰整个世界。

那么什么是虚荣心呢？

我们知道，人生活在群体和社会中，都需要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肯定。但不同的是，有的人不是一般地需要这种肯定，而是追求和执著于这种肯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虚荣心。由于不同的人追求和执著的对象不同，虚荣心的内涵相应也就不同。有的人追求和执著他人对自己容貌的赞美，有的人追求和执著社会对自身才华的首肯，有的人追求和执著于别人对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羡慕，还有的人可能并不追求和执著这些，但追求和执著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称赞和仰慕，比如对自己道德境界的敬仰，对自己社会功绩的称颂等等，我们把这称之为对社会赞誉的虚荣心。

二

童年时马克思的控制欲就很强。他的姐妹们曾告诉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那时的马克思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3）可见，马克思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控制人的人，无论是把自己的姐妹们当做马从游玩的山坡上“驱赶”下山，还是坚持让她们吃自己用脏兮兮的生面团做成的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难怪她们要称他是令自己害怕的“暴君”。

不仅如此，早年的马克思也很虚荣，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的虚荣心与财富和地位等物质因素并无关系，而是集中体现在个人的道德名声方面，是一种典型的对于社会赞誉的渴求。

马克思曾在自己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一直以来，马克思的崇拜者们都热衷于引用这段话来证明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伟大理想”，表现出了“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精神”。但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体会和琢磨这篇作文，不难发现导致青年马克思打算献身人类福利的内在深层原因，并非是对人类的同情和关爱，而是为了让自己“趋于高尚”，在道德上变得完善；而推动马克思“趋于高尚”，追求自身道德完善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完人和圣人，赢得“人人敬仰”的道德美名。

不过，客观地说，尽管马克思早年的控制欲和虚荣心都比较强，但直至他跨入大学校门之前，它们都还算不上太离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使得他的这两种欲望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按照马克思在另一篇中学毕业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中的看法，“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5）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经常会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会淹没我们追求美德的热情，生活的威力也会嘲弄这种热情，贪图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会排挤我们求知的欲望，虚伪的甜言蜜语会熄灭我们对真理的渴望。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与基督一致。“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6）可见，这时的马克思对上帝还是毕恭毕敬的，他再怎么喜欢控制人，再怎么追求道德名声，也都是以承认上帝的至尊地位为前提的，没离谱到要让上帝靠边站，由自己取而代之的程度。直到马克思进入大学，转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三

其实，早在中学时代的马克思诚心论证“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时，他的思想中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埋下了日后与上帝决裂的伏笔。

除去基督教传统文化，马克思早年的思想发展还曾受到过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来自父亲和学校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三是由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灌输给他的理想主义。

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他“深深地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他的宗教信仰是表面化的、道德说教式的自然神论。（7）

1830，马克思进入家乡的特利尔中学就读。“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曾由特利尔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8）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和马克思的父亲是朋友，两家因此经常来往。男爵很喜爱少年马克思，而马克思则视他为“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他们俩经常漫步穿过“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边走边聊，谈论思想。按照爱琳娜‧马克思的记述，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了卡尔‧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拉辛，而男爵给他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喜爱的作家”。（9）为了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马克思后来把自己的博士献给了男爵，并在文前的献词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10）

无论是来自父亲和学校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还是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灌输给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的理性、精神、自我的强调，与传统基督教文化显然都是不尽一致的，有着足以动摇宗教信仰的危险性，这就为马克思进入大学后的思想剧变种下了种子。

四

果然，跨入大学校门后，这些危险因素便在新的思想氛围的影响下和青春期内心危机带来的精神震荡中迅速发酵，给了马克思原有的信仰以致命的一击，很快，他就由一名有神论者转身一变，成了一名激进的无神论者。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一时还很难确定发生这一转变的准确时间，但至少在写于1836年左右的《愿望》一诗中，马克思已直言不讳地宣布了与上帝的决裂。这种决裂实际上也是他与神的决裂——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在欧洲，人们谈到神，多半都是指上帝。

马克思在这首诗中写道：

你已经做出决定——对你说来，

当然啰，天门将会为你敞开，

你的精神将会长留在那儿-----

这全是一场空，要腐烂衰败！

精神于我何有，天堂算什么？空空！

你，只不过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

要知道，蕴藏在我胸怀里的一切，

不知时间为何物，也不知道天公-----

---------

如愿意，你就去供奉上帝——

你已经从他的内部站起，

你不能够使我同他和解，

我和他已经永远扬镳分离。（11）

从上述诗句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决定与上帝“永远扬镳分离”，是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也好，天堂也好，都不过是“一场空”，“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换句话说，此时，他已彻底否定了上帝和天堂存在的真实性。

如果说在这之前，对上帝的信仰一直使马克思的控制欲和虚荣心受到某种抑制的话，那么现在随着这种信仰的瓦解，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抑制它们了。犹如脱缰的野马，这种不受抑制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使得马克思的自我迅速膨胀，很快就把他变成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

六

从早年的喜欢控制人和渴求道德名声，到大学时以救世主自居，马克思的这种个性发展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

试想，当人的控制欲膨胀到顶点时，他想控制的会是什么？那显然不会再是有限的东西，而是整个世界。同样，当人对社会赞誉的虚荣心发展到极限时，他想获得的会是什么？那显然也不会再是有限的名声，而是所有人的顶礼膜拜。不仅如此，控制欲和虚荣心都膨胀到顶点的人，不但将渴望把整个世界捏在手中，而且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它捏在手中，不但将期盼被所有人顶礼膜拜，而且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完全值得被他们顶礼膜拜。

那么，谁能够控制整个世界，同时又被所有人顶礼膜拜？当然只有救世主了！因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救世主既是世界的主宰，又是美德的化身和极致，只有他才能控制整个世界，只有他才会被所有人顶礼膜拜。正因为如此，在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背境里，一个人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一旦膨胀到顶点，必定就会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换句话说，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乃是人的自我膨胀到极限，从而导致自我认知完全扭曲的必然产物。

这其实就跟不断往气球里打气，气球就会随之不断膨胀，打到极限时，气球就会随之膨胀到顶点一样，随着控制欲和虚荣心的不断膨胀，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自大，当控制欲和虚荣心膨胀到极点时，人的自大也会随之扩张到顶点，以至于把梦想中的自我完全当成了真实的自我。马克思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形象地讲，他就是一只被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撑大了的气球。

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像人的所有的欲望一样，追求自身的满足也是控制欲和虚荣心与生俱来的天性。满足又分两种，一种是真实的满足，一种是虚幻的满足。就控制欲而言，真实的满足就是一个人真地控制住了他想要控制的对象，而虚幻的满足则是他在想像中而不是在实际上控制住了想要控制的对象。虚荣心的满足同样如此。对于一个渴求社会赞誉的人来说，如果他人和社会真的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纷纷都在称赞和仰慕他，他的虚荣心当然就得到了真实的满足。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并没有从他人和社会那里获得他想要的社会赞誉，却自以为深受他人和社会的好评，当他陶醉在这种感觉中时，他的虚荣心也能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就是一种虚幻的满足。

就马克思而言，当他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救世主自居的时候，他的头脑里是不是充满了一种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我”就是一切，什么事都由“我”说了算，都取决于“我”的意志，而且所有人都跪倒在“我”的脚下，都在对“我”顶礼膜拜的感觉？那是肯定的。这种感觉不就是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的一种虚幻满足吗？！——因为它仅仅只是发生在马克思自己的想像中，并非发生在现实中。换句话讲，极度膨胀的控制欲使马克思在想像中把自己当成了全知全能的救世主，不仅如此，极度膨胀的虚荣心还使他在想像中把自己幻化成了尽善尽美的上帝。就扭曲马克思的自我认知而言，控制欲和虚荣心的作用可谓殊途同归。

话说到此，我想大家都该明白了，以救世主自居其实不就是地地道道的意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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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8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65-669页

（3）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第三版中文电子版，第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8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820页

（7）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第三版中文电子版，第7页

（8）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第三版中文电子版，第10页

（9）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第三版中文电子版，第1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18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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