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中国人猴急 一窝蜂买房到底傻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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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最具“刚性”的东西可能就是房价了，虽然政府雷声加雨点地出台了诸多楼市调控措施，但7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继续大幅攀升，显示监管部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未见成效。而支撑房价居高不下的，则是房屋销售的迅速反弹，据说5月至6月房价略微下滑又吸引买家重新出手。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按理说中国人“猴急”买房并不是个聪明选择。刚刚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虽然当月CPI同比增幅为3.3%，增速达到年内最高，但PPI同比增幅却只有4.8%，幅度为2月份以来最低，再综合考虑中国7月份进口增幅大大低于预期以及美联储认为经济复苏步伐正在放缓等因素，可以说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并不高。一些人在这种宏观环境下再度踊跃买房，与其说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侵蚀个人财富，不如说是看准了政府不会再进一步紧缩宏观经济政策。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随着通胀担忧的缓解以及工业生产增长的放缓超过预期，中国政府很可能将加快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并辅以基础设施支出来稳定经济增长。换句话说，2009年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节节推高房价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有可能重现，现在趁楼市处于胶着状态之际出手买房，不失为聪明的做法。

　　也难怪这些人会这么想，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房价的不断攀升一直是对连体儿。中央之所以能调动起地方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是因为这些建设能提高地方政府拟拍卖土地的价值，增加地方的卖地收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地价不断上涨(这必然导致高房价)为诱惑，地方政府恐怕也难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靠基建投资刺激中国经济增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有人可能会说，在政府大力调控楼市的环境下就算基础设施建设指望不上，还可以靠大搞保障房建设来拉动GDP增长，在笔者看来这恐怕又是一厢情愿。保障房建设用地也是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来的，或是通过旧房拆迁腾出来的，政府在支付征地补偿和拆迁补偿时需按新建楼房的市场价结算，而保障性住房的销售价或租金肯定低于市场价，也就是说，在楼价保持平稳或逐步下降的情况下，保障房建得越多政府赔得越多，之所以至今迟迟没有数据能支持中国政府今年将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目标，其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因此，要想证明眼下“猴急”买房是正确之举，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国房价的环比涨幅近期开始显著回升。虽然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说，北京市新建住房价格7月份环比上涨0.3%，但这一趋势能否持续下去，并在其他大中城市蔓延开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因为这种局面所蕴含的政治代价确实太大，大到了政府不敢轻易尝试的地步。最近有报道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银行已经主动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这说明政府并不敢贸然揭开抑制房价的盖子。中国股市周二在7月份进出口数据公布后大跌2.89%，或许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者突然醒悟到，政府在刺激经济方面的活动余地已经十分有限。

　　虽然许多专家都“雄辩”地证明中国楼市和中国股市有本质的不同，但从政府是最大庄家这一点看，中国楼市和中国股市确有巨大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猴急买房的人，就像是在A股处于胶着状态时仍义无反顾投身其中的中国股民。既然投资大师安东尼•波顿能在中国股市前景不明的眼下依然看好中国消费类股，谁又能说中国“楼民”现在毅然入市买房一定是在冒傻气呢？
来源: 华尔街日报

swiper

许多人不是猴急, 而其实需要买房子.  现在的城市新居民, 既没有老辈传房子下来, 又没有政府的廉租房可用; 租城里老居民的房子, 便宜的破旧不堪, 新的嘛租金昂贵, 等于帮房东还贷.  你叫他们怎么办?  :sigh:

dandenong

中国人的买房情结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房地产难题，今天困扰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

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吗？

然而，批判归批判，事实却比冰还冷。历史学家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李先生写这段文字是在1950年代中期，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规律还是规律。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司马迁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点破最后的秘密吧。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所以早早的就把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化。这个有多早呢？说出来吓你一跳，早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归国营化，那时候，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还在猎人头玩。从此以后，秦汉唐宋明清民国，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国家无不收归国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对外贸易，到矿山铁路，到银行电信，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国资委，专管此事。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钱比农业多，可是谁也不敢往大里玩，因为千年以来的教训告诉大家，你搞得稍微大一点，一定会与“国家利益”冲突，一博弈，要么灭家要么抄产。我曾经算过一个数字，以用途最为广泛的铁器工坊为例，从先秦到晚清，最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不过千人，2000年间规模几乎没有扩大过。

法国的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写道，无论中国还是伊斯兰教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因而，最成功的商人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在哪里再投资他们的利润。他最后说，“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正因此，司马迁的第三段话就如幽灵般的出现了：大凡在工商业中赚了钱的，马上转身去购买土地，是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言论至此，读者应该明白，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

回头说到今天，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近年以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因“国进民退”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解决之道何在？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活跃工商业经济，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