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分子就一定清贫吗?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
据报道,在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
下面以梁启超、胡适和鲁迅三人为例,具体分析一下他们当时详细的经济收入状况:
据报道,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约合今人民币800元)。
据报道,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0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10月25日胡适又写信给母亲说:
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据报道,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
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
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 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
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000多银元(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 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10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笔者注:1912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50多元;192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的40多元;193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35元以上。)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在上海已经可以不为几个钱而替“官场帮忙”或为“商场帮闲”,他完全靠版税、靠稿费生活。
来源:国际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