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 : 遇罗克与血统论的生死搏斗

chendu

中国沦为史无前例的一党专制六十年。在北京豪华的大庆之中，无数的歌功颂德，没有一个人说过共产党致胜的法宝中，有一个“血统论”的政策。在描述一九四九年的一代失败者惨痛故事的畅销书中，也找不到“血统论”的影子。这是历史的盲目，历史的不公。

在毛时代近三十年的严酷统治时期，大张旗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在接连不断的每个政治运动中，渗透在社会和体制的每个角落。纲举目张，天网恢恢。没有一个家庭、一个人能逃过这张大网的笼罩和纠缠，无论是祸是福，是家破人亡还是骄奢淫逸。所谓“阶级斗争”，已经完全脱离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规范，变成粗野的庸俗的“出身决定论”。在少数特权份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同时，将一部份人定为“地富反坏右”份子，成为社会不容置疑的公敌，组成一个受侮辱、受损害，永世不得翻身的阶层。

这个阶层以四十年代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战败者为主体（在中共执政之初已被毛泽东下令按比例杀掉了近百万人），加上执政后“新生”的反革命及右派份子，这个数以千万计的阶级是法定的被专政对象。而祸延这个阶级的家庭成员和亲属，繁衍蔓生者不计其数。封建时代的“株连九族”，只限于一定的犯罪者，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害者，则是仅仅因为有血脉相连的关系——这种血统论便成为中共整个统治架构中一个最有力的支柱。

到了毛发动的文革，这种阶级政策撕破一切遮羞布，由一班涉世不深的红卫兵赤裸裸地鼓吹出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卫兵张扬的这幅革命对联，只不过是说出了他们父辈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事。他们自称“红五类”，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则是“黑五类”，“狗崽子”。长辈在台上批斗走资派，他们在台下横扫牛鬼蛇神，光天化日之下，一个红八月，在首都北京活活打死一千七百多人。红色恐怖蔓延全国，湖南道县几乎“一夜之间”，竟然将全县四类份子及子女斩草除根杀死九千余人。

至此，毛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治国路线，已经变为“阶级灭绝”罪行，其践踏人权残暴不仁的性质超过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歧视，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也没有达到如此野蛮的地步。要特别指出的是，毛的阶级灭绝政策，最令人伤心悲痛的是对那些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的歧视与迫害，这些无辜的稚嫩的生命和心灵，从出生到成年饱受凌辱和不幸，甚至被迫和父辈一道做牛做马，没有快乐、没有未来，那是人类社会最可耻的禽兽不如的残忍。

在介绍本书之前，以上背景的说明至为必要，否则，不能解释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不能解释遇罗克。遇罗克正是生长在上述那个时代，他在毛的专政淫威下度过凄风苦雨的少年，然后在青春年华勇敢挑战血统论，最后被残酷枪杀于一个十万人公审大会之后，他只活了二十七岁。

据说，今天中国年轻一代，有些人连“赵紫阳”是谁都不知道，就像八九北京学运的知名领袖不知道魏京生一样。当今中共领导人走黑路怕遇到鬼似地害怕真实的信息流传，造成了历史的断裂和一代人的无知。上千名遇罗克案的株连者，都选择了沉默。而现实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毛后三十年，中共奉行千万倍于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政策，他们相信形而下的麻醉，胜过形而上的洗脑。上大学再不必填写家庭出身，有钱随时可以来香港“血拼”，甚至中学教员袁腾飞上课消遣毛泽东，也没有关进秦城监狱……那么，共产党是不是放弃了“血统论”？纪念遇罗克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为民请命、舍身取义，是如文天祥所讴歌的古已有之的书生传统，遇罗克便以“乾坤特重我头轻”的献身精神，成为毛泽东暴政下光荣牺牲的代表者。据本书王锐先生的考证，在为时不到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类似遇罗克这样的“文革思想者”，被当局处决的“起码有一万人”。这已经大大超过被红卫兵在北京乱棒打死的人数，他们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无法表示对这些英雄们的哀思和敬意，甚至他们的姓名也无法找寻。

遇罗克在历史上留下英名。他给中共血统论以沉重的一击，建树一个不屈的象征，这本书会告诉我们，他的代表性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的人格特质，尤其是他的好学深思与每天在日记中的自省。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博览群书，自强不息，在铁窗下也不懈怠。他在写出《出身论》之前，就已发表文章向权威姚文元、陈伯达挑战，这显然不是只有勇气可以达到的境界。

除了遇罗克个人的启示外，我们也看到，毛时代深植的血统论，就如政治上的独裁一样，迄今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存在的方式。代替对黑五类的粗暴压制的是，血统优势的特权泛滥国中。最为突出的是，以红色基因为渊源的高干子弟，俗称“太子党”，在毛后时代中从未放弃他们的特权占有于万一，他们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成为新贵阶层。数据显示，中国走资三十年，亿万级富豪已达五万五千人，“太子富豪”占据国计民生的大部份高层职位，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政治上，太子党也占据党政军许多重要部门的权力要津，乃至十八大的最高权力争夺，高干子弟已由江泽民、曾庆红系推上了接班地位。红卫兵对联只需稍改而已：“老子英雄儿掌权，老子反动儿滚蛋”。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提出“对联”被遇罗克痛批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谭力夫，九十年代公然出任“故宫博物院”第一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谭的出身并非史学而是高干之家。至于毛派传人，乌合之众，至今还在“乌有之乡”逍遥怀旧，叫嚷张志新、遇罗克反毛该死。

因此，遇罗克和血统论生死博斗的故事虽已过去了四十年，仍给人温故知新的无限感触，说明这种封建传统，在中国是何等顽强而深厚！林昭在反右运动后，对谭天荣说，这场较量，我输了，但这不算完。来到文革，遇罗克的抗争，又一次输了。六四的学生们，也以血洒长安街而告终。中国读书人的鲜血，就这样前仆后继地灌溉着这块土地。正如遇罗克所盼，度过严冬，终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只有在那时，血统论和它派生的人间悲剧才会成为历史。

本书的出版，除了我们长久的一份心愿之外，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是一位重要的推手。她为亲爱的哥哥四十年祭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是本书最精采可读的部份。罗锦在毛时代也是备尝艰辛，泪水和屈辱伴随她的女性成长。遇罗克是她的偶像，她也和她的兄长一样自学成材，文革后凭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登上文坛。但是她的写实风格和反叛意志不容于党性文化，八十年代因《春天的童话》遭到猛烈地围剿，被咒为“堕落的女人”。无奈之下，于一九八六年流亡西德，继续为写一本不受删剪的书而奋斗。定居德国二十年来，先后出版《一个大童话》和《童话中的一地书》，连同本书的剧本，她说，这是她在完全的创作自由环境下出版的属于她的三本书。

遇罗锦在苦难中成就为一位极有个性的“女性作家”。中国八十年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认为，遇罗锦文学上呈现的性别告白，直抒胸臆的直率，不避隐私的勇敢，至今在中国文坛也是罕见的。她为此，“所承受的压力，也许比她哥哥还要沉重，同样需要勇气和孤胆。”

今年是遇罗克英勇牺牲的四十周年。有关遇罗克的书，一九九九年有徐晓、丁东、徐友渔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十年来，又有一些研究者的新作发表，包括对周恩来在批准遇罗克死刑上的责任的探讨等，都收入本书中。这是海外有关遇罗克的第一本书。开放出版社对本文集的所有作者，谨致诚挚的谢意。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让今天年轻一代知道，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有一个和他们一样年轻的生命，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怎样献出他的全部智慧和青春，而被人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2010年8月9日．香港）

请参阅2010.3月关于遇罗克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