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魁女儿瞿独伊：自己人整自己人 比国民党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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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监狱到秦城监狱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启程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
那时，我们还没有受到什么虐待，院子锁着，没有自由，但是房间没有锁门，大家可以互相来往。中间搬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第四监狱，待的时间最长。吃饭是一天两顿，一桶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放一点盐，然后一木箱馒头，馒头里面掺了沙子，吃起来哧溜哧溜响，馒头不限制，随便吃，但是没什么营养。

刚进监狱时，我们带了一些衣服，我还带了溜冰鞋，托看守帮忙变卖，买了一点羊尾巴油，吃馒头的时候抹一点，就有油水了。我们还买了葡萄干和牛肉干，牛肉干舍不得吃，一年四次节日的时候，我们趁机给男监的同志，一人送5、6个牛肉干。我们自己主要是抹点羊尾巴油，吃点葡萄干。

一共有150人被关押在那里，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毛泽民、陈潭秋、林洁如三位同志就被杀害），或者早就叛变了。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分乘 10辆大卡车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个窝头，5分钱的菜，一个月12元钱。那时说我们都是叛徒，我则是“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说我们集体叛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也具体说不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上班，先被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上厕所，要敲门叫人来开门。有人就开，把我押到厕所去，回来再锁上。没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8期，口述：瞿独伊 撰文：周海滨 原题：《瞿秋白女儿独伊追忆父亲：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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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文史参考》第八期刊发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的回忆文章《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揭露文革期间，瞿秋白一下子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变为「贪生怕死的叛徒」，他的家属以及生前好友均遭株连。文章透露，那时候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当年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在盛世才的新疆监狱里都没有受过刑的人，在「文革」的时候却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杨之华，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的。文革初期，不仅瞿秋白本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坟墓被红卫兵挖掘毁掉，还曝骨扬灰，就连他家乡父母的坟墓，也都统统被摧毁踏平了。


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在福建长汀瞿秋白纪念馆开馆仪式上。(资料图片)

　　瞿秋白评价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是谁让「瞿秋白九泉之下仍遭受莫大凌辱」的？文章的结论是，「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才硬把她父亲打成「叛徒」，使瞿秋白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的。可以说，这样的定论，依旧还是老一套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结论，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也直接影响了这篇文章的力度与可信度。

　　历史不容戏说，中共在对瞿秋白评价问题上，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天壤之别的褒贬损誉，有著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据《瞿秋白年谱》记载，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作出高度评价，称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一封覆信中，热情颂扬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给他以崇高的评价，信中说：「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是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由周恩来主祭，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周恩来亲自抬著瞿秋白的骨盒，放进墓穴内。

　　然而，到了一九六二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司马璐所著《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馀的话》，以及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便急切地想把这两者与他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作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于是，便有了流传甚广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最高批示。他质问道：「《多馀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周恩来往瞿秋白头上大泼污水

　　这时候，马上站出来讨好和迎合毛泽东旨意、将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并往瞿秋白头上大泼污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周恩来。手中有一本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师大井冈红军编写的《瞿秋白批判集》，内中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中提到瞿秋白是叛徒的几次谈话，兹摘录如下：

　　一九六四年六月，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说：「抗战初期曾经有人问我们买不买瞿秋白的《多馀的话》，当时我们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现在了解，瞿秋白确实写过这篇文章。」

　　到了这年七月中旬，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李秀成问题时说：「瞿秋白也有这个问题，也是晚节不终。」这时，毛泽东插话了：「《多馀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

　　一九六五年十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博物馆撤掉了瞿秋白的照片。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时提到：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刑前写了一篇《多馀的话》，这篇文章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状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讲话指出，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馀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做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接见广西联指时，周恩来仍提到「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吧。前五代的领导人都有问题，这不影响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第一代陈独秀是托派，是反革命；第二代瞿秋白，是个叛徒，我还要写篇批判文章。」

　　可见，在不到三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说到瞿秋白是叛徒，而且言之凿凿，直言不讳。文革期间，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的瞿秋白墓地被红卫兵砸毁，尸骨无存，周恩来有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的多次谈话与提议，对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员令。而当其时，「四人帮」这个所谓的反革命政治集团还没有形成，除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之外，王、张、姚还未进中央，何来的如瞿独伊文章中所称的「叛徒」帽子是「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说有人「强加」的话，那只能是周恩来个人强加的；如果追溯历史责任的话，源头正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之所以非要把叛徒的帽子扣在瞿秋白头上的目的，一是逢君之恶，投其所好；二是撇清自己在历史上与瞿秋白的亲密关系。

　　而这段史实，对周恩来个人的负面形象来说，也许正是另一种「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