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超：论十年文革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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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9日，《南方周末》上刊登了季羡林之子季承回忆父亲的文章。说到文革，季承的文章写道：“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确确实实整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份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他的这段话是说，第一，造反派是整群众黑材料的罪魁祸首，黑材料是造反派整的。第二，文革令人恐怖的所谓红色风暴，也是源于造反派。这样一种理论，大量地见之于报章，也见之于许多领导同志的讲话。这种理论，可以称之为造反派文革罪行负责论。

不久前，看到另一篇文章，是瞿秋白之妻杨之华的女儿写的。讲到瞿杨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一个劲地说是四人帮的迫害。瞿是个文学家，当过中共的领袖。他是书生气质的文人，他的这种气质是不适合当中国革命的领袖的。结果，他以所谓极左路线而受到批判。他在红军长征时被当作留守人员，不久，他被俘。他被杀之时，坦然而慷慨，国民党人对他还算人道，居然没有将他的喉咙割断，让他吃了顿好酒好饭，还听任他唱了国际歌，听任他喊了几句万岁之类的口号，然后才执行死刑。他后来被党所推崇。周恩来曾作过报告，对瞿秋白推崇备至，号召全国向秋白学习。1965年，戚本禹发表批判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毛泽东对瞿秋白临死前写的《多余的话》非常不满，作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对主席的思想历来紧跟，于是也立刻在多种场合批判瞿秋白。文革风暴兴起以后，有一次他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又点名批判瞿秋白。这一次讲话影响巨大，周威信崇高，他提供的炮弹当然不会有错，革命的人们连夜行动，将当年党隆重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墓地的瞿秋白掘墓毁尸。文革中，瞿秋白的妻子杨子华也被迫害致死。杨之华当年在新疆坐过军阀盛世才的牢，吃了苦，但没有死。如今，杨之华坐上了无产阶级的大牢，亲身体会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终于折磨致死。杨之华的女儿在写这一段历史时，义愤填膺地说，她们的母亲和父亲受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迫害。不过，我觉得瞿杨的冤案与四人帮关系不大，倒是与毛泽东、周恩来关系密切。瞿秋白定性为叛徒的时候，他被掘墓扬尸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诞生呢！林彪集团也毫无形踪。杨之华被迫害致死，也压根儿不是四人帮指使的，现在居然也要四人邦和林彪负责起来。

对于文革的责任，有一种很流行的理论是两个集团负责论。这是中国社会目前的主流观点。例如，由某历史学家主编的国家重点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国通史》第二十二卷中第三章《刘少奇》中指出，1966年，“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957页）该书在论述文革的发动时指出，“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姚文元点燃的。毛主席千不该万不该，竟然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要是不支持，文化革命的发动，他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刘少奇被打倒是因为江青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文革的发动是姚文元的文章。总之，毛泽东无须对文革负责，该负责是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

中国人真是个健忘的民族，历史才过去几年，但是已经是“真作假时假作真，无为有处有为无”了。现在，中国人在不断的灌输之下，已经普遍认为，文革的上层责任者有两个，一是四人帮集团，一个是林彪集团，文革的下层责任者（也是直接的责任者）有一个，那就是造反派。造反派被认为是文革的直接破坏者和直接加害者。在许多种回忆录里或历史书中，都将文革的苦难和国家的损失，一股脑儿地推在造反派的身上。许多时间以来，大量的文章、文件、回忆录、报告文学，都在讨伐造反派。造反派，成了文革时代所有罪恶的承担者，成了文革时代所有坏事的作恶者。例如，辞海“造反派”这个词条中说，“不少造反派在造反的名义下拉帮结派、乱打乱斗，使全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从来没有人问一下，造反派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怎么产生的？造反派真的做尽了坏事吗？他们真的要对文革的罪恶负责吗？他们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我是经历过文革的。当时的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称为“造反派组织”，因为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的信说，造反有理，他老人家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老人家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1966年我在革命大串联的时候，在全国参观过数十个城市和上百个大学，参观过无数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展览。会上展出那些抄家的成果、斗教授、斗群众的照片等等，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应有尽有。但是，取得这些成果的时候，造反派还没有诞生，四人帮还没有诞生，林彪集团还没有形成。瞿秋白墓地的破坏就在这个时间段里。我所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与上述两位的回忆录的结论是有矛盾的。他们说的，不符合文革的史实。

第一，季大师被整黑材料，瞿秋白被掘墓扬尸的时候，当时领导运动的，在中央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破四旧，横扫一切，斗教授，斗鬼风（所谓牛鬼蛇神，总之是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抄家，揪反动学生，打教师，剃阴阳头，驱赶北京十万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等等，都是在党委领导文革时出现的。第二，文革初期各种单位的运动，都在党委的领导之下进行。斗争谁，抛出谁，都是由各级党委确定的，与造反派毫无关系。第三，在运动初期，造反派还根本不存在。在学生中间，初期的红卫兵组织是在党委领导下产生的，产生的时间至少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号召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即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在工矿企业，是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前夕才开始产生，在一月风暴期间达到高潮。运动初期造反派还没有诞生，运动完全处在党委领导下，季羡林的儿子说运动初期造反派整了大批群众的黑材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连老干部、连学者的回忆文革的文章，都将历史事实说得似是而非，颠颠倒倒，历史完全变成了一堆糊涂账。这种糊涂账的产生，是有些人为了一党一派一伙一己之私，故意地把水捣浑的。因此，厘清文革的历史责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文革责任的内涵

文革责任的内涵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发起、领导文革发生的历史责任。即，文革为什么得以发生，是谁发动的，是谁领导的，等等。策划、发动、领导文革的人，最应该对文革的罪恶负责。

第二个，文革中执行、推行文革错误路线的责任。文革中的错误路线的推行，是有一个过程的。文革的发展，也是有着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中由不同的人领导着，起着不同的责任。例如，文革的初期，刘邓曾领导过运动，他们推行的文革路线，是抄家，斗鬼，破四旧，抓反动学生。有一个阶段，文革是由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但后来，毛泽东本来宠信的王关戚又被毛泽东打倒了；1970年起，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无产阶段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林彪副统帅又不被信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进了秦城监狱了。可见，文革的责任问题，是需要分析的。有些人在文革中虽然也被批判，但是，他们实行的文革路线，其残酷性和危害性并不比毛泽东的文革路线逊色。另有一些人，内心与发动文革的人、提出文革路线的人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也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执行着文革路线，在历史面前，他们也是负有责任的。

第三个，是文革中种种历史事件的责任。这些历史事件的责任，大都没有认真地清理，全部简单化地放在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两个大箩筐里。这是需要认真查清的。例如，文革初期的抄家风、破四旧风，抓反动师生风、斗教授风，打人风，掘墓风，等，是怎么产生的，是谁操纵的，是谁的责任？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他没有下过抄家、斗鬼、抓反动学生的指示，他甚至没有想到过，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们会那么激烈地批斗朱德。这些大破坏活动，都不能让毛泽东直接负责。又如，文革初期中国陷入了所谓红色恐怖，它是怎么产生的，是谁在领导？这是需要认真清理的。1966年夏天文革初期北京及全国的斗争知识份子风、抄家风、北京大规模打死人命事件，等等，究竟谁是发动者，谁是直接责任者，谁是施害者？有一些严重的历史事件，有必要查清历史事实，查清领导责任。例如，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大规模杀人事件。历史是需要搞清楚的。我们应该对后代有个交代。

这就是说，对文革的责任要作具体分析。当年发起、领导或执行文革路线的人，如今多数作古，活着的也是垂垂老人了。这更需要客观地搞清事实，分清责任。我们需要客观地，实事求是的分析。现在，把一切责任推给四人帮、林彪集团和造反派，这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经不起理论分析的。

林彪集团不应对文革的发生和破坏负主要责任

说林彪或林彪集团要对文革的历史负主要责任，这种说法不够正确，依据不充分。

首先，林彪从来没有对文化革命的纲领、计划的制订有所参与。也没在文革初期和整个过程中，参与全局性的领导工作。

作为文革准备阶段制订的纲领性文件的《二月提纲》是刘邓搞的，第二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是陈伯达、康生等人搞的。林彪都没有介入。林彪介入文革，主观的心态上是被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要选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是不情愿的，推辞的。九大中将林彪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写入党章，不是他所愿，他曾四次拒绝，两次书面表示拒绝。后毛泽东有批示，一定让他当副统帅，他将有毛批示的文件撕碎、掷掉，由叶群捡了起来。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书面报告要求辞职养病，也没有同意。此后，林彪对文革处于怠工状态、边缘状态。

第二，林彪对文化革命是有所抵制的。

毛泽东在文革初起时，暗示林彪要给江青在军队里安排一个职位，林彪作了抵制。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不能让那“婆娘”插手军队的事情。当毛泽东带信林彪，要求给江青安排军内职务的时候，林彪要求有毛泽东的书面指示，结果毛始终不愿意写，林也始终没有安排江青职务。当毛泽东委托江青到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林彪的态度是冷淡的，后来见报的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泽东作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江青造势。这个做足了声势的文艺座谈会，其实是毛泽东委托江青开的，毛泽东用了林彪委托的名义，是为了避开丈夫委托妻子的尴尬。这个座谈会，实质上与林彪无关。到九大时，林彪提出的建议是：结束文革；对文革中被整的750万人应取宽容态度；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发展生产，国家进入正常秩序。1970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提出五点看法，“请主席指教：对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全面恢复党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村公社、社会秩序；抓战备，发展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止内战。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宽恕处理。”历史地看，这些建议是正确的，有益的，如果照着做，可以极大地减少文化革命的损失。这样的主张，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出，是由林彪直接提出来的。这些建议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林彪主持的、由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主旨是要结束文革，发展生产。这个文件被毛泽东所否定。后来毛泽东采纳了张春桥主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九大报告。林彪在九大念的报告，并不是他内心的主张，他是奉命读报告。出于对报告精神的不满，他此前没有看过报告。叶群事后说她担心林彪念错，林彪则愤愤地说，念错才好呢！可见，林对九大报告的精神是不满的，内心是抵制的。

第三，林彪集团至少在文革初期，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文革初期，邱会作、李作鹏等人都受到很大冲击，缺乏与林彪结成集团的条件。即使这些人后来得到了解放，担任了重要职务，与林彪也没有亲密关系。据吴法宪的说法，他们几年中与林彪难得见上一面。这种疏离的关系，与所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不相称的。几年不见面的反革命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后来成了一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的九大到1970的庐山会议的一、二年间。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被认为是反党阴谋集团，毛泽东发起了批林整风，陈伯达被捕，黄吴叶李邱被逼检查。1971年，林彪死于蒙古的温都尔罕，他的几个部下也在那一年被关押。文化大革命仍然继续着。文革的后半段，林彪派系的人，死的死，关的关，批的批。此后，文革又热闹了五六年。早已死去的林彪、早已消失的林彪集团，怎么能对十年的文革负责呢？再其次，林彪、黄永胜他们的权力十分有限，林彪虽然是副统帅，实际上他没有权，他也不要权，也不管事。黄永胜几个，至多只管军队的某一个方面。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司法的进行、教育的发展，等等，他们无法负责。他们的权力极其有限，他们无权管全局性的工作，至多只是军队部门的办事人员而已。要让林彪等人负责，不是很勉强吗？

十年文革，林彪介入是毛泽东硬拉入伙的；介入后，林彪是不大管事的；后五年，林彪早已经死了，要负责也负责不起来。因此，文革的责任，是无法让林彪负主要责任的。更何况，林彪倒是第一个批判文革路线的人。他对文革的批评，标志着文革的失败。当然，林彪对于文革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他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起了很不好的影响，最后，造神运动也被毛自己所否定。毛需要林彪支持的时候，支持了造神运动，从造神运动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不需要林彪的时候，又否定了造神运动，从而体现了伟大领袖谦逊的优秀品质。这样，他个人崇拜的目的达到了，体现优秀品质的目的也达到了。伟大领袖的伟大领导艺术是多么炉火纯青啊！

四人帮对文革也不负主要责任

四人帮对文革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但要让他们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也是不合理的。四人帮不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也无法对文革负主要责任。

首先，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介入。那时候，四人帮根本没有产生。四人帮王张江姚中的第一位王洪文还在上海一个棉纺厂的保卫科里当一个小科长。四人帮是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王洪文调任中央起才逐渐形成的。毛林翻脸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事件发生是在1971年。而此时，文化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文化革命破坏性最大的过程已经过去。此时，刘少奇已经打倒，破坏极大的抄家风、批斗风的高潮已经过去，清理阶级队伍已经完成，老干部开始逐渐解放。四人帮形成以后的主要活动只是批林批孔，只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这两个阶段，在翻江倒海的文革中只是余波，其破坏性与文革高潮期相比，那是不可相比的。

其次，四人帮只是一个秀才班子，他们是毛泽东文革思维的鼓吹者，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文革中所有的全局性事件或重大事件，例如倒刘、批林、批孔、批水浒、批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毛泽东直接决定、直接领导的。批评周恩来的运动，也是毛泽东直接主使和策划的，而且似乎没有通过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通过王海蓉和唐闻生这两个小女子。如果没有毛的授意，四人帮根本不会这样做。四人帮是左的，对文革是有危害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文革祸害的主要责任者。他们至多只是执行者，信仰者，文革思潮的鼓吹者。但后来把四人帮的责任夸大了。历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说，“1965年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它，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发生。”这个大历史学家简直是在说笑话。姚文元一个普通的作者会自说自话地写这种文章吗？没有江青的组织，这样的文章会发表吗？江青没有毛泽东的旨意，她有这个胆量吗？一篇文章会导致文化大革命吗？说海瑞罢官一文“导致”了文革的产生，把文革的责任推到了姚文元的身上，这与历史的真实相差太远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有错误的，但是，它与文革的责任是另一回事。

再其次，四人帮至多在主管意识形态方面掌了一点权。其权力十分有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许多更重要的部门，他们是管不了的。例如，经济部门不是四人帮所掌控的，但经济照样到了崩溃的边缘；外事部门不是四人帮插手的，外交方面有很多成绩，但也有许多错误；公检法部门并不是四人帮直接掌控的，但是，问题仍然非常惊人，四人帮对此也是难以负责的。

四人帮当然对于文革的错误是有责任的。他们的责任主要在于，他们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和部份的执行者。四人帮是在中央路线下工作，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工作，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或者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因此，文革总体的错误，全局性的错误，应该由中央负责，由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负责，而不应由四人帮负责。

顺便说一下，四人帮与党内老干部的矛盾，与华国锋等务实派的矛盾，是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果党内有民主机制，是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求得解决的。一时不能统一，也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必、也不应用非常规的手段去解决，应该用路线斗争的办法解决。用这种方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四人帮的唯我独革的左派幼稚症是一个重要因素。

造反派更不应对文革的罪行负责

造反派组织是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产生，一是因为毛泽东出于他的政治需要，需要冲击一下他的政敌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即干部基础。在他的潜意识中，六二年7000人大会上，干部们大都站在刘的一边，他们是修正主义上台的社会基础，因此，需要审查一下，冲击一下，让他们触及灵魂。对他们的冲击需要群众运动。二是中国社会确实长期压制了相当一部份人，他们在文革初期也是受到压制的。这些受着种种压抑的人们，内心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舒张长期受压心态的愿望。三是文革初期刘邓领导下的文革，把文革当作一场新的反右运动，引起了广大群众对这条路线的不满和反抗。因此，一旦群众可以自由成立组织，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

现在造反派被妖魔化了，仿佛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这与文革的历史事实是相违背的。造反派是不应、也是不能对文革负责的。

第一，造反派是文革风暴掀起相当时间后才产生的。

文革破坏最严重的时间是在1966年初期6-8月这个阶段，这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坏阶段。文革中，抄家、批斗、喷气式、阴阳头、游街等破坏性极大的社会事件，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大批人被打死、杀死，许多人自杀，也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中，造反派还没有诞生。自然无法对文革初期的破坏性后果负责。造反派是在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全会起到上海“一月革命风暴”这个时段中逐步形成的。当时全国形成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例如上海的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而1966年的抄家风，斗鬼风，牛棚风，破四旧风等早已发生。对此，没有问世的造反派是无法负责的。

其次，造反派从来没有单独掌过权。

1966年文革初期，运动由刘邓领导。期间，各地的文革运动，基本上在党委严密领导下进行。各地的运动，一是由各级党委抛出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作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进行批斗；二是抛出对左的路线跟得不紧的干部作为运动对象，以此表示自己紧跟运动，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许多领导运动的人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自己，二是袭用了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的常规模式。文革初期全国各地大破坏、大抄家、大斗争的横扫牛鬼蛇神运动，都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期间中央的领导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文革初期各地的破坏，应该由各地党政领导负责。中央应该由刘邓领导的书记处来负责。全国的运动，包括全国的斗鬼风，抄家风，打人风，等等，都是在刘邓领导期间发生的。这一期间文革运动发生的事情，根本不能由造反派来负责。造反派此时不仅没有产生，后来参加造反派的许多成员还受着压制和批判。例如文革初期，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被刘少奇直接委派的以刘的老婆王光美为核心的工作组打成了反动学生，蒯大富后来成了清华造反派的领袖，但他怎么能对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运动负责呢？而且，在中国，群众组织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他们只是党领导下的工具。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也同样是这种状况。这就如中国的工会，妇联相似，它们什么时候负责了吗？能负责个什么呢？

即使是刘邓和他们文革初期压制群众的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运动也还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期间，多数造反派并没有产生，有些地区和单位产生了，但谈不上掌权。1966年8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了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造反派才逐渐产生，这是因为反右运动后，中国人一直心有余悸。直到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了贺信，各地的造反派才迅速产生和和活跃起来。但是，作为群众组织，他们的能量很有限，他们所做的，都是以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依据的。他们也批斗过所谓的走资派，这是不对的，但是，不能让他们对全局性的运动负责，因为中央的516通知、十六条是这样号召的，中央二报一刊的文章，也是这样鼓吹的。文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只是听从党的号召罢了。这些造反派，只是毛泽东政治斗争棋盘上的卒子。

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后，毛主席号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些造反派成员参加了领导班子。但是，革命委员会中的造反派仍然是少数派，仍然受压制，决定不了大局。这个权力机构中，主要是老干部掌权，或者军代表、工宣队掌权。革命委员会或者是军代表说了算，或者是老干部说了算。造反派中的一小部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是少数，而且没有经验。造反派实际并不掌权。至多三结合中占三分之一，多数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不当一把手。因此，他们不能对革命委员会的行为负责，不能对文革负责。

文革发展到1968年起，文革逐步转入整肃造反派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此时，造反派们如泥菩萨过江，更不能对文革的破坏负责了。造反派在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又逐渐受到整肃。开始是对造反派整风，接着是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基本上是清理造反派。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1971年的清查516运动，基本上都是整肃造反派的运动。等到60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中学生，无论什么派，大半赶到了农村边疆，不再介入文革运动；大学生基本分配出校，或进入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有些则分配到工矿企业，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工矿企业中的造反派被整被批判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中的许多人退出了革命委员会，沦落到了普通百姓都不如的地步，被整得灰溜溜的。在这种大气候下，造反派们自保都很困难，处于挨整的地步。这种情况决定他们不可能对文革的错误负责。

再其次，从文革历史看，破坏性最大的两个阶段，都不是造反派参与的。

第一个大破坏阶段是文革初期的横扫时期，时间大约在1966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一时期的运动对广大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子女造成极大的伤害，造成对知识份子的极大伤害。这一阶段的运动是在刘邓的领导下进行的，各地、各单位的运动，都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此时，还没有造反派，没有群众组织，一切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当时有抄家，去抄家的人是党委决定的，抄谁家是党委决定的；当时有批斗，批斗的对象是各级党委抛出来的。例如，上海在文革初期，先是抛出周谷城等一批学术权威，再是抛出一批党内的“走资派”，都是党委决定的。

第二个大破坏阶段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央接二连三发起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清理造反派。清理的结果，造反派被整得灰溜溜的。造反派多数是受压制、受伤害的一方。他们处境艰难，失势失位，不可能对文革负责。

毛泽东和党中央应该负主要责任

文革的责任，由那个群体来负呢？不能让群众来负，不能让民主党派来负，不能由造反派来负。民主党派在文革中没有起到好作用。也没有起多少坏作用。他们基本上处于艰难的境地，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它们也是受害者。民主党派的成员，在57年遭受了一次反右运动的大劫，在文革中遭受了更大的大劫。民主党派中的许多成员在文革中九死一生，历尽屈辱和磨难。也不能由造反派来负。其理由已如前所述。

文革的责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负。因为毛刘的斗争，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扰动了全国，连带全国人民为之受难；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当然应该对执政期间中国发生的历史性事件负责。更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都是由党主持起草的，由党通过并发布的。它不负责，谁负责呢？

共产党的责任，主要是由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负责。它不能由广大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一般干部来负。许多党的干部在文革中也受到种种冲击，文革中的初期或重新掌权后的某个阶段，他们或许有某种责任，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文革路线的执行者。广大党员和一般干部，更不应负起责任。责任应该由党中央来负，由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们来负。他们对于文革的发生，要负主要的责任。对于文革的全局，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文革的路线，指导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中央主要领导讨论通过的。

文革的个人责任，主要应该由毛泽东负责。不应由林彪负责，不应由王张江姚负责。

第一，文革是毛泽东谋划已久的运动，他作了周密的分析和运筹。文革是他亲自发动的。文革的主要目标，是他确定的。文革的主要战略步骤，是他计划的。1965年12月26日，毛泽东请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吃饭时说过知心话，交过底。林彪回家后在日记中写到此事时说，他听了毛泽东的话，“惊出一身冷汗，中国要天翻地覆了。”日记中写道，“北京市委、宣传部等要倒台。”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林彪听毛泽东交底后所记的日记那样。第二天，毛泽东也觉得自己说得太露了，打电话说，“昨天酒吃多了，说的不算数。”但是，酒后吐真言，它正好说明，文革是毛的有计划的行为。他给亲信们交的底，不是酒后之言，而是有意识的交底。

第二，文革的纲领，大的运动步骤，大的方针，都是在毛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的。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他亲自修改、审定和批准的。

第三，九大以后不愿意结束文革，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毛泽东的意志。1969年召开的九大，已经达到了毛倒刘的目的。当时，陈伯达周恩来林彪等党内多数人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生产，毛泽东却拒绝结束文革，将文革一步一步地引向深渊。那次讨论九大后方针时，毛泽东板了面孔，坚持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

第四，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是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是文革的最高领袖，是最后的决策者。他是文革的发动者、决策者、领导者。他和他领导的党中央，应该对文革这段历史负起历史的责任。如今，让毛泽东身处事外，让别人来对文革负责是不符合文革的历史事实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刘邓有不能推脱的责任

刘少奇邓小平虽然整体上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起着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他们对于文革的形成是有责任的。在文革初期，他们对于文革巨大的破坏作用，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第一，他们是文革初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文革初期一系列破坏性很大的举措，都是在他们实际领导文革期间发生的，甚至是在他们的领导、支持下发生的。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运动由刘邓领导。是他们决定派工作组，甚至直接让刘自己的老婆去领导清华大学的运动，支持当时北京高校师生斗教授，斗反动学生，抄家，破四旧等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步骤。他们当时坐镇北京，领导着文化革命运动。文革中破坏最大的第一轮风波都是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发生的。北京和全国初期的红色恐怖是在他们领导期间发生的。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文革研究者王亚琴研究，这一阶段是文革中打死人人数最多、自杀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也是法制破坏最严重的阶段，杀死一个人，就如杀死一条狗那样轻飘。如果谁出身不好，谁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谁家当了右派，他们的家里就可以有各种人前来抄家，批斗，殴打。北京在文革初期，十多万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被赶出北京，数千个老师和社会和平居民被打死，高校成千上万学生和老师被打成反革命，成千上万的教授被隔离批斗、打扫厕所、打入牛棚，等等，这些历史上罕见的暴虐的国家行为都发生在刘邓主政期间。对于这些文革的破坏性行为，刘邓有的默认，有的明确表示支持。刘少奇就派了自己的妻子在清华大学整了不少师生，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支持自己的儿女斗争学校的领导。这个阶段，北京和全国出现打人之风，刘邓也根本没有予以制止。刘少奇甚至对女儿学校的校长作了批示，罗致罪名，横加指责，造成了严重后果。有报导称，邓小平的女儿参与斗争和殴打校长，造成严重后果。刘邓实际上领导或支持了北京和全国学校中斗教授、打老师的歪风。

第二，刘邓间接、直接导演了文革的斗争模式。

文革初期的斗争模式，非常像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的模式。刘邓也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把文革当成一次规模更加巨大、风暴更加猛烈的新反右运动。这种模式，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已经轻车熟路，运用自如。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的猛烈批判，所使用的模式，也是这种模式。他也相当熟悉了。因此，可以说，刘邓正是运用着以前自己亲自领导并亲身实践过的斗争模式和运动模式来领导文革初期的运动的。

文革初期，刘邓还直接主持了对朱德的严厉批判、对彭罗陆杨的批判，导演了残酷斗争的文革模式。斗争朱德，是在刘邓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正睡在我们身边。”刘邓为了贯彻和落实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刘少奇邓小平组织了对朱德的批判会。刘邓认为，朱德就是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批判朱德，就落实了毛主席的指示了。在朱德批判会上，主要批斗他想“黄袍加身”，实现其“狼子野心”。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周恩来等人，一个个声讨和批判朱德，表现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朱德被批得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哀求说，他80多岁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还想黄袍加身干什么？这样的斗争，不是造反派开的，更不是林彪四人帮开的，是刘邓主持的。后来的各种批斗会，只是刘邓批斗朱德的斗争会的翻版而已。残酷斗争的新模式，就是这样编导出来的。后来经王光美在清华的蹲点，这种模式更趋成熟，终于流传于全国。

顺便说一下，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运动”，完全继承了文革的余波，其模式也是文革式的，也是疾风暴雨式的，也是阶级斗争式的。与文革的方式是类似的，也与反右运动的模式相类似。所不同的是，以前是这一拨人整另一拨人，现在是另一拨人整这一拨人。整人的残酷性、非理性，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说，文革的破坏性，与从富田事变到红军中整反，从延安的抢救运动到建国以后的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等一波波的整人的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情况的产生，有着十分深刻的基因式的原因。刘邓在文革初期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

第三，文革初期毛泽东的方针是清君侧，剪羽翼，而这一计划是由刘邓来实施的。毛要去除彭罗陆杨，最后是由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批判他们，并解除他们的职务。

刘邓是文革初期的施害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的结局很惨，妻离子散，家败人亡；邓小平一家也受了难，儿子残废，自己在江西的一个拖拉机厂劳动了几年。他们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他们在短暂的文革初期的领导期间，创造了一种令人恐怖的文革模式。如果他们继续领导文革，刘邓的文革决不比毛式文革好多少。对于文革初期的罪恶，他们是有责任的。从更远的历史讲，邓小平领导的反右，刘邓积极参与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之风，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四清时的形左实右、残酷斗争之风，客观上对导致文革的发生，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铺垫。清除彭罗陆扬，改组北京市委，刘邓出于自保或别的动机，一步一步地主动被动为毛泽东实施文革战略目标扫清了道路，也为自己的失败和灭亡准备了条件。

其他中央领导的责任

文革，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文革是他发起的，但是，是许多中央领导积极辅佐的，还有些领导推波助澜，他们也对文革的罪恶负有责任。

文革早期，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是有重大责任的。不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是毛泽东给的，他们是听毛泽东的指示办事。陈伯达虽然是组长，但是，江青实际上是他的领导。他的责任都是轻于江青。江青的责任大部份是毛泽东的责任。她直接落实着毛泽东的指示。而江青则自称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他咬谁就咬谁。她也有自己的责任，主要的责任一是在文革初期的随意点名，很轻率地打倒了许多老干部，也在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需要安定的中国不得安宁。

林彪对于文革是有责任的。林彪很早就意识到毛有倒刘的动机，他介入文革是被动的。是毛泽东需要军队的支持，林彪的错误在于，他积极参与了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这个造神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力，最后，他造的神也吞没了他。他对文革是有所抵制的。将文革脏水一古脑儿拨在他身上，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

周恩来对于文革有没负责呢？我认为也是有责任的。第一，他一味地迎合毛的意思以求自保。他直接领导和参加了文革中一些重大的事件。例如，贺龙专案组是他负责，刘少奇专案组也是他负责。第二，当江青走红的时候，他歌颂江青，当林彪走红的时候，他大颂林彪，不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倒像是一个善于紧跟风向、善于自我保护的圆滑的官场人物。第三，他是文革路线勤勤恳恳的执行者。他有内心的冲突，文革路线其内心是不称许的，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与他的相对平和的性格是有冲突的。但是，他老老实实执行着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维持着文革的路线。第四，文革中的若干运动，例如北京开始的大抄家，大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殴打教授，等等，他都没有加以阻止。斗争国家主席刘少奇，他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在中国发生如此严重的违反宪法的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他是有责任的。可惜，直到他死，他只是表达了自己一直克制的不满，却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历史责任。对于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革命，周恩来都是负有着历史责任的。一国之总理，怎么能对一个国家饿死4000万人不负责任？一国之总理，怎么能对全国1亿人受冲击、数百万人的被杀和自杀不负责任呢？

另外，中国的一些极左路线培养下的各级干部和群众，也有他们的责任。他们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部份的责任者。第一，文革中发生的大量的抄家、挖祖坟（例如挖包公墓，挖孙中山的丈母娘即宋庆龄父母的墓），并不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倡导的。是老百姓和基层干部自主地进行的。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发生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后代的运动，也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大批大批地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孙子女的时候，老百姓还兴匆匆地前去观看助阵。愚民政策、新闻控制下的老百姓常常是错误路线肆虐的温床。第二，对于文革的响应、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国的基层干部和百姓中有温暖的土壤。这千千万万人的迷信和落后，促成了民族的大灾难。如果毛泽东成了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并且掌握了国家政权，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百姓是不会如此盲从的。美国的老百姓不会像文革中中国的老百姓那样，去积极地参加和观看别人的抄家、别人的批斗会。当然，我说的中国基层干部和百姓的责任，主要是道义的责任，不是法律意义的责任。我们民族确实存在着太多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确实有着正视历史、直面丑陋、认真反思、自我更新的历史的责任。

最大的历史责任者为什么仍然光芒四射？

说到上面一大堆，问题却来了。为什么文革路线的执行者、参加者一个个坐牢批斗，而亲自策划、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的人，却仍然享受着历史的荣耀呢？为什么胡锦涛在庆祝辉煌六十年的庆典时，还要特地安排一个毛泽东方阵呢？是不是要让全国人民继续紧跟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伟大革命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使中国1亿人受到冲击，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几百万人被打死、被逼自杀和坐牢。就是像陆定一这样经历过长征、当过中宣部长的高级干部一家，加起来也坐了5、6年的大牢。文革中各种冤狱遍于中华。说来奇怪，尽管文革是被彻底否定的，但是，毛泽东仍然光芒四射。毛泽东思想仍然金光闪闪。胡锦涛庆祝辉煌60年的时候，把毛泽东领导的十年文革也当作了辉煌的一部份。60年是辉煌的，10年文革是60年的一部份，自然也算是辉煌的了。毛泽东方阵威武雄壮的阵容，似乎也在表示着这一历史的辉煌。

这倒实在有点奇了。根据中央决议，文化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但是，发起、领导文革运动的毛泽东作为文革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为什么次要责任者一个个成了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而文革的主要责任者依旧是伟大领袖，依然酣然地躺在纪念馆的水晶棺里，让全国人民顶礼膜拜呢？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四人帮和执行过文革路线、也有过一些抵制文革路线的林彪倒成了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呢？难道真的是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吗？

首先，这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君权至上、皇上圣明的文化传统使然。中国历代皇朝，都是皇帝圣明，有什么错误和责任，都是从大臣们身上找。明明是赵构杀了岳飞，历史的替罪羊却是秦桧，还株连了他的妻子。明明是唐玄宗治国有误，导致了安史之乱，但是，历史上却由杨国忠和杨贵妃来负责。明明是武则天任用酷吏，但是，来俊臣被杀，武则天仍然圣明。同样的道理，明明是毛泽东的严重过失，而将主要的责任委之于林彪，委之于四人帮，甚至委之于造反派。

其次，有些人对于文革的形成，其实也负有责任，他们想要逃避和洗刷自己的责任。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是最好的办法。文革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例如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这一系列的左的运动，是文革的预备阶段。有些人是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即使是文革初期，他们当权的时候，他们也是残酷的斗争者。很长时间里，他们是毛泽东为首的极左路线的积极参与者，执行者和得益者。如果认真梳理起来，他们将难逃历史的责任。因此，将文革的责任归之于林彪、四人邦和造反派，他们可以装扮成文革的受害者，自己将洗刷得干干净净，似乎是文革的清白者或历史的清白者。将造反派妖魔化，将一切文革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身上，是有些人为了逃避自身责任的策略，是为了粉饰自己长期鼓吹阶级斗争路线、积极斗争他人的丑陋历史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综上所述，文革中的责任，毛泽东应该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江青陈伯达的文革小组应该部份地负责，四人帮应该部份地负责。林彪也应部份地负责。一直“违心地”遵循着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周恩来，也有他的责任。他们各有各的责任。

文革有没有合理性和积极性

在讨论文革的历史责任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那就是文革有没有一些积极意义，它难道全部都是错误吗？我们讨论文革，是否只有责任问题？它有没有什么需要肯定的东西？

我觉得，文革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首先，文革在一段时间里，有成立某种组织的自由，有运用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自由。当年，如果某个领导有腐败行为，群众知道了，可以写大字报。从某种角度讲，当年的当权派，受群众监督的水平要高于今天的水平。如果今天中国人仍然能运用大字报揭露腐败和丑恶，我相信，倒下去的千千万万个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可能会少一些。今天的握着一定权力的人们，你能监督它吗？不能。你能用大字报揭露它吗？不能。四大这种毛泽东肯定的权利，被邓小平宣布为非法，即使是揭露真实的事实也是非法；你能通过写信来揭露吗？不能说绝对不能，但是，据许多群众的经验，绝大多数是不能的，是无用的。南方周末介绍，中国许多揭露腐败的人，不少人成了“烈士”。（揭露腐败者而被有权的腐败者迫害至死，他们有动用专政力量的能耐，也有利用黑社会人士的能耐）70%的人受到打击迫害。有人揭露河北省高官程维高的腐败，结果是自己先进了班房。许多人揭露腐败的信，转到了腐败者本人的手里。靠反映求得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法律途径求得公正解决也几乎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你想通过上访来求得问题的解决的可能性也很微小。许多被逼得无路可走、无家可归的人，万般无奈之下，千里迢迢到京上访，但中央和地方组成了坚如长城的联合防线，截访大军撒开了天罗地网，许多上访者还没有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就已经被拦截。有的则以影响稳定、妨碍公务等罪名而关押、判刑、劳教。而在文革中，上访的路是畅通的，写大字报说话的权利是有所保障的。福建的李庆林写信反映插队落户中的困难，居然还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寄来的三百元钱。毛泽东批示说，“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在“改革开放（经济）”年代，李庆林会怎样呢？他蹲进了大牢，一蹲就是十几年。两相比较，文革至少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其次，文革中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性。

文革中两派或多派存在，领导的权威相对下降，使民众有了一定程度参与政治的可能。一般地说，当时办个红卫兵小报、表达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文革中，我家乡的一些工人、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捉到监牢。有四个学生、两个老师、两个工人组成了上访小组到北京反映，没有遇到截访大军，中央接待小组的同志很认真地听取情况，很诚恳地帮助上访者解决各种困难。甚至帮助解决食宿问题。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八个人的上访，完全有可能被截访大军押回，也很可能加上一个无端滋事、破坏稳定的罪名的。但那时却不用担心这个。后来，为了要求公安局释放无故关押的人，居然进行了静坐、绝食，当局竟然没有动用武力，还释放了被关的人，并同意为他们平反。有研究者认为，文革存在着人民文革的某些方面。这是应该研究的。文革的研究，应该是批判它的专制性、残暴性，而要肯定它的在特定情况下部份地存在着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文革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前的“城南旧事”了。今天，“白头宫娥在，闲话说玄宗。”当年翻天覆地的革命，变成了淡淡的往事。文革，中国人是付了沉重的代价的。文革需要研究，需要分析，需要分清责任。简单地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不利于真正认识文革的错误，反而有可能把文革中需要借鉴的东西全盘掩盖。不让人民研究文革、不让后人了解文革是错误的话；对文革的责任来个李代桃姜，找个替罪羊，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只有认真分清是非后，才能准确地区分责任，才能吸取有益的教训。我的文革责任论只是一家之言，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

长超、2010.1

2010.5

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