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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新湘军与中国——彭德怀早期军旅生涯探微

在百年前的清末，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的先进事物逐步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随着武昌起义后满清被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带着这样那样的先天不足各种弊病弊端，但因为体制先进，这个先进体制在一个愚昧落后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农业国度，依然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整个社会和国家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其中军事领域同样群星荟萃，因为本文的目的是介绍彭德怀，所以其它方面按下不表，仅仅对与彭德怀有关的内容进行探讨。
彭德怀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以军事为主，但是他的军事生涯服务于他的政治追求，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就是他展现自己的最大的舞台。
在过去百年间，中国战争不断，大部分战争战乱战火给社会人民造成了莫大的伤害，那些战争制造者参与者的道德责任我们避过不谈，不去讨论谁是谁非，只单纯的从军事专业角度去观察审视百年间的军事全景，以展现这个方面当时真实的全貌。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五个最杰出的军事统帅。

这里先给过去百年中国最杰出军事统帅下一个定义：军事统帅必然是军政皆优的，仅仅掌握军事技能，即使这些军事技能再高，其发展空间也有限，也难成为军事统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蒋百里；其次既然是军事统帅就一定是职业军事家，军队军事的各方面职业能力和素养均在当时都应处于最高等级。军事大家冯玉祥说军事统帅也有四门基本功课（跟说相声练说学逗唱差不多？），就是军队的训、练、带、用。训应是精神品质作风的培养，练是军事技能的培养，带是生存发展壮大，用是军事指挥打仗，通过这四项可以对军事统帅做直接的全面评估；其次，杰出统帅的含义不仅是缔造军队，发展壮大军队，还应该是能够缔造并长时间统帅一只在当时顶尖的军队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符合上述定义的杰出军事统帅是：袁世凯、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算一个）和彭德怀。
袁世凯是现代中国陆军之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建立了一只现代中国陆军，军事教育也做得非常出色，其中保定军校当时在亚洲可能是最好的或之一，与当时的日本军校各擅胜场，甚至能压住日本军校，一个例子就是保定军校出现后到日本留学学军事的就微乎其微了，后来中国的军事人才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的，军界不在迷信日本的军事教育。保定军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军界精华。
袁世凯不仅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标志的中国新式陆军，而且以此为基础后来发展成了庞大的北洋集团，这个集团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决定者。民国初期的中国就是被这个集团操纵着。
北洋集团人才荟萃明星辈出，影响深远。如果以袁世凯为北洋第一代的话，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徐世昌、王世珍、陆建章、段芝贵等算是第二代杰出人物，徐树铮、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第三代更是大放异彩，比较之下第四代虽遍地开花但是风头已过。
冯玉祥是我国的一个军事大家，同时还可以看成是一个政治家（或政客）？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朴实浅显却能穷一生以追求。仅就练兵而言冯玉祥是过去百年内我国最杰出的练兵大师，就军事而言，他带的国民军或西北军确实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最好的，是中国军队的代表，而全国练兵学冯玉祥学西北军也是事实——当时全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基本上都是学西北军练兵的。
冯玉祥及其军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首都革命、创造北伐前提条件、参与北伐并成为北伐主角，完成北伐，后来制造了中原大战，其老部下作为中华民国的北部屏障阻挡日本、抗战时期西北军多次杰出的表现等，都是冯玉祥的成绩单。
冯玉祥带出的军队不仅兵精战斗力强，还人才辈出。由于冯玉祥善于练兵擅长培养人才，他的军队中的人才可以用过江之鲫万马奔腾来形容，但是由于政治资源有限狼多肉少，也为内部产生矛盾埋下了伏笔。
冯玉祥统帅的军队闻名全国的战将非常多，比如前五虎、中五虎、后五虎，十三太保等。
张学良给国人的印象好像只是风流倜傥（全国美男子评比他是前几名），私生活浪漫腐化，为人慷慨大度等等，其实历史中的张学良在军事上尤其凶悍，能打硬仗恶仗。张学良统帅奉军两次打败过吴佩孚，打败过冯玉祥，打败了恩师郭松龄，在北伐战争中站在北伐军的对立面，与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四共四个集团军正面对抗，将不可一世的铁军张发奎和贺龙打的痛哭流涕，将以善战著称的西北军中五虎之首的韩复榘打的要跳河自杀，奉军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又能全身而退，其统帅才能为当时全国军界不仅仅是敬重，简直是畏惧了。当然，张学良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傅作义守涿州就让张学良碰了个大钉子。
李宗仁、白崇禧是新桂系的缔造者，他们从小小的排长开始，不靠别人完全靠自己的团结和努力，终于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桂七军，并以此为资本，统一广西，参加北伐，为争权制造内战，抗战中不怕牺牲，以小小的一支军队在险恶的环境中不仅能生存能立足还能发展，最后以获得代总统的形式曲终人散，其统帅才能也是颇堪称道的。
彭德怀相对于前面几位军界风云人物他绝对是后生晚辈后起之秀，即使他的年龄比张学良大，但是他在军界也算后来者。前面几位没有一个象彭德怀一样是从大头兵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自身努力最终不仅带出一支杰出的湘军队伍——红五军和红三军团，还最终决定了内战结果，后来在朝鲜的表现使他成为当时世界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为世界公认。

彭德怀的军事传奇来源于哪里？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均是环境有密切关系，在这里我们试着走进湘军，同彭德怀一起回到百年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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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湘军
满清末期，以袁世凯练兵为契机，清廷准备在全国建立新型常备陆军共三十六镇（镇同于今天的师），但是因为社会政治形势发展，这三十六镇建军计划就没能完成，湖南只有一个第二十五混成协（协同于今天的旅），下辖四十九标、五十标（标同于今天的团）。新湘军的军队底子就是这个二十五混成协。

混成协与协都是旅级，但是有区别。冯玉祥曾经对此做过解释，一个普通旅一般编制六个营，而一个混成旅则编有十个营。比如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有近一万人，规模相当于一个师。

近代湖南名人不少，比如闻名全国的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与新湘军相关的主要是三个人，分别是谭延闿、程潜、赵恒剔。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文人出身，当时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

因为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声誉极盛，后来的湖南军队往往爱以湘军之后自诩。这也是一个军队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

新湘军的缔造者之一谭延闿。谭延闿，字祖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谭氏其人被称为湖南的家长，社会上毁誉都有，誉者称其为当世少有之完人，没缺点，处处闪光，毁之者称其为混子，他去世时有人做了一个对联讽刺挖苦他在官场政坛中的表现。

谭延闿出身望族，天生一个当官的材料，在清朝、北洋、民国等都当过官。在政治上被人诟病，称其为温甘草，就是没有自己的明确主张，凡事以强者为依归，韬光养晦，八面玲珑，不得罪，跟谁都能说得上话。其实他这么做也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军事实力决定说话权，真正属于谭延闿的军队后来才只有一个鲁涤平的第二军（彭德怀就是鲁涤平的老部下，也可称彭德怀属于谭延闿一派），在当时根本没什么力量，所以只能走黎元洪、徐世昌那类官场之路。

谭延闿政坛弱势，但是技艺才能可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在全国都很有名。比如书法享誉全国，枪法超群是有名的神枪手，据说谭延闿武功还非常高，在湖南武林大大的有名，不知道真假，厨艺也非常了得，湖南谭家菜鼻祖就是他，他还很擅长骑术，非健者能及。还有说谭延闿晚清时差点当状元，是老佛爷在最后该落笔钦定时忽然发现这个青年不仅姓谭，也是湖南人，这让老人家想到了让她万分不愉快的谭嗣同，所以就果断的消除了这个大清王朝的隐患，由状元变成“会元”了。

程潜（1882.3.31～1968.4.5），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清末秀才。程潜在湘军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对湘军的建设发展贡献不如赵恒剔。

赵恒剔祖籍是浙江人（北宋时期），其远祖落户湖南衡山。赵恒剔和谭延闿、程潜比起来恐怕学业方面就有所不及了，他说自己考了两次童子试均不过，遂对科举深恶痛绝。后来去日本读书进了镇武学校，与程潜、唐继尧、李烈钧等同时毕业，还与阎锡山、何成浚（后来的湖北大家长）等是校友。学成后程潜追随朱庆澜去了四川，当时追随朱庆澜的还有后来奉系的姜登选和郭松龄等，而赵恒剔则去了广西追随同乡蔡锷。

新湘军的种子虽然是二十五混成协，但是催化剂却是武昌起义。当时南方革命风气浓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整个国家变得炽烈起来，各省纷纷组织援鄂军队，比如新桂系的主要班底黄紹弘、白崇禧、夏威等都曾经参加广西组织的增援军队，湖南与湖北近邻，早就互通声气，增援武昌革命者更是义不容辞，所以以二十五混成协为基础，革命党人发动社会扩大力量，积极扩军，要做湖北的后盾，这种情况下，湘军扩充极快，人数达六师之多，这时谁做湖南都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据说谭延闿窥测这个位子，策划暗杀了当时都督焦达峰 、陈作新，成了湖南新首领。后来知情人说焦达峰、陈作新资历威望很低却要做数万人军队的统帅，很多人不服气，实际上真不服气的恐怕要算当时社会上颇负时誉的谭祖庵先生了吧。

赵恒剔在广西以所部学兵营为基础扩充为一混成协，挥军北上援鄂，以抗击清廷南下镇压“平暴”队伍，道经湖南，经与谭延闿协商组建湘桂联军，挥军北上，这是赵谭合作之始。

武昌起义时程潜则赶到武汉直接参战。后起义军攻汉口不克，就转回湖南。在当时湖南军队争夺新都督位置时程潜是什么角色不清楚，但是随着谭延闿主湘，程潜成了军事厅长，是否真的很干净不好说。由于程潜有海归背景，声誉还在谭延闿之上。

谭延闿当都督后整编湖南队伍为五个师，这五师人马就是新湘军的基本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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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稍息！说谁都可以是真正统帅，单单那个给沦陷区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张纨绔说成是杰出军人，至少大陆民众都会骂你瞎了眼！！！！——可能赵四小姐让你闻了一下骚？？？？？！！！值得你乱放一通！！！！？？？？？？？？？我看你赶快收起来！别混淆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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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新湘军
武昌起义不久，满清王朝谢幕退出历史舞台，革命成功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昔时的主张理想该变成现实了，开始建设了，但是热闹归于平静后，隐藏的问题开始发作，各种病痛开始折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打倒满清建立民国的主要力量是什么？除了以孙文、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党常年坚忍不拔、呼吁、启蒙社会和以各种方式打击清廷形成反清主流意识之外，除了军队觉醒南有武昌起义，北在北京的周边清廷腹地发生了由张绍曾、蓝天蔚等策划组织领导，施从云、白雅雨、冯玉祥等中下层军官实施的军事暴动极大的震撼了清廷，唤起了全国武力反清的激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袁世凯及其北洋因素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以说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决定了中华民国的建立。由于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成功，由于北洋新军成为当时满清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清廷对袁世凯由忌惮而畏惧而打压，剥夺了袁世凯的新军统帅权，这样无形中将袁世凯推上至少中立一边，在决定中国未来方向的关键时刻，清廷以恢复袁世凯军权命袁世凯统帅新军镇压起义者，而孙文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为打倒满清策略性的用总统这个名义诱引袁世凯弃清倒清由潜在的敌人变成革命的同盟，最终大获全功，使清廷知难而退，为中华民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当时都是国之精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这种先进性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一个政体的建立仅有理论纲领还不行，尤其是当时的革命虽然如火如荼，但在儒家名利文化和贫穷谋生困难的现实中，平静后很多人自然要更多的考虑自身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即老百姓所谓的还要过日子，有很多人就将这个利益同革命挂上了钩，危险的是除了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支持者追随者等政治理想主义者时刻将民权民生挂在心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一些革命同盟者则在革命成功后将政治异化为权利，开始玩弄权术，追逐自己的利益，并以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最终导致北洋集团与真正革命党人长年的政争甚至战争，直到北伐成功才表面告一段落，可惜按下葫芦起来瓢，解决一个问题又出现新的问题，最终使中国走上了错误的轨道滑入深渊，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的可叹。

袁世凯的能力在当时的中国是顶尖的，属于第一流。阎锡山几十年后谈自己的心得的时候说，他一生除了袁世凯，谁也不怕。阎锡山其人就是以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于民国著称，其才干即为时人称道，没想到他的偶像是袁世凯。张作霖对袁世凯更是称道的，他说中国只有袁世凯能统一中国。当时能统一中国被称为才能的最高境界。

孙先生本人将总统权位让给袁世凯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践行诺言的成分，但更是不得以。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想获得中华民国主宰权的想法当时非常明显跃跃欲试，如果不让恐怕最基本的共和理念都不会在中华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让位给袁世凯还可以用体制名正言顺的约束他，出于对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警惕，孙中山先生在让位于袁世凯前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然后自己退居权力舞台之下充当监督者角色。

袁世凯是谁？谁能糊弄他？谁能压得住他？

袁世凯接位视事，开始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领导这个国家，他俯视全国，遍览诸般，除政治采取各种措施争权夺权外，军事上以中央的名义扩建其子弟兵北洋军，将北洋军队扩建成十二个师十六个混成旅，同时缩减裁撤各地军队。从属于袁世凯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袁世凯对拥护孙中山的军队很重视，刻意裁撤，对湖南当然一视同仁，小小的湖南一省竟有这么多的军队，那是非裁撤不可的。于是新湘军就开始整编裁撤。

为什么说谭延闿天生做官儿的材料？支持中央决策是保住官位的最大的法宝，跟中央一致错不了。谭延闿积极策划裁军，程潜、赵恒剔等对裁军一肚子不乐意，但是最终还是将五个师全部遣散，在这次裁军后，湖南名义上只剩下一个旅，即赵恒剔为旅长的中央陆军第八师第十六旅。但是随后不久就又编组了两个师，此时湖南军队为两师又一个混成旅。师长是陈复初和赵恒剔。

司马光说有才无德是小人，这话不错。一个人有德无才虽然社会贡献恐怕很小，但是同时社会危害也最小，而有才无德则稍不留神其才既是危害社会祸害社会的工具甚至利器。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无数这样所谓追求知识却不知德为何物者在有意无意的充当着祸害社会戕害他人的元凶或者帮凶，有多少所谓的有本事的光鲜华丽的外衣遮盖着见不得人的东西。

袁世凯是满清遗臣，对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运作体制熟悉，不熟悉不习惯讨厌共和体制，尤其是这个体制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了这个大总统的随心所欲，或者叫限制了才能发挥，矛盾不断酝酿发酵，终于发生正面冲突。

袁世凯的私欲与共和体制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袁世凯与新体制的冲突不断发生加剧，在刺杀宋教仁后爆发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程潜、赵恒剔等积极游说湖南高层（游说谁？还不是谭延闿）响应独立，于是湖南在江西等独立之后也发独立通电（江西督军李烈钧，当时有两师一旅的兵力，是拥护孙中山的主要力量，由于袁世凯先行下手，要免掉李烈钧的督军换上黎元洪，故江西率先宣布独立）。

谭延闿真的要是有了权力还是真能干事的，不然他的威望也不会高。谭延闿通过手段获取袁世凯正式任命当湖南都督后，做了很多事，政绩非常可观，为湖南民众称道，但是造反革命一类实在是风险太大，这种情形下谭延闿总以拖后腿、投机甚至反面角色的身份出现。

湖南独立是由谭延闿领衔发的，但是谭延闿可不是真心想参加二次革命打倒袁世凯，他是被程潜、赵恒剔等鼓动甚至胁迫参加的，所以看形势发展有利于袁世凯，谭延闿毫不犹豫的取消了独立。很快遭到袁世凯镇压后，谭延闿的都督丢了，自动请罪入京，后被特赦；程潜躲到日本；赵恒剔作为挑拨者撺掇者煽风点火者坏作用极大，袁世凯要新任都督汤芗名将赵恒剔等就地正法，仅是由于伍帧祥旅长（第四混成旅旅长）力劝汤芗名，才解运北京，免得当时就死，后在黎元洪的通融下在北京坐了几年牢，和他同命运的还有陈复初等。1915年（民国四年）赵恒剔出狱，寓居北京。

由于谭延闿独立和取消独立显得两边投机让袁总统很不高兴，所以湖南必须更换新领导人，必须进行整治改造，于是中央派出的新一届湖南领导人从北京来了——谭延闿之后湖南新领导人是汤芗名。

汤芗名很有传奇色彩，海军出身，对袁世凯无限崇拜无限效忠，绝对和总统保持一致，绝对为领袖排忧解难充当马前卒，对反袁的杀无赦，因为湖南反袁者颇多，汤督军在湖南就大开杀戒，据说杀革命党杀有近两万人，他也因此获得汤屠夫的外号，在湖南的民恨可想而知。

在汤芗名都湘时，彭德怀加入了新湘军，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比彭德怀早一年，1915年，新桂系领袖李宗仁正式从军，前苏联的朱可夫也是同年加入沙俄骑兵，他们几个前后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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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军
为什么当兵？彭德怀为什么当兵？这是一个小问题，人们一般忽略，不过作同一件事的理由往往并不相同。

张学良为什么当兵？他没当兵前的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个衙内、少爷羔子、混混，吃喝嫖赌样样行（抽是后来开始的），如果谁找他找不到，知情者就会告诉找他的人：到妓院或赌场肯定能找到他。改变他命运的是南开大学的创建者张伯苓先生。张先生受邀到奉天演讲，演讲的题目叫：中国有我不会亡，张学良这个浪尖上的时尚人物当然也去听演讲了，他一听演讲题目就勃然大怒，什么叫中国有你张伯苓就不会亡？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了？张少爷怒气冲冲找到张先生气势汹汹的问：你这叫什么？什么叫中国有你不会亡？张伯苓先生对这个兴师问罪的幼稚的小家伙不仅不生气，还耐心的解释真正的含义，让张学良明白其中的道理。张先生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怀着一颗为中华民国努力，用中国有我不会亡的精神建设国家，中华民国一定能富强。张学良被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从此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人生、未来、责任，后来他决定不再浪费大好光阴，象那些仁人志士一样，也用中国有我不会亡的主人翁态度和精神为国尽力，于是向乃父提出要从军。他的老爸对这个不务正业的公子哥的突发奇想当然不理解，怕他在军营待不住三天就跑了丢自己的脸，就说，当兵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不是好玩的。张学良下定决心，打动张作霖，让张大帅有了“可以让他到部队锻炼锻炼看？”的念头，于是张学良进了东北讲武堂，开始了军旅生涯。

李宗仁当兵是因为其父的一位好友湖南人李植浦先生热心提携后进，不断鼓动的结果。李先生见多识广视野开阔思想先锐，鼓励李宗仁闯世界走军旅之路，于是醇厚质朴本应是一个优秀的庄稼把式的乡下子弟就考入了广西的陆军小学，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冯玉祥怎么当的兵？他的父亲是铭军（刘铭传统领的队伍）一员，后改为练军。当时家庭人口多，收入少，日子不好过，军队中有父子兵的传统，这倒不是说当时的人们多爱武喜欢当兵，实在是因为当兵关饷能拿工资，所以在练军出缺额的时候他父亲的一位好友要帮忙就把冯玉祥给拉扯进军队了。

朱可夫当兵是为什么？他本来不愿当兵，当时沙皇俄国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看到的是大量残肢断臂的伤兵，听到的是士兵的死亡，但是因为当时是义务兵役制，必须服兵役，不去不行，所以朱可夫不情愿的当的兵。

同这几位后来的统帅不大一样，彭德怀的从军原因主要是生路已绝，围着农村转实在没活路了，其它条件又不具备，只有当兵一条路可走。当时新湘军为反抗袁世凯正在扩军招兵，当兵就可以领工资，彭德怀以一个赤贫农民的身份开始了军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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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生涯的开始

彭德怀参加的湘军对彭来说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民国时期的军队什么样？很多人并不理解，过去往往把中华民国时期的军队宣传成旧军队糟的很地狱一样人吃人，这种说法也不是全错，但是也不能说全对，有很多部队还是非常好的，上上下下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一般，典型的比如冯玉祥的军队，当时的新湘军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队伍，内部总环境还成，至少对彭德怀来说是如此。彭德怀的各级长官，比如早期的班长郭得云，后来的周磐、袁植、鲁涤平、何健等对彭德怀都不错，彭德怀与战友们相处也很好。

彭德怀参军的部队番号是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师长陈复初，旅长陈嘉佑，团长鲁涤平，营长刘铏，连长胡子茂。

彭德怀当兵时的形势如何呢？

袁世凯大兵在握大权在握，由正式总统而终身总统最终还是满足不了牢牢把持一切权力的欲望，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非得结束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恢复帝制不可。为了恢复帝制，袁世凯的聪明才智全发挥出来了。他实行特务统治，建立各种监视监控社会的网络，各种线人暗探遍布；控制舆论，编造主导舆论；任用顺从自己者，严酷打压消灭反袁反帝制维护共和体制者，给扣上乱党帽子，贴上反动标签，然后维稳，无情打击；派出心腹带重兵到那些不安分省份去平息乱源等等，袁世凯为颠复打倒中华民国为严密控制中国社会布下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网。后来其继承者段祺瑞手下的徐树铮把持一切时多少还带有这样的影子，甚至今天也仍然可以见到其踪影。袁世凯利用中国人崇外心理、雇佣美国人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当时著名的中国不适合共和体制只适合帝制的中国特色论文章、组建筹安会专门机构负责复辟的一切、伪造民意、代表民意组织五花八门的各种社会行业、团体的要求恢复帝制的数不胜数的请愿团、塑造自己伟光正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等形象工程等手段确实高明，让人拍案称绝，而且确实起到了洗脑效果，但同时也激发了民主共和体制的所有仁人志士。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改为中华革命党，明确提出打倒袁世凯，各地纷纷行动以各种方式反袁，在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分裂，段祺瑞远离袁世凯，蔡锷领导云南武装反袁等，其中湖南也是反袁的主战场，彭德怀参加了这场护宪反帝制的革命。

在反袁反汤芗名的过程中，谭延闿、程潜、赵恒剔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反袁的核心是蔡锷领导的护国军的武装反袁，云南独立并组建护国军北伐的大旗一竖全国响应，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等积极跟进相应。这里四川、湖南、陕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谭延闿由于丢了督军，过去的建设被汤芗名破坏殆尽，湖南子弟被滥杀，痛心不已，看到全国反袁呼声日涨，也积极投身反袁斗争中去。当时程潜已回国，借云南兵一营兵武力反汤芗名，但是谭延闿的眼光更远计策更高，用的是釜底抽薪之计，分化袁世凯势力，策反汤芗名，与汤芗名合作。这个计策实际上是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更显狠辣。汤芗名本人是袁世凯的爪牙骨干，但是汤芗名的哥哥汤化龙是个非常有名的革命党人，谭延闿走的就是策动其兄汤化龙给汤芗名做思想工作以亲情和大义争取的方式，又复制了孙中山策动袁世凯反清的计策，拥汤讨袁。赵恒剔、曾继梧、陈复初、刘建蕃等奉谭延闿之命回湖南筹建领导湘军，准备武装反袁。汤芗名与反袁势力走到一起，政治上宣布独立，军事上组建湖南护国军，军长曾继梧，师长分别是陈复初和赵恒剔。

四川、湖南、陕西的独立有些区别。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芗名是袁世凯的心腹，陕西的陈树蕃则有些不同。四川督军陈宦是在蔡锷攻打四川、川军大部要响应的外忧情况下，多年老部下的心腹冯玉祥、刘一清与蔡锷联合并不断做工作，经过激烈反复的争取最终发独立通电反对袁世凯帝制的。陕西陈树蕃的独立过程是这样，陈树蕃属于袁世凯眼中的乱党，在陕西的袁世凯代表是陆建章，陆建章可确实是袁世凯多年骨干，为消灭反袁分子维护稳定陆建章在陕西也大杀乱党引起民恨，云南独立后陈树蕃手下胡景翼奇袭陆建章之子陆成武带的一旅兵力获得大胜并俘获陆成武，由此达成协议，放陆成武，陆建章离陕，之后陈树蕃自认陕西督军并宣布独立。湖南的汤芗名在其兄的教导下，又得到湖南头面人物的拥戴许诺，看形势不妙也就不大情愿半推半就的发出独立通电。

说要袁世凯命的是这个二陈汤应该不假。袁世凯没有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坚持本来立场而以战争等极端形式维护统治避免更大程度的祸害国家，只是被气死，说明还有一些私德，这多少能减轻一点他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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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袁后湖南的形势

袁世凯六月六日“驾崩”了，汤芗名虽然以湖南名义发了独立通电对倒袁发挥了作用，但是湖南上下对汤芗名犯下的罪孽不依不饶，开始了倒汤，这次倒汤的主角是程潜。

程潜借兵一营经贵州到湖南靖县，一路行军一路联络宣传同时发展势力，队伍扩展迅速，进湖南时兵力已达三个旅，程潜同时自认湖南护国军总司令，联络和借助桂军力量，通电讨汤。汤芗名派他的护国湖南第一军以曾继梧为军长，以赵恒畅、陈复初、刘建藩、陈嘉佑为梯团长，去攻击程潜的护国军，想荡平程潜部，继续做湖南督军。汤芗名没有想到，这几个梯团长名在汤督军统帅下，但实与程潜一体，陈复初与程潜暗通，赵恒剔给程潜情报，结果在长沙附近，程潜的队伍伏击了汤军行军队伍，并成功将绝大部分劝降，消息一出，汤芗名知道局势无可挽回，遂于7月四日从长沙乘汽船跑了，湖南的汤芗名时代结束。

彭德怀的部队当时是属于汤督军一方的，因为他是陈复初的兵，但是并没有参战。

汤芗名被赶跑，其手下一些人推举曾继梧为湖南代理都督，这下惹怒了程潜，在他看来此举分明是抢夺胜利果实。此时的程潜对湖南督军的位置已经有毛遂自荐当仁不让的想法，因此程潜毫不客气的迫曾继梧取消代理都督。不过从各方面看程潜都不具备自认督军的条件，因为曾继梧军虽与程潜合作但是合作不等于拥戴，此时因权力纠纷裂痕已现，曾军实力很强，其次汤芗名走后不久北京政府任命的新督军陈宦率领两个旅就前来上任，程潜的力量能否对抗难说，所以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先挡住陈宦，自己做督军这个想法先搁一搁从长计议。经过妥协，推举刘人熙任都督过渡，同时制造湘人治湘，反对陈宦就任湘督等舆论。湖南被汤芗名糟蹋的一塌糊涂已经全国皆知，湘人反对外来者统治湖南糜烂桑梓的想法很正常很合理，所以顺应民意这个原则下，陈宦终于没造成大麻烦飘然远离湖南。

谭延闿当湖南都督那几年湖南搞的有声有色，程潜又太咄咄逼人让几个有实力的不大放心不大喜欢，于是谭延闿被迎回湖南重做督军。

谭延闿做督军之后湘军整编为四个师，第一师陈复初，第二师赵恒剔，第三师陶忠洵，第四师程潜。一、二师属于谭延闿，四师属于程潜，第三师是汤芗名带过来的军队。

这时的谭延闿实力最强大，他很忌惮程潜在护国运动中因舍身忘死有进无退立下的殊勋和赢得的社会声誉，程潜当时对谭延闿、对湖南督军的位子的态度已成桌面上的白纸，因此谭延闿又用老辣的权谋手段打击程潜。其中诱三四师火并然后借机拆散整编吞并这两个师，即消灭了非嫡系又打击了潜在政治对手，属于又一个借刀杀人。

在三、四师发生纠纷后，湘军再次整编，将三师主力与二师合并，师长陈复初，一师与四师合并，师长赵恒剔，这样程潜就成了光杆司令，其军事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离乡远遁，避走上海。当时的湘军的编制序列是：
一师师长赵恒剔，一旅旅长李右文，二旅旅长林修梅；二师师长陈复初，三旅旅长陈嘉佑，四旅旅长朱泽黄。

彭德怀仍然属于湘军第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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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入湘

驱逐汤芗名后的湘军除了整编也开始整训。彭德怀说，当时每天两操两课共约八小时，营归很紧。湘军除了训练，也进行文化、思想、时事、爱国教育，这些对彭德怀来说异常重要，使他感觉这样的练兵对军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后来彭德怀带的三军团队伍就延续了这种训练方式和内容，在文化教育方面，其队伍中行军时前面人背一个字牌，后面的去认去熟悉，打仗间隙则在工事中传递字牌，办板报评比等，这种练兵带兵方式为三军团战斗力的保持和发扬提供了基础。彭德怀训练的认真积极的好学引起了他的长官的注意并被深深地打动，都尽量为他创造学习条件，充当他的老师。除了周磐袁植这些人外，在六团任团副的后来唐生智的得力干将龚浩也是彭德怀的良师益友，这一点龚浩在回忆中颇为自豪。

赵恒剔是谭延闿的军事支柱，湘军整编全有赖于赵恒剔的一手完成，因谭延闿为母奔丧，将全部权力暂交赵恒剔，此举导致陈复初师长不满。

北京继袁世凯之后的北洋领袖是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段祺瑞其人非常优秀，早年以最优等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到德国柏林军校学炮兵，归国后投到袁世凯门下参与小站练兵和新陆军建设，曾出任北洋陆军第三、四、五、六各镇统制，曾任保定军校校长，桃李满门，是北洋三杰之首，干练果断，谋深计远，与其门下徐树铮联合打造出皖系势力，其左右中国政坛十余年。北洋势力压迫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体的谋划者是袁世凯，实施者是段祺瑞，是由段祺瑞联合四十六名高级将领向清廷发的最后通牒，此举使满清宣布退位，而段祺瑞也获得一造共和之殊誉。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因利益矛盾分裂成皖系直系两派，这两派是以籍贯为核心的势力集团，最早是南方叫出来的，后来各派系自己认下并自命。

段祺瑞重起后获得总理兼陆军部长职位，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集权独裁，以中央名义扩军，还向各省派遣亲信。湖南为抵制段祺瑞皖系势力的压迫，打出湘人治湘的旗帜以拒之，哪知段祺瑞敏锐的发现了湘督谭延闿的先天缺陷，即谭延闿不是军人，却身兼军政两职，于情于理不通，段祺瑞命皖系健将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傅良佐也是湖南人，满足湘人治湘之要求，谭延闿理屈词穷，不得不除去督军职务，只做省长。但是谭延闿岂能袖手待毙？也筹谋一番，按赵恒剔之计将谭派力量作了安排，他将一师二旅的林修梅旅移住衡山，刘建蕃为零陵镇守使，然后在长沙欢迎傅良佐。

皖系又识破谭延闿手段，轻易化解了谭延闿的招式，傅良佐撤了林修梅旅长，派自己的心腹邹序彬就任，将刘建蕃从零陵调到外省，这个命令一下，谭延闿吃不住劲了，撕掉面纱，谭派干将林修梅、刘建蕃等通电独立，稍后，吴剑学、宋鹤庚等相继通电相应。此时赵恒剔丁扰在籍（为父母等至亲治丧时须暂时离职）但生死攸关，也不得不参与战事，重入军中。傅良佐早就预料到这一手，派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章的第二十师扫荡，湘军等一退再退，眼见形势将不可挽回。

湖南战事实际上是北洋派与反北洋派的一场前哨战，面对咄咄逼人的皖系的唯力是视、蔑视约法、武力统一政策，孙中山先生等提出护法北伐。现皖系锋芒已到湖南，皖系如控制了湖南，两广难保，革命势力将被消灭，所以中山先生组建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随后任命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援湘总司令，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第一至第五军司令，向湖南进发。在马济指挥的队伍中，有原护国六军第七旅十三团二营连长李宗仁。

北洋内部的直系此时竖起和平旗帜。直系冯国璋主和，直系将领一致抵制段祺瑞。由于徐树铮杀陆建章于天津，此时被派往湖南作战的陆建章嫡系冯玉祥途中发出武穴主和通电，声震全国，获得孙中山先生的响应，也直接影响到了前线。冯玉祥曾经给八师师长王汝贤写信，责备其自毁不打内战的承诺，由此导致王汝贤作战很消极，前线的将领都属于直系，已经受到各方形势的影响，不愿再战。湘军方面，援军将至的消息，赵恒剔、刘建蕃等信心大振，派出敢死队偷袭北军后路，在北军混乱之际正面乘势出击，结果大胜，北军商震旅不战就俘。后北军弃战逐次退却，湘军士气越发高涨，后经在岳阳一带与皖系吴光新师激战获胜，又经洋楼司一战，终将北军逐出省外。

这场湘皖战争或护法战争前期，彭德怀所在的湘军第二师没有参战。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亲近皖系被亲谭延闿的陈嘉佑、鲁涤平暗中发动士兵兵变赶走。二师三旅改称独立第三旅，然后与一师等共同战斗，经历了岳州、洋楼司等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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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进湖南

1918年初皖系败出湖南，湖南还没有喘上一口气，北洋大军就又卷土重来，此次北洋政府动用了直系精兵再讨湖南，此举幕后功臣是皖系健将皖系地盘看家人皖督倪嗣冲。

皖系政强军弱，段祺瑞、徐树铮把持几乎一切权力，呼风唤雨，只手遮天，但是皖系缺乏优秀的军事人才，直系与皖系正相反，良将精兵，拥兵自重。傅良佐失败后，属于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仍然主张和平，不提倡国事用武力，其实际目的是通过引进南方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势力分皖系之权以获得直系更大的利益空间，这也符合现代政治原则。段祺瑞在闻傅良佐失败后筹划用重兵消灭湖南拥护孙中山的军队，由此与冯国璋的主和倡议矛盾，双方各持己见，争论愈演愈烈，皖系甚至有推倒冯国璋换马的政变计划，为此引进奉军张作霖部为所用，给冯国璋施加压力，皖系所为咄咄逼人迫使冯国璋下定决心与皖系分家，借口视察军队离京赴直系大本营的江南一带。当时直系有名的长江三督——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牢牢的控制着这些地区。如果直系与南方成为政治联盟，段先生的皖系政府可能就会垮台，皖系势力有可能在直系和南方势力的打压下烟消云散，所以必须将直系绑定在段先生的战车上，必须用直系的刀杀南方护宪派。段祺瑞、徐树铮等政坛高手，深谙此事的重大干系，安排皖系力量无论如何阻止冯国璋行程并劝冯国璋回心转意，直皖不分家，直皖一体，共同对付南方护宪派。在冯国璋车行到蚌埠时，皖督倪嗣冲上演了一场哭劝冯国璋，以真情大义打动冯国璋取消南行计划，回北京和段祺瑞合作的现代真实版哭厅戏。倪嗣冲可能真是发自内心，可能真知道利害攸关，也可能是真能演戏，比真的还真的，反正是不辱使命，没白流泪不仅劝住了冯国璋，还让冯国璋真的下定决心支持段祺瑞武力讨伐南方。于是，北京政府对湖南用兵，而且用的是精兵——除了属于直系的吴佩孚率领一师三混成旅（吴的第三师（辖五旅旅长张学颜，六旅旅长张福来）和阎相文、肖耀南、王承斌三个混成旅），总兵力五万余，还包括因徐树铮杀了陆建章后，暂时依附直系的陆的铁杆冯玉祥的著名的十六混成旅，皖系也下了血本，派出了号称皖系头号大将的张敬尧率领第七师参战。上述从湖北攻湘的是主战场，在江西还开辟一个策应战场，这次北京政府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湖南和两广势力，以维护祖国统一。

北军此次实力各方面远高于在湖南的湘桂联军。第三师是北洋六镇之一，北洋的基本部队，此时处在顶峰期，战斗力很强，其队伍成员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吴佩孚本人很机智冷静；冯玉祥的军队虽然士兵出身基本都是农民，但是冯玉祥苦心孤诣，从挑兵到练兵下了极大的功夫，十六混成旅的战斗力当时已经闻名全国；张敬尧的部队也是训练颇佳，实力不凡。

江西战场的部队是山东第一师施从滨，江苏第六成旅张宗昌等。

主战场总指挥曹锟，他任命前敌总指挥为吴佩孚。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日俄战争时期做过日本的间谍，曾在讨伐山西革命的过程中挫败了革命党颠覆列车的“阴谋”，引起曹锟重视，但随后并没有重用，其发迹源于汤芗名，汤芗名督湘时曹锟的第三师驻防岳州，一次汤芗名请曹锟给他的部下演讲，结果曹锟为难，吴佩孚毛遂自荐，演讲很成功，让汤芗名对吴佩孚赞赏不已，遂向曹锟要吴佩孚，准备委之以旅长，这时曹锟才真正重视吴佩孚，提拔他当了一个旅长。后袁世凯时期蔡锷讨袁进攻四川，吴佩孚虽曹锟入川并在攻打蔡锷部队时曾因奇袭滇军立功，受到袁世凯的表彰，后代替曹锟出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性格上孤傲狷冷，心胸狭窄，自命不凡。

吴佩孚指挥所部，在海军配合下正面攻打岳阳，张敬尧绕攻平江，经过多次激战，湘桂联军总帅谭浩明部署失当又畏惧北军，遂致南军全线溃败。在醴陵，南军决定反攻，攻击对象是江西来的张怀芝部，一番激战获胜，乘胜追击，却在途中被张敬尧截击，惨败，湘军主将之一刘建蕃败退中落水而死，军心动摇，赵恒剔率领败军至永兴耒阳一线才稳住脚。

此次大战，吴佩孚张敬尧立功不小，吴佩孚部是正面主力，战功最大。张敬尧酣战之余杀的性起，纵兵劫掠，称三日不封刀，其部队奸杀淫掠危害极大，从各方面说吴佩孚督湘均适宜，但是皖系为抑制潜在对手，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此一任命导致吴佩孚不满，战事停顿，吴佩孚不在听从北京命令，而皖系徐树铮以饥饿政策压迫，即你不执行命令，我就不给你军队发饷，导致吴佩孚与皖系矛盾激化。北洋军对内部的矛盾为南方势力所用，同气相求，初则你唱我和，后则退兵近而不惜与皖系一战，导致皖系败亡和直系的兴起。

这场战争中，湘军中的彭德怀和桂军中的李宗仁均参战。李宗仁在与张怀芝的战斗中再次负伤，其时他仍然是连长。彭德怀作为败军一员，随军转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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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尧督湘与汤芗名差不多，换汤不换药，除大肆扩军将第七师扩大到七万人以上，其部队的纪律极为败坏，他也有意纵兵殃民，所以为祸尤大。张敬尧当了督军后任人唯亲，当时有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挎之说。张敬尧有三个兄弟，分别叫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名字各个响亮，派头跟敬尧大哥差不多，人都称为二帅、三帅、四帅，甚至张敬尧兄弟的亲戚也被称为姨帅、舅帅等，威风不可一世。张敬尧的兵抢男霸女、吃喝嫖赌、恣意淫乐，湖南老百姓把张敬尧恨透了，民间纷纷行动，看到张敬尧的祸国殃民的兵落单就用菜刀、铁铲、棍棒类诛杀。

此时吴佩孚与皖系关系恶化到极点，除了吴佩孚打仗，张敬尧得官外，吴佩孚派张学颜向政府要饷，结果分文未得，于是吴佩孚结好南方集团，不再与南方为敌，同时决定撤兵北上，与皖系用枪说话。冯玉祥决定与吴佩孚统一行动，同时北撤。吴佩孚接收孙中山先生六十万元毫洋之后于民国九年，就是1920年离湘北上。

湘军方面在吴佩孚、冯玉祥撤军后随即开始反攻。

在与吴佩孚对峙期间，湘军内部也问题丛生，其中程潜与谭延闿矛盾激化。最初傅良佐督湘时程潜投靠孙中山，获得湘军总司令职位，然后以这个名义统领湘军，但是指挥权限有限，军令不通行于所有湘军，谭延闿系部队不大听招呼，后傅良佐离开长沙时程潜曾自命省长，被谭延闿抗议，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勒令取消，以后就很消极，在北军大胜，南军退守湘南时，其督军竞争对手谭延闿又亲到军中，以示与士卒共甘苦鼓舞士气，而谭派将领也以此大做文章，形势不利于程潜，于是程潜意志消沉，萌生与段祺瑞讲和意向，后来据说由桂军马济部截获程潜与北军私通函件，全军哗然，于是程潜黯然离开，湘军为谭延闿、赵恒剔所拥有。

谭赵指挥军队随北撤吴军之后，于湘潭、岳州等地经几仗，连续约四个月，基本消灭了张敬尧的队伍，缴获了北军大量的武器，湘军一路北上一路扩展，到驱逐张敬尧后已经发展到二师五旅，后又翻番变成四师十旅约十万大军。

彭德怀在战争期间表现优异，他所在的二师三旅六团连续四仗，驱张战争结束时由军功使他从一个普通二等兵升迁至排长了。

吴佩孚北去打垮了皖系，自己做了北京之主，忙碌的很，而湖南此刻也异常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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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内乱

湘军在与北军对峙的近两年间，真是苦透了，合起来不过三千破抢，伙夫、士兵、指挥员的月饷才一、三、五元，正常时普通士兵月饷都有五六元，初级官佐少少的也得十几二十几，这些饷项说是官兵们的工资养家糊口的，其实也可以看成是自己的纳命钱，一条命就值饷银那么多，几乎所有士兵都是这么看待饷银的。那时湘军从上到下，咬牙苦撑卧薪尝胆终于由吴佩孚的北撤打开了局面。饱受张敬尧荼毒的湖南民众终于看到解放自己的子弟兵北上，无不夹道欢迎，也自发的用各种方式配合军队打击张敬尧的军队，许多的青壮年踊跃参军，所以部队越向北进发队伍越壮大。张敬尧的军队初时尚有战斗力，但是后来他做了督军后军队不仅纪律败坏，而且从上到下开始腐败，军队腐败战斗力就消失，胆子就变小，所以面对千万湘民前呼后拥的湘军，张敬尧的部队都畏惧了。因为张的名声太臭，已经超出北洋军人的道德底线，谁也不愿帮他，谁都瞧不起他，皖系北京总部因为要对付气势凶猛的吴佩孚自顾不暇所以张敬尧真成了独夫民贼孤家寡人。本来，汤芗名督湘，也杀人，但是汤督军杀的是反袁世凯的革命党，对百姓并没有乱杀滥杀，张敬尧则不然，就会祸害百姓，就擅长鱼肉普通民众，所以他的民恨可想而之了。

张敬尧在四面楚歌孤立无援下退出湖南跑到湖北想求王占元接济，但是王占元怕张的部队坏了他的领地给他添乱也落井下石，想解决掉张敬尧的部队，当时驻军汉口的冯玉祥更是毫不客气将张敬尧一部缴了械，最后第七师残存无几，只有七师十四旅吴新田部还算完整，北京政府就任命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

张敬尧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后来他又投到张宗昌门下，手下还有一只自己的队伍，直到北伐后被消灭。

赵恒剔在这两年的抵抗北军的战争中克勤克勇兢兢业业，为全军将士拥戴，这也是赵恒剔登上湖南最高权力的基础。

程潜此时不在湖南，但是他仍时时刻刻惦着湖南，湖南内乱首先出现在程潜与谭延闿之间的斗争上。

程潜属于孙中山派，谭延闿属于立宪派，按程潜的意思湖南应该加入护宪护法的孙中山阵营，成为反北洋集团中的一员。程潜的这个思想属于典型的孙中山思想，就是全国政令一体实行民权民生政治，实现宪政，而恢复法统排除北洋军人靠枪杆子当权玩弄政治则为当时国事重中之重第一要务，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程潜认为非加入孙中山先生阵营不可，积极响应武力北伐。谭延闿则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湖南多少年来久历战乱，总是首被战祸，民不聊生，如果从属于一方，以湖南地理位置必将再次成为战场，湖南人民还将重复被战火荼毒，湖南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全国的什么什么，而是休养生息，以此观点出发谭延闿认为湖南从属于孙中山受孙支配或北洋政府控制对湖南都是有害的，因此力倡体现反对武力反对军事的和平的关门建设的“联省自治”这个主张应对各方压迫。他的这个主张在主张武力北伐打倒北洋军人干政的孙中山派和以正统自居强调维护祖国统一的北洋军政府看来都是自成一体南拒北抗的独立王国，为南北不容，程潜当然与之有冲突。谭延闿在四面攻击下，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设计了一个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政治方案，围绕联省自治，颁布省宪，实行选举等，这无疑在当时的中国属于第三条道路，反响巨大，尤其为西南各省不孙不北者拥戴。

应该说谭延闿是很有创造性的，其联省自治和联邦差不多，其政治理论贡献有些类似于孙中山的将人、权、民、主中国化为民权民生。

谭延闿与赵恒剔之间也产生了矛盾。本来谭赵关系极好，谭延闿不懂军事，在长达两年左右的战争中湘军核心是赵恒剔，谭延闿曾经答应赵恒剔让赵负责湖南的军事。驱张之后，谭延闿大权独揽，不仅省长督军抓在手，还建立了自己的小圈子，将湖南权力定位于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里，将赵恒剔等劳苦功高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的将士视为只能由他驱使的枪杆子，以外行控制内行，文人御军，坏了基本的规矩，导致赵恒剔不满。赵恒剔多次辞职就是这种不满的流露。
由于战争需要，湘省曾实行防区制，共设十二防区，各防区设一司令，第六区最有实力，是属于程潜的，第一、二、三、七、十二各军区司令均属谭延闿。防区制到战争结束后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政令统一，各防区司令俨然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土皇帝，所以谭延闿开始裁军。

首先反谭的是程潜，程潜策动其部下林修梅通电独立，然后谭延闿亲信肖昌炽被杀，各地响应的军队增多，公开倒谭，矛盾表面化。

在叛军杀到眼前时，谭延闿已成孤家寡人，无奈只得废督，让湘军总司令于赵恒剔，暂代省长，随后省长即被林之宇取代，谭延闿结束了湖南家长的地位，黯然离湘。

程潜策动的倒谭是成功了，但是得利的不是程潜是赵恒剔。毕竟赵恒剔军事才能和战争期间与士卒同甘共苦获得全军拥戴，程潜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了。

湖南上层政变，没彭德怀什么事，但是随后发生的事件彭德怀就是积极参与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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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内乱之闹饷风潮
北军尽逐，湖南一统，该个人忙个人的事了。上层闹权，湘军闹饷。

自湘军与傅良佐开战以来，饷源即断，为维持军队，在无力发全饷的窘境下，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号召全军将士护法护宪，做爱国之革命军人，为国家暂时牺牲小我，同时上下一致，官兵平等，自司令赵恒剔始，都仅拿象征性的一点饷。当时战争时期，首长都那样了，战士们也不好说别的，所以全军一致在饷弹两缺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撑过来了，解放了，胜利了，士兵饷钱该成大事了，但是一因上层争权，谭、程、赵很忙不知道士兵迫切需要发还欠饷，二一个当时湖南哪有钱？也没的给，所以无形中就将这天大的事慢待了，这一下可不要紧，就出事了。

程潜要倒谭延闿，其发动因素就是鼓动程系将领的手下士兵向谭延闿闹饷，结果一呼百应，最后谭延闿孤家寡人，局面不可收拾，最后让权出局。赵恒剔接掌湘局后，士兵们已经为饷连成一体，甚至这些闹饷的士兵们成立临时权力组织，将军队指挥管理体系一脚踢开，完全服从这个新权力中心的命令，十万大军从湖南的四面八方向长沙开进，要钱。士兵们为了最终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还将阻碍他们的两个军分区司令就地正法，所有各级官长无力也不敢阻拦，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

彭德怀无疑是这个事件的风云人物，后来他从这个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在军队中开始发展士兵救贫会这样的政治组织，最终这个救贫会成了他的军队的政治核心骨干。

通过闹饷，彭德怀的感慨是很多的，通过他的回忆中简单的概括描写我们仍能体会到他的那些感慨，即使我们现在看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探讨研究和继承。首先，任何人必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各种利益，有形的无形的所有权利自己都应心中有数很明确，意识不到就等于放弃，权利空间不完整就是低级。士兵们是为那几块钱，虽然少一点，但是那是自己真实的利益所在，他们清楚得很明确的很；其次，自己的权利是否合法，这个问题压倒一切，合法就应得到尊重承认和维护，不尊重不承认不维护就是一种侵犯践踏和剥夺，对承认尊重自己利益的是一种态度，不承认否定的是另一种态度，由不同态度衍生的不同行为就都是必须肯定的。那两个军分区司令阻碍闹饷，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被士兵枪毙不冤；第三，有效的组织将使个体利益变成群体利益，群体利益的追求者达到一定规模时将会主导事件甚至改变社会规则。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被我们忽略，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赵恒剔是有海归背景文化人出身的文武双全的高级将领，尤其是还具有传统的一些美德，他知道自己的兵的处境，饥人饥己，但又实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采用折中的方法度过了危机，可以说是策略智慧聪明，将一场大大的风波平息下去了。

当然彭德怀在几十年后以一个囚徒的身份再对赵恒剔处理结果评论时不得不站在另一个立场上猛烈的抨击几句，免得新中国的革命者立刻革了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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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军校文化与彭德怀

在这段对湖南每个人影响都很大的战争时期，正是彭德怀从一个走投无路的农民向军人向意识到社会责任和尝试探索承担社会责任历史使命转型的思想人格价值观成型期，在这个时期内，湘军这个大团体，尤其是那些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对彭德怀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可以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

湘军打不过北军，被北军一路追赶到湖南南部接近广东地区，如果不是皖系与直系的矛盾，如果吴佩孚不止兵停战，很可能湘军就凶多吉少了，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湘军上下体会也很深，这从湘军空闲时间都用在练兵上充分的体现出来。而此时，保定派正逐渐的在湘军中崛起。

湘军为了提高战斗力，使之达到能够与强大的正规北洋军对抗甚至战而胜之的水平，不仅进行系统的军事教育，还在军队的思想文化等方面下足了功夫，而这些方面的教育使彭德怀的视野胸怀见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比如彭德怀写过的一篇论立志的文章，洋洋洒洒，言语不多，但是一下抓住根本，阐述清晰准确：志不立如无舵之舟，五衔之马，奔荡飘逸，何所底乎。人分几个层次，动物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如果一个人看不见社会，只见自己，只知道自己的基本的生理的需求，那么这个人就只是一动物，不能算严格意义的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必须是社会的人，也就是自身生存与生活的一切都在社会这个环境空间内，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会制度。意识到这一点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才可能承担社会责任。类似鱼知道水是其生存的最根本的环境，草原上的动物意识到水草使其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的人必须意识到社会是类似鱼的水草原上动物的草原。

彭德怀的那些老师，几乎全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年轻，朝气蓬勃，对国家对未来充满了理想和期望，也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这些国之骄子们将富国强兵让中华民国傲立世界的信念向那些年轻的战友们传播，他们的热血激荡青春飞扬铸就了那一代人的激情——彭德怀被中共打倒迫害时曾经对黄克诚说，我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其它什么想头——这就是当初那些在彭德怀身上传播知识播下希望的教官们收获的最好的果实——他们的教诲成为这个倔强的农民出身的学生的一生追求。

那时练兵没有什么标兵模范之类的荣誉或奖励，但是毫无疑问，对训练刻苦学习努力的，所有将士都是钦佩爱戴的。在彭德怀身上，他一个最底层的军队人员（班级干部），除了他的连长、营长格外器重，他的团长刘铏对他都非常赞赏（那篇立志论作文被袁植推荐给刘铏了），而当时的湘军总司令赵恒剔在经历了九十年的人生之后写下的回忆录中，还专门提到了袁植这个名字，这个当时并没有太大建树的过早被害的袁植团长被赵总司令几十年后提起，未必不是因为袁团长的队伍中走出一个未来的杰出的统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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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年代到来前夜之湘军

如果把北伐及其后的湖南称为红色时代的湖南，那么这个红色在中国的形成实在是大有原因。

1919年和1920年两年里，湖南在战争中，各地也不平静，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是苏联共产势力的全面迅速的渗透中国了。苏联政府曾经分别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以政府名义发表对华宣言，即苏联政府废除沙皇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所有沙俄侵占中国的领土，这两个声明永远的改变了中国，这两个声明也为苏联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苏联的这些声明发布后，亲苏对苏联产生兴趣充满好感感动感激苏联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不管什么派别什么思想的国人，无不引颈北望，包括大名鼎鼎的孙中山等，还做起了与苏联进一步合作的诸多春梦，而共产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四处滋生。苏联也趁此机会加大力度全面渗透中国。可以说，当时的中国被苏联左右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人对领土的欲求太强烈，苏联的列宁也一下就摸准了中国人的脉，归还中国领土这个宣言太投中国人胃口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被苏联的这一致命诱惑缴了械，共产主义开始以恐怖速度一夜之间遍中国。

此时赵恒剔正在为湖南疗伤。

赵恒剔整编了军队，达两个师十个旅，两个师长分别是宋鹤庚（下辖贺耀组、唐生智两旅）和鲁涤平（下辖邹序彬、陈嘉佑？两旅）。

当时湖南经济还没有回复，军队庞大，人心初定还不太稳，联省自治虽在湖南如火如荼，各方面建设正在筹划酝酿，但是湖南政治太孤立，为两大最强大集团所不容——孙中山的两广政府和吴佩孚的北洋政府都坚决否定湖南的自治之举，湖南处在夹缝中，必须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湘军在打败张敬尧后也有些跃跃欲试，对自己战斗力的估价偏高，信心满满，所以当湖北的李书城、蒋做滨、孔庚、何成浚等赵恒剔的同学要湖南帮助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时，赵恒剔还没怎么地，他手下的两个师长就迫不及待的鼓噪起来——估计这两个师长有当湖北督军的念头了。

王占元属直系，其人虽贪财，但是有心向上，奈能力不足，湖北地方主义者以鄂人治鄂鼓噪去王。湘军顾虑也很大，吴佩孚刚刚大胜，直系如日中天，轻惹不得，赵恒剔很慎重，派人询问吾佩服的态度，又是王占元无道，湖北民众水深火热的大道理，吴佩孚一向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对一些是非问题向来木讷，感情和是非总是理不出个头绪，发表不出自己的意见，结果赵恒剔左等右等皆无音信，他手下的两个师长就编造了一个吴佩孚支持的矫诏，撺掇赵恒剔发兵，结果湖南以替天行道救民水火的名义兵法湖北。

湘军没白练兵，初时攻势颇顺手，尤其是宋鹤庚，更是卯足了劲儿，恨不得一下飞进武汉，所以开始湘军还是很顺利的，但是王占元手下有一大将孙传芳，在洋楼司一线与湘军剧战达八日之久，鲁涤平师的邹序滨旅损失殆尽，鲁涤平向赵恒剔建议将张辉赞部编入其第二师，为赵恒剔拒绝，将唐荥阳部编入，此举导致鲁涤平不满，遂埋下鲁涤平后来的叛赵投谭（延闿）隐患。

孙传芳是王占元一手提拔的，按当时在孙传芳手下的团长贺国光的评价，孙传芳实在是一将才，治军用兵都有独到之处，难得的是孙传芳待人谦和，知道尊重人，这些可能也是他能凝聚一大群人后来自成势力的基本条件吧。

此刻在王占元危难之时孙传芳用尽了力，无奈势单力薄，在湘军的蜂拥攻击下不得不退。王占元和孙传芳等迫切希望吴佩孚能发兵援助，但是吴佩孚私心自用，也想倒掉王占元，然后用自己的心腹肖耀南出任湖北督军，所以迟迟不出兵，直到王占元势穷辞职，吴佩孚的军队才开上来。吴佩孚好像得了便宜，但是也严重的伤害了孙传芳，后来北伐军攻打吴佩孚时孙传芳作壁上观做看吴佩孚被打垮，就是为此刻的王占元出气。

吴佩孚到了湖北，跟赵恒剔碰头了，吴的军队还没准备好，就先唱文戏，同时底下紧锣密鼓的准备武力最后解决。

吴佩孚反对联省自治，将其认作独立王国，属于分裂行径，绝不允许，用高官和大义引诱劝说赵恒剔；赵恒剔有三千万湖南人民支持，民意后盾，为父老乡亲的未来计，为避战火远离人祸，更是针锋相对不肯取消自治之举，双方都狠下心来军队上见分晓。吴佩孚利用海军优势，在岳州登陆，后路被抄的消息一传出，湘军吃不住劲了，又一次败在吴佩孚的枪下。

此时的赵恒剔身上体现了古之名将风范，他在英国的调停下，独身一人去兵舰会吴佩孚，达成协议，吴军暂住岳州，无其他条件，湖南获得体面的和平。

本来驱逐王占元应是湖南四川两省同时出兵的，但是四川一路没起作用。

彭德怀所在的鲁涤平之二师三旅，曾是正面主攻，伤亡很大，各部损失惨重，全团中唯独彭德怀连不仅兵员没有减少，反倒增加，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其带兵能力开始引人关注。彭德怀自己总结带兵经验是经济公开不搞特殊化，尊重士兵人格废除肉刑，秘密发展士兵会员，使之在部队中起到稳定部队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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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系的诞生
　　
　　 援鄂战争惨败后，彭德怀以一个连长的身份驻军南县注滋口，此时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杀了一个欧高级参议的弟弟，结果事发差点被审判抵命，幸而跑掉，跑到了老班长郭得云家，与郭得云、黄公略、李灿、张荣生等秘密组建了有正式纲领的一个军队政治组织——救贫会，其章程共四点，1.灭财主，实现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反对不平等条约；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这四点全部核心都是围绕民生的，就是让最底层的平民有生存的条件和机会。当时彭德怀的组织中所有人都认定，平均地权和发展实业是实现民生的最终办法，因此其纲领可以看做是底层农民求生的纲领。第二条则明显是义和团的翻版，显得很不成熟，第四条实际上是发展军队掌握军队的一个具体方法。
　　
　　 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共和体制尚未全废，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等政治权利都有保障，救贫会的章程中就没涉及到这些，只是针对当时迫切需要或者说没有被重视的那些进行了明确。救贫会章程可以看成是共和政治框架下的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性目标。
　　
　　 救贫会这个组织的诞生，为新湘军走向后新湘军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
　　
　　 彭德怀还得活着，军队无法容身了，就先投靠在广东的时在许崇智队伍中的朋友鲁广厚，但是稍后彭带的队伍被友军突然袭击吃掉，于是回乡当农民，这可以看成是他军旅生涯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在这个时期，张学良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出来后就当了团长，不久就当了旅长；李宗仁作为营长团结了两千多人在桂军与粤军的粤桂战争战败后想方设法退到玉林十万大山地区，开始了独立发展；冯玉祥因从属于曹锟吴佩孚，以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身份指挥全旅随阎相文（二十师师长）入陕，驱逐陈树蕃，再随后不久，在阎相文自杀后做了陕西督军，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因战功发展成第十一师，实力开始发展。
　　
　　 湖南在赵恒剔领导下进行各方面建设，医治战争创伤，军队中出现新动向，并由此导致保定系的诞生。
　　
　　　　 保定系这个名字最早是苏联的鲍罗廷（？）向国内汇报时提到的，开始没有保定系这个叫法。保定系的形成和壮大同唐生智有关，但是保定系的灵魂又是龚浩和蒋百里。
　　
　　 保定军校不仅是一个学校，更是一个时代，一个军事教育时代。保定军校开创的军事教育新时代可以作为中国军事教育的里程碑。保定军校不仅培养出数不清的军界精华，这些优秀的军人大都在后来的战火考验中大放异彩，更重要的是，全国的几乎所有的军事学校，包括黄埔军校，东北陆军讲武堂、湖南陆军讲武堂等各地军校，教材、教学内容、各种制度等都是以保定军校为蓝本，可以说保定军校遍地开花。随着保定军校的走向全国，保定军校同学的一批又一批成长，其自成势力只是时间问题，后来闻名全国的保定系，也就是两广加湖南的四军、七军、八军风云一时，就是靠一个叫四校同学会的松散的组织维系着，其中保定军校是灵魂。湖南，唐生智，为保定系的诞生和发展出力不小。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唐生智有胆有识，不怕风险，不墨守成规，但是易冲动，权利欲强，心大德薄，不懂政治。按李宗仁的看法，唐生智可以算热血冲动浅薄一类，与同时代的其他精华相比可以说是典型的一愤青。唐生智对湖南饱受战争蹂躏也一筹莫展，很想按自己的意愿建设发展湖南，说白了就是要成自己的势力，要做湖南的主人翁。
　　
　　 龚浩曾经和彭德怀一个团，做过袁植的团副，当过彭德怀的教官，后平调鲁涤平第二师作战科长。因与唐生智同为保定军校同学，唐生智向龚浩真心诚意的交流请教，龚浩提出，当时湘军中保定同学已经有十六个团长，只要将这十六个团长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就可以完全掌握全军。龚浩的计策获得唐生智追捧，于是唐生智给龚浩伍仟元让龚浩去联系湘军中的同学校友，于是这十六个保定军校同学就逐渐的聚集在唐生智的大旗下，茁壮的成长起来，稍后这个新团体就与与行伍系发生了冲突，湘军史上的再次分裂随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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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再次分裂

彭德怀的救贫会章程的出台和唐生智保定系的出现，是决定新湘军未来走向的重大事件。

以彭德怀等湘军基层军官为核心的救贫会的出现，可能和国民党这个组织的出现或中共组织的出现历史意义是差不多的，这个组织同样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是致力于中国民生，让中国底层人民有活路能生存能幸福，一个没有写入纲领的就是追求富国强兵。救贫会这个小小的小的不能再小的组织在当时是不起眼的，没什么人注意它。理论上当时湘军也属于国家军队（至少属于湖南人民的武力），还不是属于某个人或组织，国家军队原则上不允许参与政治的，但是由于当时特殊情况，国家法制已经为北洋系或军人政权操控，政乱国乱，有责任感的军队人员组建政治组织是可以的，不应受非议的。

彭德怀的政治身份由于早期组建救贫会就变得复杂。

按照彭德怀一生的表现看，为民为国，为富国强兵，他当然是湘军救贫会一派，但是他后来与中共合作成为中共一员（跨组织了），这两个组织的追求虽然在早期有土地革命的交集，但是更多的是难以跨越的鸿沟。彭德怀的救贫会不仅不排斥人、权、民、主，还积极推崇之，努力实践之，比如彭德怀统帅的军队，总是从方方面面体现军队民主、军事民主这个原则，比如在抗战期间彭德怀在华北大力宣传推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这方面的体现，这些原则是救贫会的灵魂，同中共的否定这些的思想理论纲领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受到了中共上上下下的长年累月的集中批判。中共自己对彭德怀的正式评价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理人的资格混进党内，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中共的这个结论将彭德怀明显的排除在中共之外。其实中共的这个最终结论符合事实，同彭德怀的真实的政治身份是相适应的，或者说，彭德怀的救贫会同中共这两个组织是无法融合甚至水火难容的。最终由于彭德怀坚持救贫会的追求而为中共迫、害并致死不是偶然的。

追求的不同是根本的不同，虽然两种追求的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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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军阀混战去冲淡主题，主要谈一下张纨绔的误国害民的西安事变！！！！！沦陷区为什么沦陷？？？不就是因为张赖皮的无知主使的下一时冲动吗？？？？？？？？？？大陆民众寝其皮，食其肉也难解其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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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序幕战与湖南

这里解释一下国民军与国民革命军的区别。

国民军诞生于北京，是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创建的，其宗旨是建立一支为国民服务保家卫国的军队。国民革命军诞生于广东，是国民党效法苏联创建的一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是一支党军，不是国家军队。

有人想当然的把国民军等同于国民革命军，实际二者不一样。国民军番号1924年10月诞生，到1928年5月孙岳在上海去世国民三军的徐永昌才取消国民三军番号，国民军名称正式消失成为历史，前后约四年。

国民军说是全民武力服务于中华民国，其实当时真正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国家军队说只是一个名号，不过当时敢挂这个名号的还唯有国民军，也属不易。

进入二十年代后，苏联在中国势力在国民党的推波助澜和苏联自己的有意为之之下如野火燎原不可阻挡，苏联与国民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其帮助组建国民革命军以建立自己的武装作为武力征服北洋的第一步就是合作的重点。苏联的政治组织中共则利用与国民党合作的机会在中国社会竭力发展组织，尤其在贫穷的工农阶层更是不断活动，其势力发展极快。赤化俄化到底适不适于中国引起全国性激烈争论，在孙中山1925年初去世后，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导致国民党内部重大分裂，在中国反对赤化俄化的声浪也一浪高过一浪，西山会议派的出现使国民党四分五裂。

北方的各派在反赤化反俄化中国社会文化伦理不能动摇、俄国政治不适合中国的社会大辩论中也矛盾日益加剧，奉军国民军两大集团剑拔弩张摩擦不断。由于奉军顺利占领了河北、山东、天津、江苏等地，沿海皆属于奉系，国民军深处内陆，武器装备补给线已成致命瓶颈，冯玉祥只有靠近苏联一途可行，于是冯玉祥与苏联达成一系列的协议，此举为奉系包括吴佩孚的直系为首的军事将领们视为赤化，大肆攻击，冯玉祥则不断辩解洗脱。张作霖为了早日进京——北京为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控制，鹿锺麟任警备司令——积极部署军队，准备攻击冯玉祥，为此和日本签订协定，准备以沿海捕鱼权出让给日本的方式换取日本军火，然后攻打国民军，此事为奉系将领郭松龄所知，出于大义，郭松龄决定与冯玉祥联手倒奉，制止内战，专注建设，相互支援，这就是著名的郭松龄反奉事件。郭松龄与冯玉祥密议期间，争取了直隶督军李景林的参与，于是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通电讨奉，公开打出东北国民军的旗帜，并公布建设东北十大纲领。冯玉祥在奉军进关后长期以来为张作霖奉军刁难压迫，此时也通电表明态度明确支持郭松龄，将郭冯联盟大白于世。本来此形势对国民军非常有利，但是因为国民二三军的垂诞天津，向李景林发动主动攻击，冯玉祥为配合郭松龄作战进占热河以为后援，此举对李景林亦形成压迫，诸多因素导致李景林复归奉系，并与国民军开战，为此郭松龄部队不得不留下主力魏益三驻防山海关以防李景林异动。这时战场分成两部分，一路郭松龄进军奉天，初期攻势顺手，进展很快，但是由于郭松龄拒绝日本条件，对日态度强硬，导致日本干涉，明令限制郭军行动范围，派出炮兵空军与郭军作战，再加上张氏父子对郭军中的将领分化拉拢，张学良一边率兵抵抗一边不断的发动政治喊话，导致郭军军心动摇，后在黑龙江吴俊升骑兵增援的外压和内部郭军将领邹作华等拒战情况下，郭松龄认为军队已经无法掌握局势不可挽回遂离军，但中途被奉军游击骑兵捕获与其妻韩玉秀遭就地枪决并被暴尸。第二个战场就是国民军与李景林的天津之战。李景林号称奉军五虎之一，几年来苦心练兵，军队战斗力很强，又占据极好工事，部队有约七万人，所以国民军非常吃力，经过苦战，韩复榘师率先破局攻破李景林防线，随后各路依次攻破，李景林全线溃败，但是这个大好形势为国民二三军浪费，在国民一军正面得手后他们不思卡断李军后路彻底消灭李景林部，反而看国民一军要进城而红了眼，为争天津的督军位置，二三军各部也乱哄哄与败退李军各不干涉一进一出，终于让李景林军撤退至张宗昌防地。

国民军打败李景林时就是郭松龄兵败被杀时。

郭松龄在进军途中，曾经与张学良通信，表示请张学良让他治理东北几年，然后再将东北转给张学良，并对张学良以 “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雄；愿公为平民之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劝导张学良。后来的张学良反对内战爱国抗日，不能说不是郭松龄的影响。

郭松龄的失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如果他能成功，如果凭郭松龄的才干经略东北与冯玉祥互为犄角支援，二人全力维护一个政府，那么中国可能不仅不会受日本侵略，国民党是否会产生军队，苏联的势力中共是否能在中国继续存在就都存在其他可能了。冯玉祥和郭松龄都是不接受苏联政治的。

张作霖被郭松龄挤兑的差点跑日本去，还不得不发罪己诏，颜面尽失，这真是张大帅的奇耻大辱。杀了郭松龄张作霖不解恨，暴尸不解恨，非要找冯玉祥出气，张作霖认为郭松龄是冯玉祥支持挑动起来的，幕后主使就是冯玉祥，不计一切后果讨伐国民军。

吴佩孚与张作霖同病相怜，都是被部下反叛折腾的死去活来，现在共同目标都锁定在冯玉祥了，好了以讨伐南北二赤的名义联合讨伐冯玉祥，于是北伐的第一期战争——国民军与直奉晋鲁豫甘等军阀的大战就开始了。

在国民军与各军阀初期接触战中，各军阀不得不佩服国民一军超常的战斗力。比如张宗昌部的丁治盘就说，张宗昌天天督促练兵，但是与国民一军的韩复榘、石友三等打了十几次，次次被打败，而且损失惨重，只有一次又被打败，败兵后退过多超过了司令部，司令部成了最前线，正是夜间，国民军准备夜袭，于是徐源泉（六军副军长兼二十三师师长）不得不亲自跳出战壕高呼冲锋，张宗昌一方的军队受此激励一窝蜂冲将上去，将这次国民军策划中没有实施的袭击击败，可算是唯一胜仗。张宗昌部对国民一军的战斗力佩服得不得了，这也是大战前的一个花絮吧。

1925年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徐树铮被冯玉祥枪杀。

徐树铮是皖系的灵魂支柱，才能极高，掌控力极强，政治手段狠辣凶悍，锋芒毕露，有很高的音乐修养，风度翩翩，反共坚决，其一举一动对中国政坛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即使徐树铮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各大巨头对他都戒备警惕，甚至提心吊胆。徐树铮策划了一个利用国民军四面楚歌的境地，与孙传芳合作，将张骞推上总统前台，使皖系复起的大手笔，为此已经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签订借款协议。冯玉祥已经耳闻徐树铮将实施倒国民军计划，于是设计以陆建章之子陆成武报父仇的名义枪杀了徐树铮，这是当时继郭松龄反奉后又一个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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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性的赤化反赤化大辩论中，湖南不可能置身事外。

北方闹翻天，湖南也不平静，社会思潮已经波及军营。彭德怀在稳步的发展其救贫会，社会热点——中国是否俄化——对军队思想产生冲击。彭德怀对列宁宣布归还侵占中国领土也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苏联产生好感，对苏联政治体系的制造贫穷和奴役的本质没看出来，消灭当时社会富裕以制造眼前平等目标到时很支持（彭不是圣人），他认为中国的富裕阶层基本上都是为富不仁，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社会主流思想和彭德怀的也差不多，要不然说苏联势力的渗透不可阻挡呢。

湖南同全国一样思想大混乱，政治军事也出现混乱。

赵恒剔重新整编的四个师中，唐生智任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防地为衡阳。当时第四师实力最强，有枪过万，而其它各师才七八千枝，唐生智防地财源丰厚，税收不菲，有枪有钱，逐渐凌驾于其它各师之上。保定军校的老校长蒋百里对这个学生也另眼相看，以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来暗示湖南的军事潜力，此时唐生智身边有一半仙，号顾和尚，顾和尚不断占卜算卦，结果总是唐生智要如何如何，这些都刺激的唐生智雄心大炽，豪气冲天，渐渐的不听赵恒剔招呼，开始自己做主，以实力为后盾，竞逐省长。

赵恒剔对唐生智的坐大无计可施。政治上赵恒剔已经倒向吴佩孚，在一些人眼里赵成了直系军阀的走狗，过去湖南人民的主心骨当家人光环不在，声誉威信下降，被归入旧势力一类。军事上，拥赵的力量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唐生智的咄咄逼人，现在唐生智挟武力竞逐省长，按省宪可以，但实际等于抢班夺权。该怎么驯服这个桀骜不驯的唐生智，赵恒剔无计可施。当时辅佐赵恒剔的龚浩以效法广西，军财统一，期望藉此削弱唐生智的力量，这个方案可以说是与虎谋皮，太明显了。具体方案就是，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税收方面，停止各地掌管税收的办法，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后由省税发。这个办法是针对唐生智的，典型的吃大户，唐生智当然不干了。唐生智明确反对赵恒剔的“改革”计划，使之流产，双方摊牌，为避免战祸，赵恒剔让出省长，唐生智掌握湖南政权，湖南的赵恒剔时代结束。唐生智掌权后很多人不服，大家不买唐生智的帐，这让唐生智大发雷霆恼怒异常，于是开始先清除异己，打扫环境，拘押了刘铏，要裁减其它三个师，杀保定校友张雄兴、文人肖培楷，唐生智的这些“新政”，激怒了叶开鑫、贺耀组等，在北方开战的几乎同时，湖南也战火重燃。

南北两个战场的同时出现，为北伐战争打响了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