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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64事件中广场上没有死人 承认事实后心情沉重
2010/10/9 消息来源：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指中国官方）安排了一次采访，让我谈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清场过程。当时，我的思想还处在坚硬到底、死不认罪的时期。所以，接受官方的采访也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其社会影响肯定极坏。因为当时的全世界都相信戒严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我出现在电视上证明没看见打死人，岂不是要触怒全世界，对我的公眾形象极为不利。既然我已经下决心坚持，就乾脆拒绝采访。这种拒绝一可以表明我不与官方合作的姿态，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难光辉，但是，面对历史事实的沉默也近于说谎。
基于我对政治影响和自身形象的考虑，我拒绝了两次提审人员的劝说。但是，他们拿出了《人民日报》所登载侯德健关于清场过程的访问录，并劝说道：「事实永远是事实，既然你没有看见打死人，没有看到血流成河，为什么不敢澄清事实，讲真话呢？难道讲真话也要顾虑重重，这可不是你刘晓波的性格。再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们四人组织的和平撤离是立功表现。讲出事实，对谁都没有坏处」。
提审人员的话打动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采访的充分理由。1．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寧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拋弃了尊重事实。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选择尊重事实的确需要勇气。因而，儘管这次采访可能会损害我的道德名誉，但我寧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实，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的。2．德健已经讲出了清场事实，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人们的盲目和狂热足以淹没侯德健的真诚的声音。既然讲出事实要承担全世界的指责，那么作为事实目击者的我决不能让侯德健一人承担这种指责。如果我保持沉默，只能加强世人对谎言的盲目相信和对德健的指责。因为我和德健都是清场过程的目击者。德健讲出没死人的事实而我却保持沉默，这等于在证明德健为保存自己而为政府作偽证，等于把德健一人推向万夫所指的前台，独自承担所有指责。如果我出面作证，讲出目击事实，一可以增加事实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担不公正的指责和消极的社会影响──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眾义愤。3．官方证明了清场过程中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不能证明北京没死人，开枪杀人是铁案，决不会因为清场过程中没死人而改变。而且，没有导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主要原是因为学生们的和平撤离，其功劳在学生们一边，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讲出事实没有丝毫为官方开脱责任的意味。如果学生们不主动和平撤离，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处那样进行反抗，天安门广场肯定要死人，血染广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基于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鐘的采访，如实叙述了我目睹的清场过程。但是，在采访结束后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没有坦然，反而因想到这次采访对自己的损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没有侯德健的率直，没有他不计任何后果和政治影响地讲出事实，那么我或许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公眾形象和道德名誉、而沉默、甚至说谎。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那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都睁眼睛说谎，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侯德健就是那个孩子，却不被谎言的世界所容，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悲哀，各国的新闻媒介也加深了这种悲哀。不负责任的某些流亡精英为个人功利而误导世界的新闻媒介，媒介又误导公眾，谎言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铁案如山的事实。
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拋开一己的公眾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令我不安的倒是我两次拒绝接受采访，这种拒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功利的考虑，正像我出狱后为写了《悔罪书》而后悔不已一样。更何况我当时对自己前途的悲观估计所產生的死硬对抗心理，并不是一种为信仰、为良知而捨弃一切的坚韧呢。否则的话，我不会在血腥味逐渐淡化之后写下《悔罪书》。
（本文摘自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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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9 16: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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