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红卫兵”需要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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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红卫兵”需要忏悔？
作者﹕周晓辉

老师，对不起！”这是八个“红卫兵”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44年后，首度写信给曾遭他们批斗的老师的真诚忏悔。

收到忏悔信的老师名叫程璧，今年业已86岁了，“文革”时曾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同许多人一样，她当年先是被撤职，然后被学生关押，并多次遭到学生毒打，头发还被剃去了半边，成了“阴阳头”。

令程璧老师没有想到的是，今年意外收到了八名当年参与毒打自己学生请求宽恕的忏悔信。从信中，她得知，有人曾为往昔的行为痛哭失声，有人一直心怀悔恨、愧疚，并且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忏悔的学生们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

按照时间推算，这些发出忏悔信的人如今应该已近耳顺之年，是什么样的罪孽啃噬了他们大半生？为什么他们自己说“被利用被愚弄了？”他们是被谁利用和愚弄了？

不妨翻开历史那惨痛的一页。1966年，毛泽东为了清除刘少奇等党内异己势力，决定利用群众力量整垮对手，由此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

当年8月，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支持下，佩戴有“红卫兵”字样的学生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红卫兵”最初指的是1917年苏俄共产革命时的工人和士兵武装，此时出现的“红卫兵”的意思就是保卫毛的战士。短短几个星期，全国每一所大学和中学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杀向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最初参与造反的“红卫兵”都是出自于干部家庭的子弟，在父辈的默许和支持下，他们开始用拳头、军用腰带、棍棒来对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从前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识份子的子女）进行殴打和残杀。尽管“血统论红卫兵”的疯狂残暴行为完全偏离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但毛暂时没有打算制止它，因为它还具有很大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这些疯狂的青少年学生宣布他们是毛的“红卫兵”。他们在对“黑五类”进行残杀的同时，口中高呼着的是“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8月18日，数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的检阅，而一个叫宋彬彬的高干子女成为第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给毛戴上红袖章的“天之骄女”。在这次检阅中，林彪代表毛发表了讲话，第一次提到了“破四旧”，即“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得到了“最新指示”的红卫兵们，迅速在全国开展了“破四旧”运动，毛则下令各地警察不许管红卫兵的任何行动。8月3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大加表扬红卫兵。此后，“破四旧”的“革命运动”迅速升级，抄家、毁坏文物、批斗黑帮，最后甚至发展到杀死“黑五类”。当时红卫兵的疯狂和残忍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破四旧”运动导致大量文物被毁。如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绝大多数毁于此时。运动还导致大量知识份子被迫害、被杀死。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送回老家的就达到85198人，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还有一些人自杀。

10月，毛开始批判“血统论”，将红卫兵运动引向对于“党内走资派”的批判。出身一般的“造反派红卫兵”取代了“血统论红卫兵”，并基于对他们父辈的仇视，开展了“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运动随即扩展到了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出现了大量造反派组织。从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均被批判。党政机关几乎瘫痪。

此时的毛业已实现了打倒刘少奇等人的目的，因此认为使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所以毛决定将红卫兵赶出政治舞台。被毛利用和愚弄后的红卫兵统统被赶到了广袤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有些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而这大概就是那些发出忏悔之音的人所说的“被谁利用和愚弄了”的原因所在吧。只是当年为什么会盲从？为什么人性全无？为什么能对善良的老师下得去手？这样的反思迄今我们却见的太少。

好在懂得忏悔已是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至少他们的良知不允许他们选择沉默；可是，还有多少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需要忏悔却依然一言不发啊，有些甚至拒绝忏悔，并将此当作荣耀。

比如那个宋彬彬就参与了殴打致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造反行动。这起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起的红卫兵杀人事件，迅速被全国红卫兵模仿，制造了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波恐怖高潮。如今的宋彬彬早已改了名字并低调地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七年。

但是，在2007年9月9日的北师大附中庆祝建校九十周年上，宋彬彬俨然成为了“知名校友”。在“校友风采”栏中，那张“8.18”献红卫兵袖章给毛的照片堂而皇之地陈列其间。在宋彬彬的自我介绍中，她似乎完全忘记了1966，忘记了红卫兵，而且没有任何道歉，同样也没有辩解。许多人为此感到愤怒，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北师大附中九十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

这些不愿忏悔、道歉的红卫兵，也许认为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被愚弄的对象，罪责在毛。这话没有错，而且迄今文革仍然是舆论的禁区，中共当局之所以不愿彻底反思文革，就是害怕动摇其统治根基。不过，从另一方面上说，整个一代年轻人都对毛挑起的文革的狂热负有一定责任，而且但凡一个有良知的人，怎会对自己敬爱的师长下此毒手？从后一点上来说，当年的红卫兵们，难道不应该为曾经的暴行忏悔吗？难道良知真的早已荡然无存？

钱钟书先生曾经写道，文革年代有三种耻辱，一种是作为受害者的耻辱，一种是作为施害者的耻辱，一种是旁观者的耻辱。对于受害者，那些记忆肯定历历在目且刻骨铭心，但作为施害者和旁观者呢？红卫兵们都忘记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受害者的惨叫和哭泣是否曾让你们夜不能寐，是否曾让你感到自责和羞耻？如果是，你们为什么还不忏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