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年後，終於有紅衛兵公開道歉了(圖)

edak8821

四十四年後，終於有紅衛兵公開道歉了(圖)

[導讀] 曾經的紅衛兵們要向被自己或“戰友們”扇過耳光的老師道歉。一封道歉信，“帶了一個好頭”。有人把致歉行為歸結於個人道德層面：“心里有罪，不會安寧。這 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水準”。
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但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





1968年，上海，某高校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批判大會。 、  （楊秀雲/FOTOE/圖）
再不道歉，當年的被迫害者與做惡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與道歉發生在這樣一群老人之間：程璧，北京外國語學校退休教師，86歲；關秋蘭，北大附中退 休教師，81歲；李煌果，北京礦業附中退休教師，79歲。在他們的對面是當年的學生，申小珂，胡濱和郭燦輝（化名），他們都已超過了60歲。
這份名單還可以列的更長。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暴力迅速席捲整個中 國。在程璧們所在的北京，據官方數據統計，僅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即達1772人。程璧、關秋蘭和李煌果於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們的一些同事則被計入了 死亡數字；申小珂、胡濱與郭燦輝都是當年的紅衛兵暴力組成部分。
現在，曾經的紅衛兵 們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戰友們”扇過耳光吐過唾沫的老師們道歉。
10月21日，南方 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濱寫給程璧老師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請求：“請您寬恕我們”，他說，一個同學在電話里向他回憶起曾經踹過一位老師 一腳的時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則回信說，“你們帶了個好頭”。
在信件往來中，申 小珂將程璧比作自己的媽媽，程璧則對超過60歲的申小珂說“你們都是好學生”。老人們的語氣，一如幾十年前的孩子與老師。
堅硬的歷史正在反思之鹽的催動下溶解。發生在程璧與申小珂和胡濱之間的事情，也同樣發生在另外一些 老師與學生之間。在本報記者尋找的範圍內，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盡管在歷史的真相全部抵達之前，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但 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
毆打過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麼呢？
返校的校友人數超出預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國語學校的50周年的校慶選在了北京國際會議中 心。昔日的老書記程璧已經86歲了，曾在“文革”中飽受批鬥的她在校慶文集的題記中寫道：我愛這所學校，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在最初的構想中，慶典中將會加入一段默哀，以獻給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長和老師們。不過很多人 反對這一點。她認為這與當天的和諧場景不太相襯。最終祭奠體現在主持人的對白中：很遺憾老校長莫平等人未能到會。
莫平已經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殺”身亡。
這已經不是當年的紅衛兵們第一次向他們迫害過的老師表達情感。慶典前，一批昔日學生開始給程璧寫 道歉信。甚至慶典當天，還有學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親口對程璧說對不起。
在本報發 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幾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濱人在國外。1968年離校下鄉到內蒙三年，1971年回城後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終在十堰市的二汽退 休。
身為一個技術工人的申小珂關註歷史喜歡讀書。“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 何在？老師們都是那麼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說。
申小珂發道歉信是為了消解內心的一 些東西。他寫過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說，發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學》上。故事並不復雜：曾經飽受酷刑A逃出後，放火燒了敵人B的家，並且帶走了敵 人之子。多年之後當A叫B領走自己的兒子時，B選擇跳崖而死。“B見到自己的兒子，能說什麼呢？”申小珂認為這同樣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當中：一個毆打過自己 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麼呢？
但今年初夏，63歲的申小珂終於將那封道歉信發 出。他首先通過email發給了北京的同學。雖然被視為一個有思想的、站在風口浪尖上的人，但他並非沒有壓力，反復叮囑不要張揚。夏初拜會老書記程璧時， 由同學代轉的打印出來的道歉信一出現，不僅程璧本人，連在場同學們都驚呆了，“怎麼會有這樣一出？”
此前沒人向程璧道過歉。一片驚詫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給老人聽。程璧一時反應不過來： “我不記得申小珂打過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雖未對老師施暴，但在校時他也曾戴著紅 袖章高喊“打倒”，對象是自己的老師。為此他無法原諒自己：“我用各種流行的觀點攻擊過老師們，包括程璧老師”。申小珂回憶說，他是含著眼淚把道歉信打完 的。
而在歷史的另一端，程璧說，她只哭過兩次，一次在批鬥大會上被劃為走資派的她跟 著喊“毛澤東萬歲”，有人打她，問：你怎麼也跟著喊呢？另一次是在勞改中她穿了雙解放鞋，紅衛兵卻覺得她不配。
郭燦輝是1965年北京礦業附中四班的班長。他向老師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 點。在六七個同學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辭的他，面對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鐘，明確復述了自己當年的過錯。
實際上，他和李煌果老師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達成和解。1974年從雲南插隊回京時他就已經拜會 過李煌果老師。當時李煌果跟他開玩笑，你還真有本事啊，當年把我揪起來，跟中央部委的領導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一起被批鬥。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會 中，有同學目睹他跟李老師相鄰坐著談笑風生。
但在同學張大中他們看來，和老師鄰座、 “談笑風生”是一回事，正式而莊重地向老師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這些往日的紅衛兵自己有了兒孫之後。他們開始醞釀道歉行動。
張大中等學生們在聚會中談及老師的現狀異常難過，當年的紅衛兵中當中有人打過老師，有人沒有，但他 們逐漸接受了一個共識：“哪怕下跪磕頭，也要承認錯誤。”
2009年的那一天，復述 完自己的過錯後，郭燦輝分別兩次向李煌果老師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師坐在那里，臉上沒有表情。2001年，70歲的李煌果被確診為抑鬱症，伴隨著嚴重的 幻覺，對著明亮窗戶叫喊著“窗戶里進來人了。要鬥我”。
近幾年來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 顯，不能吃飯不能說話，意識也陷入混亂。他是否知道有人謝罪，一時無法求證。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爾叫出其中一兩個的名字。她的意識好像清 醒些了。她的愛人單忠健在身邊告訴她，下午你的學生來看你們了，來道歉了。李煌果點了點頭。
不能因為當年的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的過錯
或許因為記憶廣闊，老人們的視線不僅僅停留在懺悔的個人層面上。關秋蘭說，賬不能算在孩子們頭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應有所反思，“我相信 孩子們的良知，這也符合儒家倫常”。
1996年，時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學生到關 秀蘭家探望，買菜吃飯。席間一個穿著軍裝的學生，畢恭畢敬把關秋蘭從客廳請到卧室，扶她坐下。這位軍官學生承認曾打過她，以一個筆直的軍禮道歉。關很詫 異，她記得當時的回答是：“我記不得了。”
回到客廳她對同學們說：“你們也是受害 者。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飯吃飯本身就意味著友好。抹去風塵人心如鏡，客廳里充滿了靜默。
關秋蘭已經81歲了，耳背，說話聲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樣，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師不願意提及上 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批鬥，只是淡淡地說：“十年啊，根本沒有安穩過”。
“文 革”中留下的“怕”，幾乎不再是一種內心感受，而是作為一種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後來的日子里潛伏了下來。同為“文革”中被批鬥女老師的李煌果表現不同。恐 怖記憶並沒有從她的記憶中抹去，反而令它們愈加清晰。幾年之前她的身體每況愈下，言語和意識正逐漸遠離她的身體。病中也或在夢中，她會被帶到過去，緊跟著 一陣“不要打我”的尖叫聲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國內，昔日的學生張大中和王鳳慧也 參與到了照顧李煌果老師的行列當中。幾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師突然發燒，被送到了北醫三院的急診室。王鳳慧接到電話後，迅速趕到了老人的身邊。CT 檢查之後，老人被送到了旁邊精神科醫院——北醫六院。王鳳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終不願意住在窗戶上有欄桿和門上有鎖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燦輝的懺悔無法改變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對李的愛人單忠健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讓他非常欣 慰。“終於等來了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傷害”。單忠健把這次道歉看成是一個班級的反思和社會的進步。
進屋道歉之時，單忠健甚至勸阻了郭燦輝，一些同學也攔著。但郭仍然堅持當面道歉：“不能因為年齡小 或者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過去的過錯。錯了就是錯了。”
他甚至第一次對本報記者提及 當年對李煌果老師全部兩次傷害的細節：剃頭，從家里揪出來跪10釐米寬的板凳並毆打。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和朋友提及。“這是地道的恥辱”，在北京魏公村 的一家咖啡館，他終於敞開心扉。
作為一個老紅衛兵，郭燦輝1966年底聲明脫離紅衛 兵組織，至今未加入過任何組織。他會想起“文革”還未開始時，經歷過反右並被開除黨籍的李煌果老師，曾經單獨找他談話，建議他不要狂熱。
11月3日的郭燦輝懊悔不已：“如果當時聽了李老師的，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
“孩子們寫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著放大鏡在沙發上一遍遍地看著申小珂他們的來信：“孩子們寫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發到校友網上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紛紛回帖。學生們也會把它們打印出來，送到不會上 網的程璧老師手上。秋冬之際的晚上，程璧一邊手拿放大鏡反復朗誦它們，一邊慨嘆：“向那個年代所有死於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棄追求堅強地熬過整治 迫害的前輩鞠躬致敬。”讀到這樣的字句，她會放下放大鏡舒緩情緒，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學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濱大哥的信代表了我們的心聲。希望程書記能看到我們愧疚，也幻想莫校長的在天之靈能理解我們的懺悔。我們不想把責 任推給別人，只想在自己的心靈凈化過程中找到一點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個後來也 成為老師的同學寫道：在我當了老師以後，我才明白當師長的含義……小珂學長的道歉信是我們一代人心里的隱痛。
初一一班的一個女生這樣寫：你們信中的話語觸動了我心中最柔軟的地方……每個人都需要認真反思。這 一頁歷史不可能就這樣不清不楚地翻過去了。
初一二班一個男生身在美國。他打算迅速行 動：“爭取回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一定當面向校領導和老師們道歉。”
接到自己學生的道 歉信後，程璧非常感動，“應該讓孩子們知道我是怎麼想的”。不到一周之後。她寫了回信。在信中，她寫道：“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 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
現在回頭看看，當初被紅色洪 流裹挾了整個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勢”的，不只是申小珂他們這些“紅小兵”。當年同樣遭受迫害的關秋蘭老師，在勞改期間恰逢毛主席像章發行的第一天， 一個初一的孩子堅持不賣給她。關很惱火地說，你如果不賣給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後一個高三孩子賣給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個喧囂的年代，保存於民間。收到道歉信後，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過兩次飯。申小 珂告訴程璧老師，當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師的原因在於，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裝廠旁邊，夜半的哭喊聲經常驚醒他的母親田綠萍。因為他母親告訴他，絕對不能打人。
同樣溫暖人心的片段，也發生在關秋蘭的“文革”歷程里。1970年代，關的一個已上大學的學生冒 著生命危險，晚上偷偷回來看她。在她沒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學找到她，向她道歉說，“我爸媽跟我說，你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晚上偷偷約會沒有“解放”的“反動分子”，這在當時是有巨大風險的。關秋蘭一直內疚於一件事，當時 學校一個叫李潔的教務員在日軍占領北平時，曾和一日本商人結婚。因為怕李潔的“問題”會連累他們，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潔說話。
當年的北大附中的主體為軍隊、乾部子弟和知識分子的子弟，關秋蘭班上工農子弟不足10人。同樣的情 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校，周總理批示“從小培養，打好基礎”後，1965年，五千多人報名者中僅招錄四百多。近半個世紀過去，兩位老師仍沿用“孩 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學生們，“孩子們都很優秀。”
在過去痛苦的煎熬中，關 秋蘭開始尋求內心的解脫。“我是怎麼想通的？”她會這樣反問我們：“我是華僑，沒有為新中國出過力，回歸即已在祖國的溫暖懷抱中，從高中到大學到工作。比 起當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幾啊。”她說自己這樣就想通了。
郭燦輝的一位女同學總結說： “都是不明真相的歷史參與者，一個人能承擔多大的歷史責任呢？”她把道歉歸結為個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層面：“心里有罪，不會安寧。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水 準。也是為了後代負責。六十歲左右的人都活著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動人”的口號來 評價身邊的致歉：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
(南方周末)

ching

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說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