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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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红卫兵

西风博客   2010-11-07

10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王友琴《“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引发强烈反响，当年的红卫兵向被他们打过的老师道歉，老师非常感动，对“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学生表示理解，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是当时形势所致”。

假如我是红卫兵，在求得宽恕之后，作为“受害者”，是不是也该有人来向我道歉呢？教书育人，学生的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老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惨剧的原因归结为“形势所致”，这个“形势”是怎么形成的？

有时，距离太近反而会更加盲目。事件亲历者要洞悉过错的实质，避免悲剧重演，必须梳理引发悲剧的责任。止步于个人的忏悔和道歉，将国家、民族的悲剧简化为“形势所致”，显然远远不够。

梳理师生的责任，不是为始作俑者减轻或分担责任。责任是一种客观存在，教育责任并非无视就不存在；领导责任，也不是谁想分担就有资格分担。权责相当，不负责，谈何权？“发动群众整群众”的人有责任，甘于被发动、具体实施害人的群众就比婴儿还干净？以为自己毫无责任、完全无辜的“群众”，可能还会害人害己。

小时候，看过一本阿瑟・库斯勒以苏共大清洗为背景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主人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和荣誉，对他人的不公正审判负有重大责任，成了自己热情参与的运动的牺牲品。真相是如此残酷：没有谁完全无辜，受害者是他们自己和其他受害者的刽子手！有可能保护你的人已经在你的谎言或明哲保身、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被干掉了，当你蒙受冤屈、棍棒加身的时候，谁站在你的一边？

红卫兵不是空降兵，这些未成年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何以兽性大发，殴打、虐杀平日里他们尊敬的师长？从小学到中学，师长给他们灌输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教过他们人权、法治方面的知识没有？谁在孜孜不倦地教育孩子们要不假思索地“听话”，听老师的话，听家长、领袖的话，红卫兵难道不是“听话”结出的罪恶果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敢教，好，都想随大流，就都被大流吞没；都怕当出头鸟，结果都成了出头鸟。

任何国家的老师都不会教学生打老师，但是，红卫兵接受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害无辜、正确分辨善恶美丑的教育吗？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对自由和人权的理解，教育者有何贡献？红卫兵的出现，传统、政治因素之外，学校教育该当何罪？

中国有个奇特的现象，灾难过后，人人都是“受害者”，回忆文革苦难的文字汗牛充栋，个个睁着比婴儿还无辜的眼睛，在选择性记忆里挣扎着“寻找家园”。本无钥匙，谈何“我的钥匙丢了”？黑夜给你的黑色眼睛，不可能找到光明：顾城的人生悲剧成了他的诗句最贴切的注脚。

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大和魂”、“效忠天皇”、“爱国主义”将日本爱成一片废墟，大和陷遭灭族，战后日本人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老师带头拒唱国歌、拒绝向膏药旗敬礼，领导若不想先走（辞职下台），千万别提什么该死的“爱国主义”。当今日本，若有另类教师宣扬“爱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把政府和祖国、民众分得很清的学生，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思议：“爱国”就是法西斯主义，真正的爱国是不给政府伤害人权的机会。甚至右翼分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以爱家乡来“曲线爱国”。

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很难被“形势”左右；能被“形势”左右的学生，恰恰证明学校教育的缺失。师生都是“受害者”，都把原因往外推，谁是加害者？喇叭震破，没有亿万普普通通的你我他的围观、盲从和狂热参与，根本无所谓“形势”。

我想，最该检讨的还不是红卫兵，而是我们的制度、文化和教育。一些“过来人”的回忆和忏悔之所以味同嚼蜡，就是因为缺乏反思的深度，道歉和宽恕都显得无比单薄。涉及未成年人的悲剧，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只是责任大小而已。梳理传统、时代与人相互作用的悲剧的根源，普及包括自由民主在内的公民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才是避免红卫兵现象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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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忏悔与迟到的公正——话说红卫兵道歉

猫扑社区  2010-11-09

《南方周末》连续两次在头版刊发了红卫兵道歉的新闻，篇幅之大，让人感觉到话题的沉重。

故事是从北京外国语学校的一群老毕业生开始的。这批学生，多数已经六十开外。至于他们的老师，当年被施暴的那些人，多数已经年过八旬。44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同时也有成千上万所学校)，上演了一出让人瞠目的悲剧：一批懂事的和不懂事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向自己的老师和学校发难。他们用自己手里的皮带、用唾沫和拳头报答了自己的老师。而后者，是举着知识火把带领他们走出蒙昧沼泽的人。

往事不堪回首，所以有了这次道歉。报道中说，岁月久远，有的老师甚至都忘记了哪些学生曾经殴打和辱骂过自己。她只是反复地说：“××当年是个好学生啊。”----—言外之意，老师没有记恨的意思。

但是，44年前发生的故事，对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老学生们来说，却不是一件愉快的往事。今天，他们已经儿孙满堂，多数人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快乐。在教育自己的后代要正直、要热爱真理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难以启齿。

44年前，我们的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运动”这个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斗私批修”、“红卫兵”、“狗崽子”、“黑五类”甚至“打倒××”等暴力的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八零、九零后而言，可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或许，仅仅是来自于历史课本上的一个简单的词汇：文革。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告诉孩子，当年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件往事：大批的孩子被组织起来，鄙弃知识，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长，甚至打死人都不是问题……我想，他们和她们都会睁着大大的眼睛，多数人不会相信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们更不可能想得到的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就是其中的亲历者，甚至是当年的施暴者……

时光在流逝，一晃已经接近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极少有人在公开场合为当年的事情道歉或认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为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一跪而感叹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一大群被深深伤害过的人……而在史无前例的所谓运动结束以后，究竟有多少人陷入过真正的思考：“我是如何成为施暴者群体的一员的？”甚至，我们不妨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缄默不语。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学校发生的故事，让人感觉尤其珍贵。当然，老红卫兵们向老师道歉的故事，本身可能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历史包袱的重压下，选择公开道歉，有可能是卸下沉重包袱的一个有效方式。当然，道歉本身也说明，没有现实意义上的坚冰存在，有的只是迟到的和解、忏悔与公正。

每个人都有过年轻的岁月，每个人都会有心潮澎湃和壮怀激烈的往昔。在缺乏社会经验和理性思考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能犯下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丝毫不能成为躲避责任的一种借口。敢不敢面对现实，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过去，首先是对个人道德水准的一种考验。

毫无疑问，44年前发生的故事，是一件我们民族可能需要用上百年时间来忏悔的历史。就现实而言，当年究竟有几个人真正置身事外？除了目前为数寥寥的道歉者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人应该站出来道歉？

为道歉而激动，本身并不意味着翻老账。实际上，在全民都盲动和盲从的时刻，在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候，希望通过某个人的清醒和理智来阻止悲剧的发生是不现实的。不过，时隔数十年，对于往昔每一段故事的咀嚼和反刍，都有助于我们排除浮躁、摒弃盲从，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平稳和理性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红卫兵道歉，本身意味着对历史负责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