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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老人：我所经历的共产党杀人历史
作者﹕王法尧口述、夏墨竹记录
编者按：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联第一批会员之一的王法尧，曾在共产党的劳改队中度过21年半的人生光阴。客居海外，如今80岁的他，凌云之志不改，赤子之心犹在。往事的回忆沉重而又清晰，因为这些故事对他刻骨铭心。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生承负如此记忆的本身已是痛苦。他说，不想把肚子里这些故事带走。
既然政权无法修史，且肆意歪曲历史，那么中国的历史必须由民间来记述；即便记述的历史充满血泪与寒尸，我们不敢隐讳，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过去，这是我们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路跌撞而来的鲜血脚印。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七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可以证明共产党确实是杀人起家。我谈一下我所经历的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一个乞丐头和六个店铺掌柜
我1930年出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我七岁。第二年共产党到我们这里，我已经八岁了，已经能记事了。我们的县很小，大约70％是山区，30％是平原，总共也就有十家左右的小店铺。
共产党一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杀了六家店铺的掌柜，我还记得其中两个掌柜的名字，一个叫邸凤鸣，一个叫米有余。还杀了一个名叫王京儿的乞丐头。要饭的在我们当地称棍子，乞丐头就是棍子头。
为什么杀他们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日本占了保定后，日本人开了七、八辆汽车到各县去转，去示威。满车的兵，看上去多厉害啊。那些店铺的掌柜怕日本兵来了又烧又杀，就想了一个法子，让人用纸在筷子上糊一个日本旗，买几个西瓜切开招待日本兵，这样等日本兵来了，可以在街面上照应一下。可谁敢出这个头啊，那就让棍子头干吧，结果王京儿就干了。
八路军来了，就拿这个说事，就要杀。他们把王京儿抓了起来，说他是汉奸。王京儿不承认。八路军接着又抓了六个掌柜，严刑审问，说他们是汉奸。掌柜也不承认，说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日本兵来了不烧房子不杀人。共产党见他们不承认，就打他们，严刑逼供。几个掌柜只得违心供述，说他们欢迎日本军来，给日本去了信让他们来的。其实那些掌柜根本不会写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识不了几个字，只会打打算盘、记记帐而已。是共产党编好了这一套，问他们，是不是这样，不是就打。六个掌柜只好说是，承认自己是汉奸。最后他们在认罪书上摁了手印，变成了汉奸组织维持会。
这样共产党就用大刀砍头，把这六个掌柜的头砍掉了。乞丐头王京儿骨头很硬，他不服气，我怎么算汉奸呢，我是保护地方的。他不服，所以他不是大刀砍头，是铡刀铡，要让他腰断三截，脖子上铡一下，腰上铡一下，把人断成三截。
共产党过来实行的是杀人要开会，过去中国哪有杀人要开会的？共产党杀他们的时候，要开会。各村去多少人，老人小孩只好应付。我那年8岁，一听杀人早吓傻了，根本不敢到跟前去看，就在后头看。这个王京儿骨头真硬，要铡他了。他说：“等一会儿，你们八路军不是会唱歌吗？你们唱个歌我听听。”
八路军就唱了，唱了当时的救亡歌，我还记得第一句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唱完了，王京儿说：“好了，活着给我念了祭文了，来吧！”这就开始铡他，先铡脖子吧，让他头朝下。王京儿说：“不行，不行，我要头朝上，我要眼睛看着摁刀的。”这一看不要紧，没人敢摁刀了。下面瞪着眼谁敢往下摁？最后八路军命令一个骑兵营班长，让他杀。那人摁了刀，回头就跑。这一摁，王京儿的脑袋掉了下来。据前面看的人说，血一喷一丈多远。本来腰上还要再铡一刀，没人敢铡了，所以王京儿只被铡了一刀。
共产党这一开会一杀人，大片刀一砍，大铡刀一铡，把老百姓都吓傻了，所以王京儿和掌柜的尸没人敢收。他们把死人扔进山沟里，狗就吃死人，吃得都红了眼。最后狗都吃得不知道是死人活人了，要是人少了，一个人两个人走路，一群狗都追你，狗都吃红眼了。
一般共产党杀人，都是杀地方上比较有名的人，这样有影响，能够制造恐怖，一杀，就把县里的人都镇住了。
我们小孩子看完这些，也不懂事，回家就当笑话说给大人听，“哎呀，王京儿的骨头真硬啊！先让八路唱歌，等摁刀的时候还要看着摁刀的。王京儿这骨头多硬啊，是英雄呀！”
还有当年共产党说他们抢了日军的粮台，到附近各个村给小孩发烟卷、块糖、饼干，说这些是胜利果实，其实是他们从车站的商店里抢来的。
设下鸿门宴——杀反正军
日本侵略中国后，日本的政策是以华治华，用华人当汉奸，治理华人，所以建立了很多伪军。皇协军是伪军的正规军，有一万多人，都是中国人，驻防在北京通县。皇协军是从过去军阀的军队召来的，都是老兵，很能打仗。
1939年，皇协军起义抗日，要独立反正，脱离日本，所以后来被称为“反正军”。他们从通县起义，经过保定，打算到太行山独立，跟日本打游击战。他们往外跑，日本追他们，也不打，就往回叫，围着反正军，动员他们回去。到太行山的时候，反正军有一半多人被追回去了，只剩下三千多人。
农历7月30日就追到我们村了。我们村西边和北边都是山，反正军走到这儿的时候是7月29日的晚上，日军追过来。反正军也不跑了，就在我们村的山上跟日军打了一仗。晚上我们已经睡觉了，听见手榴弹一炸，村里的人就乱跑啊，牵上毛驴，推上被窝，就跑到西山沟里睡觉去了。
我那年9岁，因为我父亲和叔父都进了国民党的军队抗日去了，家里只有我爷爷奶奶、我母亲、我叔母和我妹妹，我们一家就睡在山沟里。我的表叔曾当过吴佩孚的兵，他回村里去拿粮食，看见反正军正在布防，挖战壕，说要跟日军决一死战。我表叔回来告诉了大家，我们一听要决一死战都吓坏了。
7月30日天一亮，日本就打了两个照明弹过去，我们看到天上打了两个大红球。日本的飞机也来了，围着山头侦察，飞机往哪儿扎，日本的炮弹就往哪儿打。我们老百姓人多，飞机往我们这儿一扎，炮弹就打到我们老百姓这里。炮一响，我和我妹妹骑的那头毛驴吓得乱跑，我们从毛驴上摔了下来。正好一个炮弹过来，炸得土都把我们埋住了。我母亲给我们打打土，还拉着我们跑。我们全村的老百姓拉着毛驴，顺着山沟往北跑，正好从反正军的后面过去。反正军正把守着那道岭，日本就攻那道岭。
等太阳一出地皮，日本就开始进攻了。飞机一扎，大炮就打。日本军的炮是真准啊，每个山头打三炮。反正军给数着，日本这一天打了5百多炮。日本进攻上去，被反正军打下来，又冲锋，又打下来。日本冲锋了三次，都被反正军打下来。三次冲锋打不上去，日本就不再进攻了，回去把我们的村子给烧了，没烧房子，烧了柴草。我奶奶在山上一看，烧的正是我们这个村，她倒在地上就哭开了。
这仗整整打了一天，打得很厉害，枪都停不住，像响雷一样。这一天我们没吃上饭，后来跑到一个村里，跟一个老太太要了一碗小米稀粥吃。那个老太太好心眼还给我们一碗菜，是腌的青辣椒。我和我妹妹不知道，吃了一口，辣得我俩都哭了，正哭着，日军的炮又打到这个村来了。我们一口饭也没吃上，又赶紧跑，说是跑，其实还不如人家走路快，我那个时候都吓得走不动路了。我们跑到20里地外的山岭。天下起了雨，上那个岭时，我都走不动了。走着走着就趴下去，我母亲把我拉起来，坐一会儿还走。走到一个村里，住了七天，我们才回去。
这次日本没追上，反正军把它打垮了。这样反正军就驻守在太行山，准备跟日本打游击战。当时共产党的晋察冀边区刚建立，司令员是聂荣臻。共产党想要收编反正军，他们不接受改编。共产党就从后方调来正规军，把反正军给包围起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开始了扫荡，又到了我们这儿。
我们村民又往山沟那边跑。反正军当时只有一个班在山岭上站岗。这时来了三个骑马的八路军。八路军士兵都穿土布衣服，他们不是，都穿着军装，可能是八路军的军官和两个护兵。这三个骑马的命令站岗的反正军撤退，押着他们往回走。
反正军和我们老百姓走在一块。他们走得慢，那三个骑马的走得快，就走在前面。我听见日本的飞机和机枪响着，反正军就在后面骂街。有一人骂：“日本来了就跑，这叫什么抗日？”还有人骂：“游击战，游击战，游而不击，是什么游击战啊！”有一人说：“我们不撤不行，我们人少。”又有一人说：“人少也得打一阵啊！”于是反正军就开始争论起日军的人数。有人说：“日军人多，有一千多人，我们打不过。”有人说：“不多，不多，最多二百人。”带队的班长就说：“走，咱们回去看看去。”说完，掉过头就往回走。
这时前面那三个骑马的，有一人骑马“嗒嗒嗒”回来，问：“干什么？”反正军说：“抗日啊！”这一个班排着队就往日军那边走。我们老百姓傻愣愣都在旁边看着。结果前面那两个骑马的也“嗒嗒嗒”追过来，中间那个八路军军官“啪”掏出手枪，在马背上喊“命令！”，反正军都赶紧立正。军官说：“向右转！跑步走！”让反正军撤。这三个骑马的就押着反正军往西北方向跑，撤了一段路后，这三个骑马的就跑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追过了，日本上了岭后向正北方向追过去了。我们和反正军是往西北的山沟跑。我的表叔一看这个情况，就对我们说：“别跑了，鬼子已经过去了，回去吧。”我们就回来了。
日军走了，共产党继续包围着反正军，给他们训话，要改编他们。反正军要自己打游击，不听八路军的，他们想要三个县，不受改编。共产党见收编不成，就召集反正军的军官，给他们开会，说要招待他们，给他们吃好的。反正军一共有三个司令。一个姓石，另两个都姓李。其中一个李司令说：“开会，我们三个不能都去。”他留了下来。结果，共产党果真把所有去的反正军都缴了械，枪杀了所有军官。留下来的李司令带着一个连突围出去，又投降了日本。反正军里的姚大队长曾在我家住过。他跑的时候，带着一个排，一挺机枪，两匹马驮着他两个太太，大白天大摇大摆地走了，又投降日本去了。共产党也不敢追，共产党打仗没有反正军厉害。共产党的正规军过来，都是召的新兵，老兵没多少。
恶人先告状——杀“顽固军”
国民党的正规军从河北退至河南后，又组织游击军北上，返回到河北，深入到日本后方打游击。当时游击军司令是张荫梧，河北人。我父亲和我叔父都是张荫梧的兵。我父亲当时是河北民军总部参谋。这个时候张学良东北军的吕正操投降了共产党，共产党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冀中军区。这样河北民军就和吕正操冲突了，抢地盘了。
1939年，河北民军张荫梧一过来打游击，他觉得正规军打日本打不了，他要打一下，正好围住了日军一小部份，把日本一个炮兵阵地抢下来了，不过自己也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
可是国民党在前面抗日，八路军就在后面给国民党抄后路。毛泽东亲自策划了这场阴谋。这次也跟打反正军一个办法。共产党要给河北民军庆功，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是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你们是抗日英雄啊，给你们庆功开会！”于是杀猪宰羊，请河北民军总部吃饭喝酒。当天夜里就趁机包围了他们，半个钟头就消灭了河北民军总司令部，只有张荫梧一个人逃了出去。
这次我父亲也被共产党俘虏了。后来我父亲逃出去了，没处去，觉得中国人老打中国人，这怎么抗日啊？还是回家为民吧！就回到我们家了。当时我们村已经被八路军占着了。我们把日本占领的地方叫敌占区，日本则叫保护村；把八路军占领的地方叫根据地；像我们村，白天日本来，晚上八路军还来，这叫游击区，来回打过来打过去，也不大打，都是小打。我家里住着八路军五班，都是新收编的兵。五班长曾问我奶奶，“大娘，你们家里怎么没男人啊？”我奶奶就说，“老总，我两个儿子都当兵抗日去了。”
我父亲一回家，很巧正赶上是在我们家住的五班的人站岗。我们村里人穿的是短衣裳，我父亲穿的是长袍大褂，一看就是平川的人。那站岗的人一看不对，就拿枪把我父亲抵住了。那时候八路军一看是外头的不认识的人都说是汉奸，抓起来就打啊。我们村别的家，家里住的是八路军营部，他家来了一个外地人，营部一问不对，就把那人给杀了。那时候八路军凡是逮住一个外地人，都是汉奸，一律杀。
我父亲赶紧对站岗的人说：“老总，我就是这村的。”他指着我们的房子，“那房子就是我的，我就是这家的。”那个站岗的知道我父亲和叔父当兵去了，他马上就问我父亲：“你是大哥还是二哥啊？”我父亲说：“我是大哥。”这时正赶上那人换岗，他换了岗，就往我家跑，叫我奶奶：“大娘，大娘，大哥回来了！”五班长过来问我父亲，一问，得知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兵。五班长一听不是一路的，就告诉我父亲：“大哥，你可不要出门，我也不报告，住几天你赶紧走吧！”这个人好心。
我父亲住了七天，又跑回去找河北民军了。我父亲走的时候，那时兵荒马乱，真是乱透了。我那年九岁，已经有两、三年没见到我父亲了。我父亲回到家，他的处境很危险，我那时都懂，非常害怕。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父亲的情况，要是八路军知道我父亲是河北民军的，肯定会把他杀掉。
我爷爷是前清秀才，民国以后又上了师范大学，一辈子教书，是个有文化的人。我父亲和我叔父原来都教书，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为抗日他们才当的兵。当年共产党一过来，我们家人都害怕。我爷爷很明白共产党在南方杀人起家，当时共产党杀人是出了名的。我爷爷给我们讲，我从小就知道这些事。我爷爷还常给我们讲，抗日的都是英雄啊，中国人不要做亡国奴，不要做汉奸等等，从小就给我讲做人的道理。八路军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什么话都不敢说。
河北民军被共产党打成“顽固军”，八路军叫“打顽固”，还编了一首歌，造声势。我还记得歌词是：“呸呸呸，顽固分子，真见鬼，掉转了枪口来对内，我们大家齐反对！齐反对！”共产党说人家不抗日，反说自己抗日，真是活见鬼。它宣传的历史没一个真的，就“解放”战争打国民党，这是真的。
共产党很会造声势，开大会讲，“我们要反对顽固派，全民要起来打顽固！”我们村开了几天大会，村里的人还是不懂什么是“打顽固”，就我爷爷听懂了。我爷爷说：“这可了不得了，反的就是你爹和你叔父他们啊！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家的情况，要知道也得杀掉了！”我们一家都害怕的了不得。我们村的村干部也不懂什么“顽固”不“顽固”，弄了个村里老太太，说她“顽固”，开了几个晚上斗争会。因为这个老太太对她儿媳妇挺厉害，村里就认为她是个“顽固”老太太。结果开了几天大会，也没懂是打“顽固军”，弄了个“顽固”老太太，斗争了几天。
毛泽东不仅成功打倒了“顽固军”，还说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是“顽固派”，亲自向蒋介石告状，反咬一口。蒋介石为顾全大局，维持抗日局面，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张荫梧的司令给撤了，换了一个司令，叫乔明礼。
河北民军就撤到了河南。实际上，下面的人暗里还是听张荫梧的，为了躲过共产党的告状和打击，他们组织了敌后抗日游击军，有八千多人，找日本驻防比较薄弱的地方钻空北上，从河南又回到河北。
我叔父当时是抗日游击军的政委。他们得到一个情报：日本在当地驻防的宪兵指挥部人比较少。于是我叔父带了三百多人，在知情人的带领下，晚上大约走了七、八十里，摸到日军的指挥部去了。十几个人摸进屋子里，宪兵队长正睡觉呢。进去之后，拿手电一照，宪兵队长醒了，伸手从枕头底下拿手枪，我叔父一脚踩住他的手，把枪给抢过来了。大家都不说话。但是队长身边有一个护兵，这个护兵的枪在墙上挂着，那个护兵把枪拿到手，我叔父开枪把护兵打死了。几个人把宪兵队长摁住绑起来。周围的日本兵听到枪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追，只是乱放枪。我叔父他们也不还枪，绑着那个队长，钻空隙就跑出来了。这次偷袭成功了。后来我问我叔父，“那个队长听话吗？”我叔父告诉我，“很老实，可听话了。”这就像戏中唱的“万马军中取上将”。我叔父为此还受到国民政府的表扬。
我叔父他们打到河北后很困难，走到哪儿都是晚上活动，怕暴露目标，主要是北方早被八路军占着了。有一次，我叔父他们夜间活动，他们都不敢集体活动，都是分成小部份，走到一个地方，觉得累了，想休息一下，看到周围好像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村庄。我叔父拿手电筒一照，突然照见一个站岗的日本兵。往大院里一照，全是日本兵，躺了很多人，究竟多少人也不知道。可能是日军行军，也是累了，在大院里躺倒休息。那个站岗的日本兵被手电照着眼睛，也看不见我叔父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中国军队，以为是上级查岗，还打了个敬礼。我叔父一看，遭遇上了，先下手为强，赶紧后退，召集了他们的部队，当时他们一共也就是三百多人，小声商量好，先散开，往日军院子里扔手榴弹，扔完就跑，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再集合。那一次遭遇战，我叔父他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军也不知道。日本兵也蒙头了，始终没有还枪。
抗日游击军到了北方以后，力量薄弱，八路军专找他们捡便宜，消灭他们。后来游击军被共产党给打散了，八千多人的抗日游击军被八路军消灭一半多。日军也追他们，扫荡他们。我叔父他们在河北站不住脚，只好往河南撤。他们三百多人从河北撤回来，走到黄河北岸。当时国民政府有命令，中国军队不许撤过黄河。国民党军队在黄河南岸机枪大炮支着，不许过河，必须抗日。我叔父他们退到黄河北岸，三面受夹击。黄河南岸是国民党不让撤，过河就炮打；正北是日军追他们，头上还有日本飞机扫荡；西边离山西与河南的交界地中条山很近，钻山林吧，八路军就在山林里等着，专捡他们的便宜。
我叔父他们三百多人实在没办法，有几天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国民党在黄河南岸看到北岸的国民党军队也是真没办法了，就从南岸派了一个人来看他们。那人头顶着衣服，游过黄河，因为头上有日本飞机来回扫荡，不能坐船。那人看到我叔父他们被八路军消灭成这样，确实也没办法，就告诉我叔父他们，沿黄河下游，走十几里路，那里河面比较宽，水比较浅，让他们三百多人夜间撤回南岸去。
后来零零星星还撤回去很多人，许多都是军官。为什么跑回去呢，因为国民党的这支抗日游击军基本上都被共产党打没了。被共产党逮住，整编军队时，都是要士兵和枪，把军官一律枪毙，所以零星跑回去的都是那些有文化、有头脑的军官。
以前张荫梧训练河北民军，他有一套理论叫“三杆主义”，就是要有笔杆、枪杆和锄杆。笔杆，就是让老百姓学文化；枪杆，就是要武装民众，学会打仗，跟日本做斗争；锄杆，就是让老百姓又是兵，又是老百姓，既有文化，又会种地，还会打仗。可是共产党不允许他推广这个，不管是河北民军，还是后来的敌后抗日游击军统统消灭。虽然同样都是组织民众，但张荫吾训练河北民军，是和和平平训练老百姓，他没有恐怖手段；而共产党训练民兵，最重要是用恐怖手段控制，暗地里发展的党组织可以说是特务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的，这是本质的不同。
镇反就是杀人运动
共产党统治中国，说是“解放”。1949年北京解放后，1950年3月25日，共产党在北京第一批杀人，我在北京亲眼目睹。开会游街，开着大卡车，把这些人剃了光头，一共五十三人，都是粮店老板，一辆卡车装六个，一面站三个，头朝外。军人一手拿着大片刀，一手摁着这些人的脖子。北京人哪见过这个？共产党说他们的罪名是“囤积居奇”，“操纵粮价” ，当时叫“打老虎”。这一天杀了五十三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51年开始镇反，全名叫镇压反革命运动，其实镇压就是杀人，镇反就是杀人运动。在原来国民党占领的地方，你说镇压反革命，这还好说。跟国民党沾边的人，这好杀。可是在共产党占领的老区，日本和国民党根本没有去过的地方，怎么杀反革命啊？那就杀以一贯道为主的道会门，包括信佛的老和尚也杀。可老区里真正的山区，连道会门都没有。山里十户、八户是一个村，二十户、三十户也是一个村，好多村里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农村医生很缺，有个头疼脑热的，给灶王爷烧个香、磕个头，这也算反革命，也要杀。因为你们那里杀反革命，杀那么多人，我们这里杀得少，这不落后吗！杀人也要攀比。这样一来，烧香的老太太也倒了霉了。
当年河北易县抓出一个三十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说他们是一贯道，但是没有杀他们。每逢庙会，共产党就让他们穿上皇帝的衣服，穿上娘娘的衣服，或者大臣、太监的衣服，让他们自己说自己的反动思想——“我要当皇帝”，“我要当娘娘”，让他们充当反动活教材。后来胡耀邦掌权时，给他们落实了，说他们不是一贯道。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一贯道，都是公安局给他们编的，一套一套怎么说。那些衣裳也是公安局给的，让他们去这样做。
共产党杀人起家，其实那个时候老百姓有几个真信共产党的，都是村里几个流氓当了干部，乱整人。共产党一来就杀人，尤其是土改的时候，每个村打死几个人，互相斗，真是不把人命当回事啊！
“杀错人了”
我其实没有给共产党提过意见，一次发言也没有，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从1958年4月到1979年10月，劳改21年半，这里的故事太多了。
跟我一块劳改的有一个叫李健，是共产党里的县级法院审判员。那时审判员没学过法律，也不懂法律。县级干部大部份都没有文化。他是个中学生，当了审判员。在镇反高潮时，河北农村的集，五天一个大集，三天一个小集。那时共产党规定，大集杀五个，小集杀三个。县有大县，也有小县。小县也不甘落后啊，人家杀得多，你杀得少，杀人也比赛。
镇反的时候，李健审了一个人，犯人姓王，判他死刑。一般杀人的布告上最后一句话都是：“验明证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其实根本就没有验明证身。监狱里一提名，有两个犯人姓王。一叫名，其中一个也没听清楚，就答应了，站起来往外走，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把他脖子、嘴拿绳子勒上，怕喊冤啊，绑到了刑场上。
李健走到集上看见了。他是审判员，一看，人错了，不是他审的那个人。这怎么办啊？赶紧告诉法院院长。院长一听，就骂他，怎么搞的！李健问现在怎么办？布告都已经贴出去了。院长说:“杀错了就杀错了，下个集再杀那个人不就得了嘛！”
这件事如果李健知道，院长知道，也就完了。可是李健老跟别人说，“哎呀，杀错人了！杀错人了！”这一来，院长发怒了，把责任都推到李健身上，给他一个处分。李健内部做了检查，档案里也给他装上了。李健心里觉得冤枉，明明不是我的错，审人是我审的，往外叫人可不是我叫的，而且我发现了错误，也及时告诉你了。这处分，我不服。就这样，越不服，越处分；越处分，越不服。就为他这个不服，最后被送进劳改队了。劳改队里要认罪，他就说：“我怎么认罪啊，是院长记了我这个仇了！”
“我保证不杀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我一起劳改的还有一个叫李省悟，河北河间人，原来是国民党宪兵营长。
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对外宣传，凡是投降的，官升一级。李省悟见大势不好，就和另外两个营长胁迫团长，想起义投降共产党。最后团长和另两个营长放弃了起义，觉得这样做，有辱人格，忘恩负义。李省悟没办法，只好自己带着两把手枪投降了共产党。
他的岳父是国民党的县长，告诫过他：“你不能投降！共产党对待投降俘虏，当场不杀，以后杀；在前方不杀，在后方杀；现在不杀，将来杀。”李省悟不听，他认为投降共产党的人多了，怎么可能呢？
共产党一开始还优待他，让他写信叫宪兵团投降，宪兵团没有投降，这样李省悟立功没立上，共产党也没有给他升官。李省悟见没给自己升官，就去问，主动要升官，他觉得自己怎么也得当个师级。共产党就说，你这个起义是假起义，真的李省悟逃跑的时候，已经被宪兵团长枪毙了，你根本就是冒名的，还想当师长？
李省悟找来各种材料证明自己是真的，但没人理他，军队也不留他了，给他转业了。他后悔了，后悔没听岳父的话，看来共产党明不杀，暗里杀；今天不杀，明天杀，是真的啊。他老是跟人这样说，他老婆一看这个人完了，可不能把自己和孩子搭上，就和他离了婚。这一来，他更不服气了，起义了官没升上，连家也没了。他不服气，越闹越闹，最后也被送进了劳改队里。
在劳改队里批判他反革命思想，怀念国民党，想复仇，就斗他。其实劳改队不让搞文化大革命，因为已经都是被打倒的人了，就不搞了。可是劳改干部里有少部份人专门以整人为乐，好人也不敢管他们。
有一个王队长，名叫王震川，老是整李省悟，叫犯人们“帮助”他，一“帮助”就是打。我看见李省悟的脊背被打得肉都离开骨头了。打他的时候，他骨头真硬，就是不喊叫，也不出声。
有一次晚上斗他，罚他站。王队长叫人架住他的两只胳膊，下面点着原油。原油点着后，烟特别大，污染也特别大，就用烟熏他。两边的人都得轮班换人，谁都受不了那个烟熏火燎。那晚我值班。晚上风很大，风一吹，火一撩，撩到李省悟脸上，头发、眉毛一下子就烧着了，脸都是黑的了。李省悟就是不出声。
我一看，不好，这要出人命，赶紧报告王队长。王队长就骂我：“你这个小子真混蛋！你看他的骨头多硬啊！”后来接着烧，李省悟脸上的肉皮慢慢烧熟了，他挣扎着，一下子挣脱开手，往自己的脸上一抹，变成了一个大花脸，黑的黑、红的红，这时他才喊出来：“苍天啊——苍天啊——苍天啊——”连喊了三声。王队长一摆手，说：“散会！”于是会就这样散了。从那以后王队长就不再斗他了。
然后就到了中国新年，我们劳改农场的场长说，要让大家过个好年，保证吃好，不斗争了。过年时要交心，谈怎么把年过好，大家都交心。李省悟交心时说：“过年这四天，我保证不杀人。”
李省悟的监管人叫蒋少先，外号大土匪。李省悟上茅房、打饭，他都跟着，监管他。蒋少先听到李省悟“保证不杀人”这话，起来就拳打脚踢对他又打又骂，“你什么玩意儿啊，还想杀人！” 蒋少先瞧不起他。本来场长都说了，不让打人，他又打开了。李省悟冷笑，对蒋少先说：“嘿嘿，我不跟你动手，我跟你动手，三个五个你也不行。”因为李省悟以前是宪兵，会一套武术。
后来李省悟去打饭，蒋少先后面跟着。打饭回来，李省悟先进门，门自动关上，把后面迈脚进来的蒋少先的菜打翻了。蒋少先不干了，说怎么办？李省悟说，又不是我给你弄掉的。我那天值班，就把这事报告给队长了。队长说，多卖给他两份菜。于是这件事当时就平息了。
结果晚上李省悟就下手了，先杀别人，再自杀。李省悟偷了一把剃头刀，连割了三个犯人的脖子。被割的第一人叫徐占鳌，挨着李省悟睡。他的脖子上挨了两刀，切断了动脉，血打到天花板上，溅得到处都是。李省悟接着又去割其他人的脖子，但都没割到动脉。当时屋里十二人，谁都没敢出声，全都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也动不了了。其中有一个久经战场的国民党营长，负伤三十多次，到这个场合也说不出话来。
蒋少先手脚并用逃出去，爬到了院子里，喊了一声，“杀人啦！”声音很小，都变了声了。我值班听见了，一脚揣进门，我一看也吓傻了。我看见徐占鳌的血还在往上打，李省悟正坐那儿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他的手已经软了，割不到动脉，没一会儿他也出溜倒了。地上一层血，冬天很冷，我的球鞋抬起来都觉得粘粘的。我强站着没摔倒，赶紧去找队长。“李省悟杀人了！”我拍门。队长没出声。我就砸他的门，喊：“李省悟杀人了！”队长不敢出门，在屋里说：“知道了。”
李省悟和他后来杀的几个犯人被救活了。因偷窃进劳改队的徐占鳌死了，死的那年二十四岁，那一天是他结婚第十天。至于李省悟最后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屎壳郎救了我
王震川队长让我去整别人，我不愿意，他就认为我对毛泽东不忠，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他罚我站，在劳改队的院子里立了一个毛泽东纸像，大概一米宽，一米三、四高，天天让我冲着毛泽东像罚站，吃饭也得冲着毛泽东像站着。别的队长去了让我下来，他回去了还让我接着站。我就这么一直站了三、四天。
有一天晚上，院子里又点着了原油，以前点火烤李省悟，现在不烤人了，但天天晚上还要点火，造那个气焰，在院子里放火放烟，唱歌，喊口号，又开会又喊， 一百度的大灯泡有好几个。
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铺天盖地的屎壳郎冲着这个光亮飞过来。正好把院子里那个毛泽东像碰了个稀烂，但没有碰倒，把纸给碰烂了。屎壳郎碰到墙上掉下来，有死的，有半死的。我们扫了扫，一共装了九大麻袋屎壳郎。
所以说，屎壳郎救了我，也不罚我站了。后来没过几天，这个王队长遭了报应，得了癌症，很快就病死了。
我们村的“诉苦”会
文革时期，我们村开诉苦会。那时解放军支农，是个营教导员主持全村开的这个诉苦会。一般诉苦会要说旧社会怎么苦，新社会怎么甜。我们村的支书叫老三，他弟弟叫老四，可是他爸爸叫老六，大家都叫他六儿爷。全村都让老三他爹先诉苦。六儿爷就上去诉苦。他一上去就说：“别看俺从小穷，俺穷得有志气，没偷过没摸过，没坑过没骗过。俺上蒙古地里去，俺带一包针，换他一群羊回来！别看俺儿女多，俺都养大了！”
“这不对啊！”那个教导员说，“要你诉苦，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要不你就说现在吧，别说过去了。”六儿爷叹了口气说：“唉，你别提了，我这辈子村里一个仇人都没有，现在老三当了个干部，把全村的人都给得罪了！” “不对，不对！”教导员又说，“下来，别说了！换别人！”这样又换老毛来诉苦。
老毛是外县人。他给地主赶大车，做长工。地主去世后，他把地主第四个姨太太给拐跑了。当时他赶着三套大骡子车，拉着现大洋，拐着这个四姨太太，跑到我们村来了。让他诉苦当然好啊，他是无产阶级长工，给地主做活，跟地主做斗争，就让他诉苦。可是老毛一上去，老是讲赶大车怎么美，“三套大骡子车，我这鞭子‘啪啪啪’一打，全村老百姓都拍巴掌叫好！”他喜滋滋的说，也诉不出苦来。
教导员赶紧提醒：“你说生活上怎么样，吃饭怎么样，不要说赶车了。”老毛又得意地说，“俺们做活的吃完了，他家娘们才能吃饭呢！”教导员只好说：“别说过去了，你说现在。”老毛不满地哼了一声，“哼，现在全村里就欺负俺是外乡人。村干部专欺负俺，打谷场都归自己有，就把俺的打谷场给没收了，就欺负俺是外乡人呗！”最后还是说不出好来。
教导员急了，“换人换人，不让他说了！”后来海乐被换了上来。海乐是小学教员。他家是真穷，他妈以前领着他讨饭，那是真苦。我都记得他小时候，流着鼻涕，跟着他妈讨饭。海乐一上台，就哭，诉苦嘛，他就哭，讲从小怎么讨饭，怎么难，有的家不但不给，还说不好听的，说他没出息。他哭着说，他是真诉苦，而且他又有文化，很会说。
他正哭诉村里人对他如何不好，这时六儿爷突然站起来，问他：“你娘怎么死的？你娘怎么死的？”教导员傻眼了，这是怎么回事，一问村支书老三才知道。原来这个海乐不孝顺他妈，他当了教员挣了钱，可他妈是冻饿而死。他妈冻死了，他不知道。村里人看他妈好几天没出门，进门一看，她娘早冻死在炕席上了，连炕席带他妈拉到街里来，找群众们来看，村里人都说他妈这么苦，把他拉扯大，他当了教员，不孝顺，把他妈给冻死了。所以诉苦会上村里人都质问他，“你娘怎么死的？”
教导员一看这个诉苦会是没法开了，“算了！不开了！散会！”我们村的诉苦会就这样结束了，诉苦会诉出了这些，真让人啼笑皆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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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5 06: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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