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顾所来径，怆然问云天——“反右”十问

towns

返顾所来径，怆然问云天——“反右”十问

作者：田建模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12/12/2010

历史常会留下它的一些憾事和恨事。但，历史不会像驼鸟一样，埋起头来，拒绝正视或聆听。有一本电子刊物，名曰《往事微痕》，是右派老人自筹自办，内部赠阅；其宗旨为“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还有一个叫《记忆》，是一本“推动文革研究”的电子小册，你只须顾其名便可思其义了。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以“史为鉴戒”、“古为今用”来警觉后人；但搞政治的人则用心良苦，一味地强调“向前看”，其意乃是“莫回顾”。回顾又怎样呢？回顾了，就让人看到处心积虑想掩盖的种种罪恶；回顾了，就让人想起那一幕幕剌心戳肝的惨痛往事！可是，人毕竟有记忆有感情，往事桩桩件件，创巨而痛深，又怎会因为领导指示，便悄悄地抹去了呢？故我们既要前瞻，也要回顾。因为回顾并不只是追忆，它触及伤痛，引发思考——重要的是，在“回顾”引领之下，你我对既往之时代社会，会有更多的审视与思索，并获得清醒与彻悟。现在，就让你我一同来反顾这漫长而曲折的所来之径吧。

三十年来，学界将“反右”这一题材挖掘了个遍，写出了连篇累牍，出版了万千论著。诚然，冷饭重炒并无意义，笔者要做的，只是拟题“十问”，对关键性问题，或历史疑义，作一提挈归纳，以简要之评说，去伪存真，以此有答于后来者之疑问。

一问：“年轻人知道祖辈曾有过一次惨痛的‘反右运动”，但不清楚它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这场政治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凡事皆有其背景与因由。“反右”的因，早在中共建政初期便种下了。那就是视知识分子为“异己”，而必欲打压之（或曰“利用、限制与改选”）。在国内，文化界遭受一次次整肃：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为农民说话的发言，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继之又揪出了一个涉及面甚广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事。但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早，譬如四十年代在延安，王实味因言获罪被杀害，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许多投身革命的人被怀疑是特务而审讯逼供。《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政治第一“的戒律，更是套在文化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所有这一切，矛头集中地指向了知识分子。于是，人们不禁生发疑问：一手操纵所有的毛泽东，何以会如此地敌视知识分子呢？

在国际，1955年，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揭露已故领袖斯大林专制独裁，及其残酷镇压，这报告着实震惊世界。国际共运出现离心倾向，随后爆发了波兹南事件、裴多菲俱乐部事件——由学生带头，民众打着“民主”、“自由”旗帜走上了街头，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潮流在国内也产生了影响，中共八大决议中，以经济建设方针取代了“阶级斗争”论断，也一并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正统提法。“东方红，太阳升”，作为“大救星”的毛泽东，兔死狐悲，内心难免尴尬与焦虑，这也是不难窥知的。之后，为汲取东欧教训，缓和社会矛盾，毛提出了“十大关系”，号召开门整风，鼓励“大鸣大放”。

这，便是当时国内与国际的大背景。正是这样的背景与气氛，正是毛的貌似竭诚竭力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原文为证。）即使一些城府颇深，老于世故的人（如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也都深信不疑，而“尽入其彀中”了。

二问：“资料上说，中共号召鸣放整风，右派乘机猖狂向党进攻，故不得不予还击。另还有‘阴谋’与‘阳谋’之辩，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共在极端左倾撞墙之后，将主轴调整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昔日的封闭逐渐被打破，真相也渐次浮现出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同日，毛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刚开始不久的“鸣放”顿时箝口噤声。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讨伐右派的运动一步紧逼一步，其声势与规模也越来越大。一般人认为，六八社论应是转折。但，让人百思不解的是，毛却在这之前一再鼓励大胆鸣放，一再批评党内干部的阻挠。可为什么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有人说，这是因为没有料到鸣放如此热烈，害怕失控而“紧急刹车”。其实不然，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反右指示，只是在执行毛半年以前“引蛇出洞”的既定谋略而已——而这，才是问题之关键。1957年1月１８日、２７日，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有两次讲话，透露出了他鼓励鸣放的真实意图，以及他打算采用的手段。其中说道：“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放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有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都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他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如果有人用什么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上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这样，早在半年前,毛便把欲擒故纵，诱而歼之的意图，在中共高干会议上作了正式的吹风。

事后，毛很得意，他并不掩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在6月8日前，也确有“毒草锄了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只是当时人们聆听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感动得五内皆热，没能察觉其中隐藏的杀机罢了。

三问：“当时有人叫喊‘要杀共产党人’，有人说当今是‘党天下’，有人要搞‘政治设计院’，说是要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等等。这些是不是有点出格过火？”

反右中揭露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曾说“要杀共产党人”。葛因此打成反革命，经历了九死一生。二十多年后，几经查证，多方核实，原来是篡改了发言记录，是“莫须有”的诬指，葛案因之冤情大白。储安平的“党天下”，意在批评“一党专政”，而这也曾是反蒋口号之一。中共建政后，从中央到基层，一律是党委统领一切：以党领政，以党代法，说它是“党天下”，何错之有？章伯钧说的“政治设计院”，是借用“工矿企业下设的设计院”而作此比喻，从政治协商来看，为完善和改进政治制度，也可以有这样的设计和企划。但“反右”中，普遍使用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割裂上下文句，抽出片言只词，任意发挥，大肆污蔑。始诱之，终陷之。此时的毛泽东，再也不提及一月前他谆谆诱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了。

四问：“‘反右’的依据是什么？它合法吗?”

依据么，惟领袖意图与指示是从。毛一手谋划和操纵了此事件，而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则分管此项工作，负责具体事宜的运作。运动后期，为定性的需要，下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各订有若干条。凡鸣放中有不同意见或对单位领导人不满，统统指称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等等。发动检举揭发，篡改发言记录，而后罗织罪名，一网打尽。

至于说“反右”合法与否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中共建政后第一部宪法的相关条文吧。（1954年９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在“公民权利与义务”一章里，有如下相关条文：

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白纸黑字，读者不妨将宪法条文与种种史实（譬如酒泉市夹边沟农场，一千多右派惨死事实）作一比对。人治欤，法治欤？仅只不到三年，这部毛亲自主持制订的国家根本大法，便遭其践踏，成为废纸。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仓促出台的“劳动教养条例”—— 195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从时间点来看，无疑是量身打造，为处置右派而设。许多地方，一个机关单位的领导，便有权决定送谁去“劳动教养”。其流弊与祸害，早被国外人士斥责为冤案大集中营——类同无期，惨无人道，已是明显违宪。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

五问：“反右有其必然性（或必要性）吗？当年的“鸣放”真相究竟如何？”

反右因鸣放而起，鸣放说是为整风。但这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整风仅是宣传号召，未有实质性开展。中共建政七年来，社会问题积累成堆，民间屡有怨声或骚动；加之苏共二十大，国际共运分化，使毛泽东有所警觉，作出“开门整风”姿态。但毛的心病（对民主党派疑虑，对知识分子戒心），因东欧事件爆发而越益加重。在这里，历史出现了一个吊诡：原本宣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说要化解社会冲突，转眼之间突变——变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批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今天探讨这一问题，除国际国内因素外，有一点须得指出：当领袖权力无可制约，任其随心所欲上下操弄，那末，此人之疑嫉喜怒，或其“一念”之萌，便极有可能酿成浩劫巨祸了。

反右有其必然性吗？必然的前提是必要——反右基于鸣放，当年的“鸣放”，由毛亲口提倡，由其本人点火，对于毛及其追随者，因其谋划在先，反右是预定的，自是必要的。但从当时情状及趋向来说，鸣放只是一种久受压抑的社会情绪之释放罢了。上层的（由中共统战部组织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与下层的（学校团体、市民群众的言论与大字报）则有所不同，后者是无序的，即兴发挥的，一些偏激急切之词或在所难免。但北大的“广场”，林希翎的演说，谭天荣的论教条主义产生历史必然性等,则可说是铮铮之言，切中时弊，体现了对民主的追求，及对真理之探索。鸣放中，各抒己见的议论和意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一股声势是造成了的，一股不满于现状，要求更少压制，要求更多民主。此时，鸣放之趋向与选择有二：一是顺应国内外民主潮流，开创新局面——整改执政党内部，推动社会走向开放，促使政治走向民主；二是执政党拒绝纳谏，强力打压，鸣放以热热闹闹始,以万马齐喑终。惜乎！中国这只航船，失却了一次转舵的良机；而中共也因之走上了一条极左险途。

反右会造成社会大动乱，会让中共失去政权吗？从当时形势来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中共，如日中天，处于巅峰期。朝鲜停战，农业合作化，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敲锣打鼓中完成，举国一片欢腾。但知识分子中有疑虑，有怨气，有议论，这正是农民起家的毛所一贯疑忌，不能容忍的。然而，一党专政强力下，“秀才”们果真能翻得了天么？也就是说，倾全党全国之力，对畅所欲言的娃娃们痛下毒手，果真有此必要么？

六问：“被打为右派的人数有多少？反右的后果（或影响）是什么？”

官方公布：右派人数为五十五万，但实际数字要大得多，海外学者研究认为已逾百万。“改正错划”时，暴露出种种荒诞离奇：一些单位只须口头宣布，便可押送劳教；也有为完成打右指标而临时指认凑数的；有未满十六周岁，在读的中小学生；有阴错阳差，错打错划的，等等。以至于许多所谓的“右派”，因查无名录档案，而无法予以“改正”。

反右的后果，一般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反右，在党内党外杀鸡儆猴，确立了毛的“一言堂”；二是言路堵塞，气象肃杀，只听歌功颂德，不闻民间疾苦，奸佞谄媚，正直缄口，为两年后的“大跃进”、“放卫星”铺路，为“三年人祸”遍野饿殍，也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种下了前因。三是反右之后，毛主导下的中共扔弃装缀，越发无所顾忌，党内党外,实行赤裸裸的领袖专制独裁。

此外，还有一点须得提及：中国知识分子在集体失声，集体沉沦后，陷入了集体迷惘。反右一击，使人们于震惊中昏眩。迷惘，是因为痛苦屈辱，因为不明真实情况，因为不知所由而深感无奈。“是那沉重的雷，惊起了我昏沉的酣睡！”——这是一些不甘于被“阳谋”玩弄的觉醒者。“唉，生活，要随遇而安，要逆来顺受……”——这是更多的为厄运所压倒了的人们。

七问：“有人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错在扩大化了，但有人说这是十足的罪行？”

五十五万人（官方数字）的批斗划右，其中绝大多数经历了非法拘留、审讯、囚禁、和漫无期限的劳动教养，二十年后“改正”错划时，逾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饿死、自杀、虐杀、因过度劳累或迫害致死。）。请问，数十万无辜者的冤死，能说不是罪恶，而只是一个“错误”吗？那么，若问是谁之罪,已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了。问题在于，事件策划人及执行者，始终不予承认，更遑论悔改了。他们巧言令色，把罪责说成扩大化，把平反冤案说成“改正错划”。让本可在三十年前昭雪的沉冤，及善后工作，加以百般阻挠，一拖再拖，至使迄今未能了结。

八问：“统一战线”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有人说“反右”是自毁统战，这话对么？”

“统战”是柄芭蕉扇，热时抢，凉时丢。凡统战叫得最响之时，即是局势危急之际。在夺取政权之前，统战在中共眼里是个“法宝”，因它招徕人才，凝聚人心，形成合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多多益善，为我所用。为此，它不惜屈尊俯就，礼贤下士，广开言路，并虚心纳谏。当毛登临天安门，接受国人朝拜，“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其人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心况可以想见。当其时也,一改往昔之审慎谦恭,尊贤纳言,而以”救士主”傲视天下.俨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建政不久，便于全国政协大会上失态,大骂民主人士梁漱溟,继而对文艺教育界大开杀戒,此为其小试牛。,自持无人敢逆其锋芒,也越发无所顾忌,稍后更设置陷阱,以鸣放为诱饵,一网打杀知识分子。此时已非昔时，此毛已非彼毛。统战工作，于是便成可有可无之物了。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妨拿来改一下：“天下分，士如金；天下一，士皆切。”

九问: “‘反右’是尚未了结之陈案，有一个‘正名’的问题——是‘改正错划’，还是彻底否定？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国家赔偿法》正式出台了。老右们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以上述及,“改正错划”乃是避重就轻。推脱罪责，只有彻底否定“反右”，方才合乎天理人心。当年作恶者虽已亡故，今之继任人为一党之利，亦不欲认帐赎罪。但事实不容狡辩，亦不能抹杀，公道之还我，只在于时间而已。

至于《国家赔偿法》，可用作依据之一。岂有任意诬人陷人囚人杀人而不认罪，不违法，不赔偿之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要求正确定性“反右”，要求赔偿之申诉与呼声此伏彼起，从未停歇。我等之所以力争，是要为蒙冤受辱讨还公道，也要讨还二十年历史积欠。罪耶，错耶，早有公论。我们理直，故我们气壮！索赔之事，据悉各地老右聚会，有提出申告，有合法维权，有奔走呼号，有致胡温公开信，等等。铁流诸人更直抒胸臆，宣称愿将赔偿所得，捐献以作公益。

十问：“你在发言中有‘右派事业’一说，请问作何阐释？有道是‘蜡烛成灰泪始干’，还能坚持多久呢——老右们的心愿和努力，会否到此嘎然中断了呢？”

“右派事业”，我想有两项内容：一是追求政治民主；二是努力于社会法制。这一未竟之宿愿，五十年前，小右们尝试着失败了。当时的鸣放五花八门，显得杂乱无章，但从性质来看，大体可归入此二者。五十年后，小右变老右，显得成熟了，在刊发的《往事微痕》中，除纪实个人遭遇，更凸现了理性分析探究，即是说，把百年来中国问题的至要——民主与法制的实现，作为毕生的信念与事业。这是因为，痛定思痛，一生或蒙冤，或毁弃，或受损受辱，或虚掷白活，皆因二者缺失之故。右派分子如此，胡风集团分子如此，三年人祸饿殍相叠如此，文化大革命冤死者亦如此。看今日老右们著文出书，奔走呼号，意在唤醒世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时至今日，尚存的老右，大约三四万之数，不足官方统计十分之一。幸存者已是七老八十，风烛残年。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右派事业面临人亡事消，后继无人之虞。我在杭州聚会时提出这一问题，得到与会者响应。眼下当务之急，亟需一批新生力量的参与，让他们来继承前辈未竟之事业。他们可以是老右的子女或亲友，可以是同情者同路人，可以是关注此事的有心人，也可以是年青的研究人员。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一对60左右的夫妇主动要求参加，他们是右派子女，他们的行为是自发的，言辞是恳切的，见解是独到的，受到了热烈欢迎。从散落到汇集，凝聚的核心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与事业。为此，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认识事件的因由过程和实质。现在，年青一代将从老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朝着民主法治宪政的目标，同心合力地大踏步前行。

2010年7月6日星期二4时28分完稿于浙江人民医院住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