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四千馀志愿军战俘 被俘、投降、还是起义？（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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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正新 　

中共当局所宣传的朝鲜战争历史中有很多说法经不起历史考验。比如：

--美帝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中苏官方文件已经证明是中朝苏长期密谋共同策划并发起了朝鲜战争。

--美帝要侵略中国。当时被中国媒体炒得很凶，但毛泽东的一些电文证明中共高层自己都不相信美国会侵略中国。

--美帝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已有1999年俄罗斯方面透露出的资料证实此为谎言。

--布莱德雷关于“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同错误敌人打错误战争”的言论是对志愿军认输。只要读读布莱德雷当时在国会的发言原文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笑的是朝鲜也用这段话去证明人民军的神勇。

（美国三军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1951年5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的声明。当时中共已用“志愿军”的名义公开出兵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

布莱德雷原话： “如果我们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那么我们会被卷入到一场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

显然，布莱德雷的意思是：假如我们在中国大陆同中共作战，那将是一场错误的战争。

可见，中共的谎言无所不用其极。）


关于志愿军战俘事件的宣传，也充斥大量的不实之词。完全可以和以上几个谎言相提并论，构成中共关于朝鲜战争的N大谎言之一。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俘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两万一千馀人。其中有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四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历经周折磨难最后去了台湾。他们占全体志愿军战俘的三分之二。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抗拒遣返的行动，尤其是他们在战俘们中所占的大比例，不但令中朝共产党在全世界面前脸面尽失。对世界共产阵营来说也是一次严重的挫败。中共当局对这些反共战俘们的恼怒仇恨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中共的宣传部门编造一些谎言去丑化反共战俘们，就不足为奇了。关于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的资料，中共当局、美国、和台湾方面都有不少。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的说法和美国台湾方面的资料差距有如天壤。我们只有把各方面资料对照起来看时，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印象。

一、志愿军战俘的被俘过程。

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大多称志愿军官兵是在“弹尽粮绝”、“失去联系”、或者“身负重伤”等等的情况下被俘的。几乎一字不提那些主动投降的情况。

事实上，这种情况下被俘（Captured）的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自愿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一种长久企盼的逃亡活动。1951年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运筹学研究室（OPERATIONS REARCHE OFFICE）受美军远东司令部委托进行题为“北韩与中共士兵对韩战态度”的研究。他们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间在釜山、巨济岛的中朝战俘营中对1100馀志愿军战俘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其中关于被俘/投降的问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被俘”的有264份，占26.7%。而认为自己属于“投降”的有724份，占73.3%。在更多的场合下，反共的战俘们认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义”。台湾的媒体一律称他们为“反共义士”。当时联合国军心理战主管，美军上校肯尼斯 汉森在他的书中也用反共义士（anti-communist heroes）称呼他们。书的名字就是“铁丝网后的义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愿军战俘中绝不是罕见的。很多个案里，当事人声称自己在入朝之时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就一直寻找逃跑的时机。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里有些叫“路条”，比如“李奇微路条”（Ridgway Pass，印有李奇微签名）或者“安全路条”（Safe Conduct Pass，印有范弗里特签名）。这些路条常被一些志愿军官兵捡十珍藏起来，在见到联军部队时便就举着它们投降。

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出版的“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记录一个李姓军官的回忆说：“被派到朝鲜后我就决定要投降。1951年10月我们击落一架美国飞机。我带着3个战士去搜索，我们找到飞行员后就和他一起跑回了联合国军的阵地”。20军某部排长芦明友借换防之机率领7名士兵故意掉队躲藏起来，天亮后向联合国军投降。他们的投降过程被联合国军印成第8569号中文招降传单，向前来接防的27军劝降。

实际上逃亡过程非常危险，不但身后可能有追杀的子弹，脚下有可能触发地雷，更有可能遭到对面联合国军的射杀。那个在俘虏营中领导着5千馀反共战俘，被中共当局称为“蒋帮大特务”的王顺清（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似叫王顺明，WANG TSUN-MING），是志愿军12军31师91团士兵。他在投降时尽管举着“李奇微路条”，仍然被一个高度紧张的GI一枪打在腿上，住了好几天的医院。在战俘营里，战俘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自己怎样侥幸逃脱的故事。有如大一学生谈论如何对付高考试题一样津津有味。能够活着走进联军的战俘营，被认为是一大幸事。下图是第二万名志愿军战俘带着喜庆的笑容来到战俘营：谢天谢地，我总算成功了。

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美军的战俘监管人员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共产党战俘们最频繁提出的要求是：发给我们武器，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早有资料说这些反共志愿军战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编的前国民党军官兵为主。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有一份统计：在14,325名反共战俘中，9,549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恰好占三分之二。但我们同时应当指出，反共战俘里的另外那三分之一属于“根红苗正”的人数量也不少，达4,776人。而在选择归国的那7,000馀志愿军战俘中，属于“根红苗正”的战俘大约是5,000人。这说明，即便是那些属于“根红苗正”志愿军官兵，最终选择反共不归路的也接近一半。

这当然让党感到难堪。为了掩饰这样的尴尬，中共就把这一切归咎于“美蒋特务”的作怪。在中共的宣传中，巨济岛就像个地狱：“美蒋特务”们如同恶魔般地整天折磨虐杀志愿军战俘。不给他们饭吃，不给衣穿，罚做苦工，强迫在他们身上刺字，毒打残害想要回国的人，不少被活活打死，甚至还有打死人后挖取人心肝来吃等令人毛骨耸然的恐怖故事。

不可否认，巨济岛的战俘营里的确发生过多起暴力杀人事件。其中也确有反共战俘杀害亲共战俘的案例。但是总体来说，朝中共产党所组织的“保卫部”、“纠察队”、“人民法庭”等等所干下的屠杀占了这些事件的多数。中共只字不提自己组织所干的大量屠杀罪行，而借这些事件把战俘营描绘成“美蒋特务”的肆意作恶的天下，是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

我将在以后的部分里涉及战俘营里的情况。这部分里主要谈谈为什么志愿军中的前国军官兵会那样处心积虑地要逃亡。

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从字面上看是好的。其优待俘虏的规定甚至比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相关条款还早。从志愿军战俘中前国军官兵的叙述看，其中一些条款的执行也是不错的。比如不打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给治病治伤等等基本都能做到。但“想回家的，发给路费”一条，则很少兑现。强迫国军俘虏参军或者随军当劳夫的做法非常普遍。

然而，真正引起前国军官兵们深恶痛绝以至于想方设法逃亡的，是解放军对俘虏的“思想改造政策”。这种改造政策完全摧毁前国军官兵的尊严，令他们十分难以接受。他们多指出，固然在国军里上级打骂下级，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相当普遍，也知道这是虐待。但这种虐待对于有着浓厚封建等级观念的中国人尚可以接受。而周围的社会也差不多：家长普遍打骂子女，私塾先生对小学生动戒尺，作坊师傅揍徒弟，庄稼把式抽嫩伢子等等。且它通常不涉及政治人格上的歧视，哥们情分，兄弟义气等并不因为打骂而消失。年轻人尤其重视这些情分。封建礼德的影响令中国人实际上很重视尊严（或叫面子）。士可而杀不可辱。但共产党部队里那种思想改造运动恰恰是一个漫长而无止境的受辱过程。首先要求国军官兵有个“认罪”的“好态度”。共军虽然不打骂你，但没完没了地开会要你承认你“有罪”，比打你抽你还难受。你在战斗中杀过共军？你有罪是无疑的，要记下来；没有杀过？你的部队杀过吧？你在这个部队里没错吧？那你也有罪；你拆过老乡的门板吧？那你对人民犯了罪；你上过妓院？这等于强奸过妇女；抢过老乡的鸡吗？几只？在什么地方抢的？所有这些都要一一要记录下来，以后随时可翻出来敲打你。有的还要放进档案，跟随你一辈子。你只要有了好“态度”，变得恭顺了，就算你入伙了。那很多事情就可以不计较了，一笔勾销也不是不可能。你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修理别人。

这种思想改造，就是要压迫当事人首先放弃自己的尊严，孙子一样地“重新做人”。要你整个地改变世界观。把原来那套为人处世的准则抛弃，换成一套虚假暗算的“革命情怀”。毫不脸红的讲假话，二十多岁的人佯装没有性欲：“工作很忙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你要学会政治构陷，打小报告，把寻常的纠纷拉到政治立场上来搞斗争。你要告别传统的良心，信义，孝道等等“封建旧观念”，因为这些感情“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动派利用”。

当事人要是抗拒这种改造，就要被周围人始终当成异类看待。没人信任你帮助你，重活粗活都让你干，食宿给方面你最糟糕待遇，一开会就把你当靶子。你想要反抗也不是没有法子制你，组织措施多得很。大不了把你上升成典型，开大会斗争批判你的反革命罪行，然后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革命队伍里经常杀个把反革命特务什么的是很正常的。

前面提到的王顺明，原本是胡宗南属下90军61师181团的一个步兵连长。他在成都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中共对他们进行了长达13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从开始的“理论学习”到逐渐升温的提高认识，自我查罪，互相揭发，批判斗争等等连绵不断，终于搞到人人自危，一个接一个灰溜溜地承认自己种种“罪行”。其间还当着他们的面公审枪决了两个前国军营团级军官。公判大会整整开了四天，动员一切知情人前往揭发批判他们。到第四天宣布判决时，台上主持会议的党委干部们提议枪决，然后要求到会的人举手表态。所有党委干部扫视着台下，慢慢地，与会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抬起了手，然后越举越高。党委领导宣布说：你们经过教育后思想后觉悟有了提高。今天是你们共同举手要求处决这两个坏蛋的。枪决随即进行，每个党员向这两个人开一枪。打完后尸体就留在营地里，随便用一点点土盖上。后来下起了雨，血水一直漫流到近旁王顺明等人的宿舍。有些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而自杀了。更多人的意志彻底崩溃了。王顺明等则暗暗咬牙立誓，忍辱偷生卧薪尝胆，无论如何要逃出去。1951年1月，他被编入12军31师91团当迫击炮兵。三月份入朝。他仍然被视为不可靠的对象，不给他枪，只背两颗手榴弹和两颗迫击炮弹。后来手榴弹也被取走，让他背四颗迫击炮弹行军。快速行军过程中，出现了掉队开小差现象，而部队竟毙了两个掉队者，还专在他们尸体旁挂盏马灯，贴上“掉队的后果”的告示来警示其他士兵。王顺明得了痢疾非常虚弱，但他咬紧牙关跟上部队。他知道越往前走就越有希望。到了前线，他立刻开始观察地形窥测方向，搜集阅读联军散发的传单。1951年5月20日晚上，机会来了。他奉命和其他2人向前方阵地运炮弹和炒面。他在途中逃脱，向着联军阵地的探照灯方向摸索前进了一段路后就潜伏下来，于次日清晨向联军投降。

应当承认，那一万四千反共志愿军战俘们的行动，并不是一个偶然或者突发的事件。也不是官兵在战场上偷生变节的事件。这是一次长达数年的大规模的逃亡活动。这些活动并非始于战俘营，而开始于志愿军入朝甚至更早一些。是一个较大群体不堪压迫而千方百计挣脱暴政的行动。这种行动和中国人民向港澳偷渡，东欧国家人民向西欧逃亡，古巴人民投奔美国，以及目前北韩人民逃向南韩等等行动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联合国军方面一开始并不重视反共战俘们的要求。当时联军决策机构更关心落在对方手里战俘，希望能够早日把他们换回来。而几万中朝反共战俘们“鱼死网破”誓死抗争的精神震撼了世界，也唤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自由”这个在多数自由世界人民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是珍贵到值得千万人为之洒血献身的事业。联合国方面的态度日渐明确坚定。直到表示出宁可继续打下去也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态度。为保卫约5万反共战俘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军队战斗数年，付出十几万伤亡的代价。终于迫使中朝共产当局承认了反共战俘们争取自由的权利。对于这场“十几万伤亡的代价换取5万战俘权利”的作战，有些军事评论家认为“非常不合算”。但我们很少见到当年参战的联合国官兵们有过严重的后悔。自由、人权、尊严等等在共产国家里最不值钱的东西，始终是非奴性社会成员们准备认真捍卫的目标。

1954年1月25日，抵达基隆港的志愿军战俘受到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欢迎，他们已经换上了国军军服。

1954年1月20日，原为韩国华侨的志愿战俘邱明贵在韩国与妻子儿女重

1954年，志愿军战俘陈永华在台湾与分离八年的母亲团聚。陈永华原为国军台湾籍士兵，戡乱战争中被中共解放军所俘，并被迫参加解放军，在入朝作战时被联军俘虏。

1953年10月，停战后，一名志愿军战俘，用血书向“联合国军”表示要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