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权位之重仅次于毛泽东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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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涟       




于中共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政改成果”是“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按中共的政治逻辑，党即国家，所谓“国家安全”就是“红色政权的安全”，另一个所谓“改革小组”今后筹谋的任何改革，也都将以红色政权的安全为出发点。

        习近平效法安德罗波夫

        有关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改计划”，其实早由香港中共党媒《大公报》于今年5月22日发布“习近平拟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为题的消息。该文引述内部人士信息，称习近平今年试图推出的政改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原有的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组合在一起，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成为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事务。
        这项“政改”无异于宣告：中国将与前苏联一样，对内——用秘密警察机构来控制社会，包括控制文官系统与军队系统，以“维稳”为名的红色恐怖将笼罩一切社会领域；对外——中国的特务机构将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目标是成为与美国CIA、俄罗斯FSB（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KGB是其前身）、英国MI6并肩的情报机构。
        这个机构的成立，从制度上奠定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强势地位。从此之后，习近平将集党（总书记）、军（中央军委主席）、警特（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大权于一身。除了毛泽东，中共数任党主席与总书记当中，没有一人如习近平这样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江泽民于1997年访美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感兴趣，回国后曾计划组建同类机构。但当时党内有人担心，如果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再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个人权力过大，不利于集体领导，此方案最终不了了之。
        如今习近平终于办成了江泽民当年想办却未能办成之事，印证了我在今年2月那篇《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中国启示》中的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其长达15年的领导下，克格勃茁壮成长，由惩罚机关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成了苏联的形象代言人。我还预测，尽管习近平与安德罗波夫接管政权时面临的局势很不相同，但“习氏新政”却与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势。文中特别提到习近平将效法安德罗波夫，建立警察治国模式，有兴趣的人可以阅读这篇旧文。
        我之所以认为习近平将效法安德罗波夫，原因是习近平在他备位储君、主掌2008京奥安全事务时就表现出对特务政治的强烈偏好。也就是在那段时期，为因应“奥运安保”需要，中国公安部编织了“对动态社会实施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的“六张网”，即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习与周永康、孟建柱共同编网的经历，对一位独裁者的养成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习通过筹备京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红色江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不仅使他得窥中国特务政治的堂奥，还树立了他对特务政治的政治信心。

        秘密警察将使国家成为无形大监狱

        应该说，习近平接管中国一年多，师法安德罗波夫改革很有成效。在镇压内部异议人士方面，习近平与安氏一样，以铁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信奉“擒贼先擒王”，将在胡锦涛时期幸存下来的一些大牌异议人士抓捕判刑。一些与政治相关性不强的网络大V也遭到羞辱式的强力打压，目的是让其他大V言论自律。安氏当年采取的收买、驱逐，将异议人士当精神病诊治等方式，无一不被今天的中共政府采用。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新浪处理了十万违反“七条底线”的微博帐户。
        不过，中共行政系统的官员们对这一KGB制度且慢叫好，因为它将对文官的安全形成很大威胁。安氏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以往关押政治犯与“阶级敌人”的监狱，被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所填塞。安氏反腐的战绩如下：自1982年11月至1983年12月底，仅苏共党中央、政府部长以及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渎职而被撤换者高达90余人，其中有权倾一时的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还有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有47名被撤职。前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特供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则被安德罗波夫枪毙。苏共的政治系统迅速被KGB人员盘踞，安德罗波夫时期，苏共13名政治局委员中有3名是克格勃将军，比例甚至超过斯大林重用贝利亚的恐怖时期。
        因为安氏反腐而将其看成“明君英主”的底层百姓，虽然为其送上了热情的欢呼，但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好日子也结束了。苏联工人劳动纪律松驰、上班期间好酗酒，安德罗波夫为了终结“伏特加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弊端，开始整顿劳动纪律。他采取的当然是熟稔的KGB办法，如增加民警巡逻队的规模以及民众纠察小组的数量，开始“拉网式”的检查运动，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在普通的澡堂、美容厅、高级理发厅、排队买紧俏商品的队伍里，在郊区火车上和电影院里，进行广泛搜捕和检查证件。没带证件的公民常被带到附近民警分局去查明身份，如系在职人员，则将因上班时闲逛而受到处分。
        我在《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中国启示》中还谈到，安德罗波夫的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列宁曾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但安德罗波夫时代，苏联这座监狱更名符其实：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比较幸运的是，安德罗波夫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他的因病辞世总算结束了这场政治恐慌。到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以公开性为特征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戈尔巴乔夫正是看到了安氏改革的局限性及警察统治的严重后果，才倡导了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为苏联带来新生契机。
        经过了一年多各种筹谋运作，习近平确实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证明了习近平的地位权势已超过中共历任党魁，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独裁者，但是这并不证明他有能力将这个国家引领至光明坦途。从内部情况来说，他的运气远比江胡要差，接手的政权严重腐败，官员唯利是图、放弃了一切政治原则；整个国家资源耗尽、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怨恨蔓延；从外部情况来说，习近平则比较幸运，世界各国虽然认清中国是个暴政国家，但或是出于利益驱动，以安抚绥靖为主；或是出于害怕而顺从，因此出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中国、俄罗斯、古巴、越南、沙特阿拉伯与阿尔及利亚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所把持的局面。但这种无外部压力的情况，只会使习近平更加没有危机感，在专制道路上越走越远，加大中国社会内部紧张，危机的燃点无处不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7期    2013年11月1日—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