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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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作者：史一平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   



（图1）1970年在长城。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陈绥圻，叶群，胡敏。

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会作将军是名人。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长达十二年(1959-1971)。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蓝图（“五七指示”）就是对他的报告的批语。文革期间，他进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这是由周恩来而不是林彪直接领导的“军机处”），后被邓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经过“公审”，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使“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一起，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邓小平的同一设计，年复一年，高卧在纪念堂里，作为绵延共产党神圣统治的图腾，尊享一代又一代党国精英奉献的香火。

邱会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嵗参加“红军”造反。显然得益于好学深思，仅以文字水平而论，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万字，除了小部分讲自己的战绩以外，以主要篇幅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亲历。作为“毛主席的红小鬼”，他理所当然接受了共产党的历史观，但是，连他也终于认清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真面目。他细心而且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做，替后人提供了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进文革”（P686）几个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的地位。连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也是通过周恩来向林摊牌的。

和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军内”和“军外”加以区别。在敍述林彪在全国范围内追随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一一记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过军内造反派插手军队的事件。他记下了林彪和徐向前两个元帅之间围绕着“怕乱”和“不怕乱”的分歧而展开的斗争。按照广泛流传的信息，是叶剑英对江青拍桌子；邱会作指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叶剑英对徐向前拍桌子。他还记下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本来是林的爱将）转向江青以后，林、江矛盾的发展。在对杨的处理上，毛连续开了四次会表示对林的支持，善於翻云覆雨的江青则迅速倒戈，抛弃了杨。

个人恩怨是中南海内鬬的核心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鬬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准备“九大”时，林彪支持陈伯达起草以“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报告，被毛否定。毛要张春桥以“继续革命”为中心。这是毛、林分手的起点。虽然林彪被党章冠冕堂皇定为接班人，但是，无论毛泽东，还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状况，根本无法“接班”。

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外、海内外无法理解的谜。设不设国家主席，称不称天才，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康生和林彪、陈伯达一样，都在发言中主张设国家主席，汪东兴的调子比“黄吴叶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周、康、汪荣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林陈黄吴叶李邱却成了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发展过程又是如何？是什么触动了毛泽东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使他最后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决心？在邱的回忆录里都提供了启发性的记载。

对盛传中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由於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使读者有根据认为，被告对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说服力的。

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过回忆录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读者和研究者们如果把中共最新“审定”的、乾巴巴的、避实就虚、但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史教科书，和邱将军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加以对照，无疑会得到考据和鉴别的乐趣，并且提高透视历史和透视中共的教益。

这是邱氏的独家记录，不可能不受到视野和视角的局限。但是我愿意向读者推荐两篇话。一篇是刘少奇在唇亡齿寒时对战友彭罗陆杨的批判（P.434-438），另一篇是林彪在类似处境下批判同盟者陈伯达的话：“人不像人，鬼不像鬼。”（P. 721）。往日的战友，一旦被毛抛弃，刘、林二人就无例外地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施以无情的鞭挞。这种党内斗争，出於革命的本能，出於向最高统治者效忠的本能，更出於自我保护的本能。邱在书中秉笔直书，没有为尊者讳，相当难能可贵。顺便提一下，作者在表达对林总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时，没有忘记客观地记下了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泰然自若”的神态和“胸怀宽广”的气度，尽管刘已经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致命的打击。

作者的回忆录没有终止於文革，他还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公审”闹剧，立此存照：“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堆。”（P938）他指出：《起诉书》人为地把老干部分成“黑榜”、“红榜”，“凡当局需要的人，……一律放在红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样就把……同盟建立起来了。”至於“黑榜”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是由当权者圈定的”（P933）。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注：《邱会作回忆录》2011年1月28日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田园书屋经销。）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