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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美国噎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入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它。
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抚慰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象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噎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地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美中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她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它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
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
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
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噎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噎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的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源噎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象蒋介石在他《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注：谢伟思，美国人，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1944年7月陪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主张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在五十年代初的被美国政府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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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9 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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