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灰色经济”的典范

lizhen

作者：我真叫祝英台　　

---回应问答城市之《无解的东莞》

一，问题根源在“灰色”

读罢网文，我由衷地感到，困惑、忿怒、呐喊和彷徨已成为当下东莞的社会情绪，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真理，失去了方向。因此，我深有同感，尽管经济发达，但我们确实在“堕落”。究其原因，我能得出的解读是：我们处在社会转型的“灰色时期”。基于此，在我的眼里，东莞是“灰色”的，除了灰色的天空，社会政治经济都是灰色的。

东莞的“灰色”问题，确实困扰我多时，以致十多年来，我一直就自己的去留问题充满矛盾。说实话，我喜欢这里的“灰色”，因为它充满活力，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平民成就创业梦想的理想之地，所以我想留下来。同时，我也痛恨“灰色”，因为它引发严重的腐败、不公及贫富分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大可能有尊严，因而我想离开。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何处可以回避这种“灰色”？从这一点来说，我深深地感到，东莞不仅是国家的缩影，也是其它城市的镜象。
　　
　　依我的理解，所谓“灰色社会”，是一个难以准确描述的社会形态，而其重要特征就是“只能做不能说”，或者是“说一套做一套”，因而无法拿到台面上讨论。东莞确实是一个这样的城市，比如，东莞的“桑拿”、废品、肉品的经营以及海量“地下经济”等，官民双方都很清楚。你可以做，但没法将真实情况拿出来说。
　　
　　鉴于此，在我看来，网文所言问题同样皆可归因于“灰色”。比如，网文开篇展现的“血汗”景象，我曾在《新快报》发表《血汗工厂，不能全怨老板》一文，将其归因于“灰色”社会问题。至于网文所及数据造假、经济失策、“肾虚”等问题，更是典型的“灰色问题”：就算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政府也不可能公开承认。既如此，何谈解决问题？
　　
　　因此，我悲观地认为，网文提出的问题既不可能得到承认，更不可能得到解决。然而，这不等于永远“无解”，既然问题源于“灰色化”，通过“去灰色化”当然可以解决。因而，我并不认为东莞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多次方程”，只是“去灰色化”意味着“去掉”既得利益者的“灰色利益”，阻力巨大，过程漫长。依我估计，这个过程也许需要三十年，因为前三十年“管死”，后三十年“灰色”，“去灰色化”可能也要三十年。
　　
　　尽管道路漫长曲折，但我认为“灰色”是东莞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再曲折的路也要走。因为，离开“去灰色化”，东莞的发展不可能持续，一切措施均将收效甚微，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望都会停留于梦想，都将被“灰色”扭曲、摧毁。鉴于此，在时隔两年多之后，“英台”借回应“十七进制”之机，再此来到“天涯”，但不再谈论东莞经济，转而谈论东莞的“灰色问题”。
　　
　　二， “灰色经济”成就东莞
　　
　　正如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富豪一样，他们没有勇气公开其巨额财富的来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相似之处，同样存在“灰色收入”：除了乱收费、乱罚款、违法卖地之外，其税收也未必干净，违法企业、无证经营等均能直接或间接创造财税。以我观察，东莞就是一个这样的城市，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其财富都不能放在台面上细说，因为东莞的发展之路是一条“灰色之路”，其经济灰度甚高。
　　
　　从本质上看，“灰色经济”其实就是容忍“适度违法或违规”，或者干脆就是“违法违规”经营。比如，东莞企业的环保及消防问题，如果真要按法规执行，就意味着必须关闭一大批企业，甚至根本就不符合设立条件。对此，“灰色手段”可解决：一边不断提高标准以表“重视”，该走的“过场”全部走完，然后闭上监管眼睛。于是，里子面子都有，违法但证件齐全。
　　
　　毫无疑问，灰色经济存在很多好处。首先，它可以有效突破 “僵化体制”及不切实际的法律法规，大大降低创业门槛，成就平民创业梦想。比如，依据法规，对各类企业均有明确的“注册资金”要求，这对创业构成了障碍，但可以“灰色变通”：由“代办公司”垫资，完成注册后全数抽逃。其次，灰色经济可大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比如，通过购买发票增加抵扣、减少环保及其它支出等。
　　
　　可见，灰色经济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市场准入及成本降低，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因此，当专家学者将东莞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地理优势、产业配套、领导有方时，我总是认为不得要领。以我的亲身观察及体会，离开了“灰色”，一切优势等于零，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东莞。理由很简单，如果严格执法，东莞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关门，因为违法现象太过普遍：注册资金抽逃、消防环保作假、偷逃税费、台帐作假、商检报告作假、各类层出不穷的违规等，几乎没有一个“干净”的。
　　
　　因此，当人们将东莞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政府的“无为而治”时，我很认同。但“无为”的本质是对违法违规适度“不管”，这确实是“务实”的，如果不这样，只有被制度“框死”。这就好象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时的“做生意”是违法的，但如果你一直偷偷地做，你无疑是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东莞的发展似乎也是这样，辅以其天然的地缘优势，自然也就成为“先富城市”。
　　
　　灰色经济对东莞贡献极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社会也全面灰色化。而其最大危害就是加剧腐败，加剧商人对官场的依赖。一方面，商人要依赖权力获得“市场准入”，另一方面，企业的“灰色违法”成为官场把柄，必须讨好官场。可以说，当下中国的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等均源于此，并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引发大量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严重的障碍。也就是说，东莞当初成功的“秘笈”如今已成为“障碍”。
　　
　　鉴于此，以我的认识，东莞经济成也灰色败也灰色，过去的成功在于灰色，今天的障碍也在于灰色。如何治理灰色，现实经济“透明化”，进而规范经济秩序，打造自由、公平、自律的软环境理远比各类“扶持”及所谓的“结构调整”重要。
　　
　　三，“灰色”促生“荒谬东莞”
　　
　　当一个社会以金钱为核心，并以灰色方式创造财富时，除了财富是灰色的，整个社会也变成了灰色，以致我们陷于了“整体虚伪”：只能做，不能说，从此再也听不到真话，真理与我们渐行渐远。
　　
　　首先，东莞人口呈现灰色，总数无法统计。更困惑的是，你说不清谁是“东莞人民”。占总人口总数80%的新莞人究竟是不是东莞人民？如果不是，他们是哪里的人民，何以长期生活在东莞并繁衍生息？如果是，他们的委员代表是谁，谁为他们说话，谁给他们尊严？
　　
　　其次，官员身份也是灰色的，面对那气势汹汹的执法者，你搞不清他到底是公仆还是“临时工”。官员们的素质也很灰色，你说他没文化，可一个个都是高学历；你说他有文化，可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往往“离题”，让你没法看到他们的知识。比如，政府质量奖本应“奖质量”，可“秀才”们设定的条件是纳税、投资等等，结果变成了“奖大户”。还有，鼓励文学艺术人才入户政策，本意是“鼓励”，可那高不可攀的条件却将其变成了“限制”，结果一个符合条件的也没有……
　　
　　老板们更是“灰色典型”。往好处说，他们是在建设东莞、贡献财税、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往坏处说，他们都是“违法分子”，几乎没有“好人”，而且触犯法律法规众多，除了税法，劳动法，还有环保、消防、安全生产等一大堆。只是，我很困惑，这到底是因为他们“太坏”，还是因为法律法规不接地气？
　　
　　此外，这个城市的意识形态和荣誉似乎也很灰色。你说它治安很乱，可它是“综治优秀城市”，你说它污染不堪，可它是“环保模范”，你说它无证经营泛滥，工商局很不职称，可它年年评第一……。因而，我由衷地感叹，在灰色社会中，我们的评价标准及是非观念已经混乱不堪，真理荡然无存。
　　
　　当真理不存时，荒谬当然大行其道。比如，因为违法太过普遍，税务部门收税不按“税法”按“指标”，环评报告不做“环评”只盖章，打击犯罪、罚款等都可以 “分指标”。如果说荒谬的特点是指鹿为马、言行颠倒，那么，东莞的社会经济更是全面陷于了荒谬：我们一边高调“扫黄”，一边私下“纵黄”，一边要整顿无证经营，一边让其遍地开花，一边高唱“环保”，一边对眼皮底下的污染视而不见……。
　　
　　在东莞，荒谬不仅被视为“正常”，有时甚至还可以变成“真理”。比如，那假得离谱的海关商检报告，我十多年来经手上万，但无一为真，有些甚至是拿以前的报告复印一份，完全张冠李戴，倒也照样通行；购房时的“收入证明”、注册时的“注册资金”等司空见惯的作假，早已成为处理问题的一般方法，以致进入了“全民作假”时代。久而久之，“存在”变成了“真理”。在此背景下，我们有何必要把法律当回事？
　　
　　尽管我已习惯了荒谬，但东莞“司法荒谬”还是让我深感恐惧：民告官胜诉率居然只有 2.7%，法官人均每天审案高达1.1件，打死我也不相信其中没有冤假错案，而我自己的亲身实践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如此荒谬，法律有什么用？有趣的是，东莞两级法院竟把它当作“成绩”津津乐道！
　　
　　鉴于东莞社会的灰色现状，我总以为，它离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甚远，远比经济问题严重。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只顾“发财”，而是要还原其治理社会的本来职责。遗憾的是，东莞政府恰恰相反，尽管也提出“社会转型”，但从来不提转型目标，更无具体措施，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挂帅，甚至把珠三角纲要也解读为“发财纲要”，整天这个产业，那个集群，而将社会问题避而不谈。
　　
　　事实证明，老百姓从未抱怨政府“经济发展太慢”，更没有人因此诉讼或上访，但政府却偏偏重经济而轻社会。不客气地说，东莞的做法很不靠谱，脱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不可能成功，脱离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好象也这么说过。
　　
　　因而，我真诚地期待东莞政府调整“重经济、轻社会”的施政思维，转而正视东莞的社会问题，
　　
　四，“去灰色化”：东莞再次领跑的动力之源
　　
　　“灰色”已经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使我们失去了真理、公平与正义。这种现象不应该、也绝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去灰色化”。我深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因此，以我的理解，东莞很好地诠释了“灰色”的演变路径：先是改革开放之前的 “管得过死”导致“水清无鱼”，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以“灰色方式”突破体制禁锢，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灰色”导致的矛盾也日积月累，最终不得不进行“去灰色化”。而这种“去灰色化”，绝不是回到以前的“管死”，而是“进一步开放”，直至达到一个自由公平的境界。
　　
　　如果说“无为”就是 “不管”，是对某些“违规”或“违法”的不管，那么，“去灰色化”是从“无为”到“有为”的重大转折，也就是说，东莞的后三十年要的是“有为而治”。尽管 “灰色化”与“去灰色化”在治理方式上相反，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发展。
　　
　　上述说法看似矛盾，但不难理解。与中国的大多数城市相比，东莞堪称“富人”，当年穷人吃野菜的时候富人吃肉，如今反过来，富人吃野菜穷人吃肉，东莞的“灰色化”与“去灰色化”与此相似。当内地还在被体制禁锢的时候，东莞以“无为”方式通过“灰色”予以突破，进而赚得盆满钵满。如今，内地政府仍在采用东莞当年的方式，以许诺“灰色条件”的方式招商引资，如果东莞率先“去灰色化”无疑领先了一步。
　　
　　因此，在我看来，东莞的进一步发展不在于经济结构调整，更不在于政府拿钱扶持，而是在于 “去灰色化”。唯有如此，方能建立自由、公平、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经济软环境，这种环境所迸发的活力是任何扶持所不能相比的。
　　
　　然而，遗憾的是，东莞政府现时的做法不仅看不到“去灰色化”迹象，而是继续以不切实际的“书生政策”加大灰度，不断动用财税大搞“扶持”，不断提高各类标准为“潜规则”提供入口，政策一天比一天烦琐……。显然，这无疑是“灰色化”的进一步延续。如果说“去灰色化”是发展的必然，那么东莞现时的做法违反了发展规律，而违反规律的发展方式绝不属于“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可以断言，离开“去灰色化”，东莞今天的一切政策均将收效甚微，充其量也是治标不治本。
　　
　　尽管“去灰色化”依赖国家的政治改革，但我依然期待东莞政府尽早行动：其一，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以此抑制官员的灰色行为，在网上公开案件审判结果、违法处理档案、各类会议记录，为社会监督提供条件。其二，取消一切“现金扶持”，断其“灰色去路”，转而将扶持资金用于运作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根据企业素质设定不同的担保系数，进而使东莞率先在融资领域取得优势。其三，减少政府的经济参与，断其“灰色来路”：少收钱、少花钱、少为企业操心；补软环境、补廉政建设、多为老百姓操心。
　　
　　我深信，如果东莞以积极态度推进东莞社会经济的“去灰色化”，东莞将依然保持领先，先人一步的好处是显然的。比如，在“做生意”尚属“违法”的年代，如果你有胆量“先做”，你必将成为日后的领先者。“去灰色化”也是如此，我对此充满期待。
　　         
　　五，站在东莞看中国，一叶而知天下秋
　　
　　相同的体制，相同的文化，无论东莞的发展如何，都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因此，东莞确实是国家的缩影，也是其它城市的镜像。观察东莞，放大缩影，我们也许能够看到中国的整个社会……
　　
　　1. 全民免费医疗不差钱，医改先改发改委员
　　
　　自从附近来了一位安徽村医后，我再也没有用过医保卡，不是因为身体太好，而是因为现在的医保对一般疾病无意义。原因很简单，医保报销70%后仍然远高于村医收费。比如，普通肌注一律5元，特殊肌注不超过7元，静脉点滴一律18元，普通感冒的治疗成本一般不超过30元。这样的收费，比社保报销之后还要低去不少，再加上其理想的疗效、无须排队等，我何必动用社保？
　　
　　但是，即便如此低廉的收费，业内人士的评估仍有70%毛利，而且事实上村医几年时间收入颇丰，买房买车。这一体验让我对当下医疗体制发生深深的怀疑：发改委的药物定价不靠谱，不改发改委本身，医改不可能成功。
　　
　　据统计，东莞每年的医疗费用100亿元，以1000万人口计算人均 1000元。对此，东莞医改顾问张玲教授认为存在“过度医疗”。根据我的体验，这种“过度”超过70%，也就是说，东莞每年的医疗费应在300亿元左右。据此推算，中国全民免费医疗约4000亿元可以实现，相当于财政收入的5%，就算免缴保费、容许适当“过度”，也不差钱。财政如此丰厚，医改却举步维艰，发改委和卫生部到底在干什么？
　　
　　2. 企业国进民退，教育民进国退
　　
　　企业国进民退惹人关注，但教育却相反，东莞优质的基础教育就是一个例证：东华、南开、光明、北师大等“小升初”考试异常火爆，优质教育日益“民办化”已是不争事实，公办与民办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实现此消彼长，成就事实上的“民进国退”。
　　
　　原因很简单，与企业国进民退一样，都是为了钱。由于基础教育属免费义务教育，为了赚钱只有搞“民办”。鉴于此，“高价民校”多为不官不民的“假民校”。东莞的情况就是如此，以公办“名校”招徕生源，利用“公办资源”行赚钱之实，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有“公办班”，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当可疑。
　　
　　湖北监利等地的做法更是露骨，公办以“灰色方式”转为民办，或与民办“合作”，以民办名义招生，让公办老师去民校任教，结果学校、师资不变，只是以“民办”名义增加了收费。名牌大学在此方面更是不清不楚，拿着高额财政拨款，却利用公共资源大办“民校”。以北师大为例，在东莞一地就办了两家“附中”，在全国多达30家，在校人数数十万！这让人不禁怀疑，如今的“名牌大学”是在办大学还是在办中学？
　　
　　3. 书生无用，“书生官员”更无用
　　
　　如果说学习知识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们还有谁在追求？一个不敢说真话的人，你相信他在追求真理吗？可我们有多少人说真话呢？比如说，东莞的民告官胜诉率仅为2.7%，你认为法官们是在用知识追求真理吗？
　　
　　如果说知识可以创造财富，但东莞的知识分子富豪有几人？搞不好，还能得出知识与财富成反比的荒谬结论。因此，靠读书发财不大可能。
　　
　　因此，知识的最大用场是当官，因为没文凭当不了官。可是，博硕成群的东莞政界，其工作结果似乎无法体现“知识”。如前所述，东莞的“书生政策”总是“离题”，如果让他们当初的语文老师点评一番，估计及格的不多。我曾经就海关“转厂”业务咨询十多名经贸官员，居然一人一种说法，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明白人。如此现实，读书有什么用？
　　
　　纵观东莞历史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尽管如今东莞官员的知识水平远高于30年前，可官员们的社会评价、工作能力似乎与之相反。这让人不禁感叹：知识一代超过一代，而能力一代不如一代。
　　
　　不过，官员的知识并非完全无用，随着其知识水平的提高，与之相对应的“忽悠水平”及“作假水平”也逐年提高，以致横竖都是他对，几乎没有认错的时候。这不禁让我深感困惑，知识有时不仅没用，甚至远比没有知识还要可怕。
　　
　　因此，我真诚地期待改变公务员录取制度。既然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用不着读书太多，会服务就行，如果是通过选举选拔公务员，我宁愿选东莞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担任政府官员。
　　
　　4. 科技进步导致社会倒退
　　
　　科技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某些科技进步不仅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反而使社会倒退。比如，东莞的数字电视就是如此。在模拟电视时代，电视本已普及，但随着数字电视的到来，使无数新莞人看不到电视，一夜之间倒退不少。
　　
　　数字电视的“倒退”还体现在成本方面。技术进步本应降低使用成本，但这一技术却在增加人民负担，以我电子工程师的经历，我认为机顶盒的合理价位应该不高于150元，物价局定出的价格怎么就这么高呢？
　　
　　东莞一直在强调科技创新，可政府自己却很落后，企业都实行无纸法办公了，可在政府部门办点事情，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机构代码之类的复印件要个没完没了，这些东西在工商税务等部门不是早就有的吗？政府投以巨资的信息化系统是拿来玩的？
　　
　　由此，我对科技创新产生了新的认识，有时导致社会倒退。为了利益，技术与权力结合后，“创新”给我们带来烦恼，推动社会退步。比如，除了各地机顶盒不通用外，手机充电器的“创新”更让人深感厌烦，家里各种充电器一大堆。
　　         
　　5. 荒唐的“会议型政府”
　　
　　我对东莞官员最深刻的印象是，太过傲慢，从村干部到副市长概莫能外，以致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也能目中无人。其“神圣”与等级观念更让人吃惊：当你与一群官员讨论问题时，说话的人只有“一把手”，其余都是“哑巴”，实在看不到官场民主。另一方面，领导实在难找，问其电话“不方便”，找其有事“在开会”。总之，没点地位的人没法与领导们联系。
　　
　　我对东莞官场最深刻的印象是，会议奇多，大小官员几乎时刻都在开会，整个就是“会议型政府”。对此，我有不少联想：如果我们是在建立法治社会，依法办事不就行了吗？为何凡事都要开会？如果企业管理层都象政府这样，具体生产谁来管，难道我们的社会财富是开会开出来的？
　　
　　鉴于此，我从逻辑上否定了东莞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可能性：其一，傲慢官员是看不起百姓的，更不可能为百姓服务。其二，时刻都在开会，不可能存在“服务时间”。其三，以170万人的行政资源管理1000万人口，资源匮乏。
　　
　　令人忧虑的是，不仅东莞政府如此，中央政府也如此。国家环保部的公示电话竟连续一周无人接听，当我打通电话追问其原因时，回答是：在开会！
　　
　　基于上述体验，我认为在前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会议型政府”，凡事都要领导开会指示，官员个体无办事权力，主观能动性全无，因而“服务型政府”纯属梦想。
　　
　　以我之愚见，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招录“服务员”，除了应从服务行业挑选人才，更要将现任官员派往服务行业实习！
　　
　　6. 挣钱容易花钱难，应该少收
　　
　　我等老百姓无不感叹，挣钱难，物价高，钱不经花，但政府恰好相反——挣钱容易花钱难。东莞政府尤其如此：税务部门完全可以不看企业账本，随意电话通知某个企业“有问题”，然后要求其“适当补税”，否则查账。慑于“查账”的严重后果，大概没多少企业有胆量不补。此外，那高处不胜寒的环保、消防、食品等各类标准法规，有多少企业可以真正满足？无论是通过行政许可，还是以罚款形式都容易收钱。
　　
　　相比收钱的容易，“花钱”难得多，甚至不少部门因未能及时完成“花钱任务”深感压力巨大。比如，“科技东莞”的钱绞尽脑汁也难花完，“经贸东莞”更是年年有余，就算轰动一时的10亿 “融资利是”，“应急”应了两年，钱还在政府手里。更难的是，这样的“花钱任务”每年多达80亿元，可谓“花钱任务”繁重。
　　
　　东莞的“花钱任务”确实艰难得可以：要制定政策、设立门槛、分配审批权力、应付关系户、应付作假、动员企业申请，还要自己监督自己，自己评估自己，真是够辛苦的……。有趣的是，如此“繁重任务”都是政府自找，并非纳税人要求。
　　
　　这种诡异现象实在令人深思，原因复杂。因此，东莞的事实表明，取之于民容易，用之于民很难，简单的办法就是少收，让官员们从繁重的花钱任务中解脱，着力社会治理才是正道。
　　
　　7. 改善分配唯有降税
　　
　　对于“改善分配”，我一直有个疑问，公务员、国企员工等体制内人员可以直接加薪，可谁来给体制外的农民、农民工及自由职业者“分配”？具体到东莞，就是如何为农民工加薪、让东莞农民也享受分配。
　　
　　但可以肯定地说，没人给我们“分配”。无数事实证明，“取之于民”容易，“用之于民”很难，纳税人对财政支出从来就没有发言权，东莞每年的预算报告更是一笔糊涂账。比如，投资1200亿的城铁、每年高达80亿的“扶持”，哪一项问起过纳税人？除了那年给困难群众“利是”，什么时候对体制外人有过“分配”？
　　
　　因此，我的理解是，东莞的高额财政收入通过工程建设、扶持等方式再一次“分配”给大老板及利益集团，因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当然，调整“最低工资” 算是给普通民众“加薪”。但是，对于福利与工资难以分开的东莞企业，体现了对“最低工资”的诸多无奈，尽管实际收入早已超过最低工资，但加班费仍然无法达到法定要求，企业有多种方式实现最低工资增加的同时，实际工资下降。究其原因，负担太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企业负担到底有多重？以增值税为例，对东莞企业而言，原材料占产值的40%是一个大致可以接受的水平，超过此一比例已很难赢利。这就意味着，净税负达到11%，加上城建、教育附加、堤围费、12%房产税、25%所得税等综合负担达14%以上，再加上10%左右的业务开支及内部腐败成本，改善分配的物质基础何在？
　　
　　依据我的经验，东莞企业的工资成本占到产值的15%不算离谱，大致与税负相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税负，员工工资可以加倍，综合税负降5% 员工工资可提升30%，这无疑为强化劳动执法及改善分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在严格税收征管及劳动执法的双重压力下，东莞将倒闭一大批企业，改善分配完全成空谈。
　　
　　8. 泛滥的评比是腐败
　　
　　在“环保创模”获得成功后，东莞已将“花园城市”、“文明城市”、“综治优秀城市”等各类荣誉全部拿齐。如果这些荣誉全部名副其实的话，东莞显然已是和谐的幸福之城。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因此，我强烈地感觉到东莞政府近年的施政思维已发生严重漂浮，尤其是“综治优秀”和“环保模范”，已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感，这类“荣誉”不仅无助于政府形象的改善，相反贬低了政府形象。我不禁要问，这些“荣誉”到底“光荣”了谁？如果老百姓没有感到光荣，我们要它干什么？
　　
　　因而，我对于对当下政府的“荣辱观”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更是认为评比方式荒唐。荣誉是一种奖励，而奖励是别人主动给的，怎么就需要申请呢？诺贝尔奖有申请一说吗？政府为了这种“荣誉”劳民伤财，整天忙于开会、接待、写材料、数据造假、搞形象工程等，还有时间干正事吗？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9. 警惕以公众利益为名剥夺公众利益
　　
　　东莞一直实施多项强硬政策，且都以公众利益为名。比如，取消商超“免费车”是为了“发展公交”，对非法营运进行天价罚款是为了“规范运输市场”，肉品垄断是为了“食品安全”，出租车高额“份子钱”是为了行业的“良性发展”，污水处理费涨价是为了“环保”等等，理由都很漂亮。但是，纵观政策结果，无一达到政策目标，也无一不是增加百姓生活成本。
　　
　　其中，最为荒唐的是污水处理费，公众在缴纳污水处理费之后，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数量及质量不受公众监督。虽然由环保局监督，但谁能担保环保局不与污水处理厂狼狈为奸？乌黑不堪的河水告诉了我们，提高污水处理费并不能改善环境，那一套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多出钱。
　　
　　更为过份的是，某政协委员竟提出新的“清洁生产”概念，其美好的愿望简直让人感动：他建议东莞推行清洁生产的前置审批，以使东莞企业在生产中“不产生” 污染。可是，你稍微一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是为腐败制造借口而已，以便通过“认证”、“审批”等环节为权力寻租提供机会。
　　
　　如果你能认真研究东莞近年的政协提案，你会发现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名、为利益集团谋利的“建设性意见”不在少数。你可以不关心每年的两会，但你应该关注委员代表的提案与建议，因为政府在制定某项政策时，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以采用委员代表的“建议”为名可谓顺理成章。比如，当年的“禁猪”，政府就拿政协委员当挡箭牌。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大政协不是“监督政府”，而是为政府“排忧解难”，那么，我们应该高度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0. “民间组织”不民间
　　
　　纵观全国各地，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身份相当“灰色”：一般由在职或退休官员担任会长，具有相当“权力”，纯属“准政府部门”或“二政府”。同时，它以“民间组织”的身份不受体制内监管，便于收钱。东莞的印刷协会就是如此，交了十年会费，不知会长是谁，更不知会费何去。但是，你必须交钱，因为它已将证照年检与会费收取相捆绑。
　　
　　如此“民间组织”的“二政府”现状，让人相当厌恶：一方面巧用权力谋利，另一方面光明正大地建立“小金库”。行业协会的这一现状，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全国牙防组”，一个办公室，几张桌子就以“牙防”名义向各地“会员”收钱。此类“协会丑闻”几乎已成为“民间组织”的普遍生态，还不整顿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