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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科院副研究员出国讲学 监控如影随形
中共对中国公民的控制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不惜耗费大量资源,花的是中国人民的钱。前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民阵加拿大分部副主席苏明曾经出国讲学,却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他表示,中共怕谎言被揭穿,把对人民的控制当作头等大事,但现在控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德国讲学 监控随行
1984年,根据中德的一项学术交流协议,苏明以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的身份,与他的老师,一名历史学教授及社科院研究员去法兰克福大学讲课两个月,苏明负责助教工作。
这个学术代表团一行7人,只有3个学者,其余的4个人都是党务政工干部。苏明说,他们来自社科院及外交部,是代表团的领导,掌管着大家的护照。
那2个月内,他们被限制在大学里不准外出,每天都是从宿舍到课堂再到饭厅,三点一线不准越轨,否则随时会被送回国,还要背上个处分。
苏明说,有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你,下课后拉着你一起去吃饭。不允许你和德国的同行私自交流;学生来宿舍找你聊天,他们就会在旁边陪坐,有时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
德国周六及周日休息,这2天大家被留在宿舍里开会、学习。他说,就是读人民日报社论,批判资本主义,大赞社会主义。什么国内形势大好,农业丰收,老百姓很幸福,等等。
按苏明的说法,那时候出了国,“实际上还是在共党的大监狱之内被监控的更严格,时时被怀疑有不轨的想法,于是搞的是人人自危。”
“2个月的时间,法兰克福大学外面是什么样子,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
那时在德国,实际上没出过大学校园。他说,唯一的印象是,住的地方比国内旅店好很多,啤酒更好,在饭厅里还任你喝。就是觉得冤,哪都没去。
2008年苏明在美国洛衫矶民主集会上。
去年5月份苏明去法国的欧盟安理会,为了当年的遗憾事,就专程先去了一趟法兰克福,住了2天。他说,那城市很美,法兰克福大学其实离市中心才1公里,当年在那里2个月,什么都不知道。
苏明的父母在美国读大学,1948年前回国后就再也走不了了。他父亲也曾被派出国工作,但也是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护照是个什么样子,都是由被派出国的政工人员掌管。
他说,中共实施的是最野蛮、最黑暗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对人民的控制,当作是头等大事。
中共怕谎言被戳破
中共一贯标榜自己“伟、光、正”,它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及金钱,看起来是在维护这个“面子”。
一个学术代表团,安排4名政工人员看管3名学者,可能也只有中共才会付出这样的代价。苏明对大纪元说,那些政工人员可神气了。有机会出国,还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每天还有德国马克补贴。
他说,明说了,中共就是怕你逃跑,它会因此丢面子。“人家会问,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好好住着,要往外国跑?”
另外,从共产国家逃出来的一般都申请政治庇护。苏明说,你受过的迫害就会在外国形成文件。以后这些国家与中国交往时,可能就会谈到这些迫害的案例。
控制正变得力不从心
苏明认为,随着中共树敌越来越多,它对民众的控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他说,89年六四的大屠杀后发生的大清洗运动,据了解当时仅北京一地外逃的人就达10万人之多,都是根据当时共党中央发出的追查17种人的文件而受到整肃的人,随时都可能被捕入狱。另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份人是由于亲眼看到了共党屠杀人民的暴行,从而看清了共党的真实面目和本性。
不少人从那以后站到了反共的立场上,以推翻中共专制,建立民主中国为大业。苏明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离开中国前是社科院副研究员。
他说:“中国没有把我当敌人,中国人民也没有认为我是敌人,把我当作敌人的是共党。那么对不起,共党就是我的敌人。”
苏明知道中共不欢迎他回国,2008年底,为了年迈的母亲,他去申请中国签证,结果拿到了;担心到中国入关会有麻烦,但什么也没发生。苏明解释说,它(中共)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了。
他说,过去这几年,他看到中共的控制能力下降很大。“实在管不了了,有时只好是睁只眼闭只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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