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为林彪翻案和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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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为林彪翻案和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作者：宋永毅 文章来源：动向   

                   文革绞肉机里榨出来的历史真相

近年以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连续推出了原文革中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邱会作和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 --《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和《军人永胜》。连同香港北星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心灵的对话》、《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等，在中共官方今天还继续掩盖文革真相的大背景下，从难得的角度、通过有分量的当事人的回忆，拉开了一角上层的黑幕，更为千万读者归还了他们早就应当有的公民知情权。值的一提的是：邱、吴、黄等人在文革中原来都是“革别人命”的最革命者，且位居 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但文革作为一个不断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无休止的绞肉机，最终把他们也吞吃了进去。这样，他们才有今天的觉悟，秉笔写下了这些历史真相。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读者似乎也应当“肯定”或“感谢”一点文革。因为没有这类“革了所有人的命”的疯狂革命，邱会作、吴法宪等人完全可能像中共的其他高级干部那样，把那些残忍血腥的内幕作为党的最高秘密带入到坟墓。

是林彪想搞“政变”，还是毛泽东准备政变？

这些作品里最有历史价值的的回忆， 无疑是对长期以来中共官方指责林彪要搞“武装政变”的有力否定。例如，长期以来，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出的“设国家主席”的政见被官方视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 而吴、邱两人的回忆就详细地告诉读者：其实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也前后反复，出尔反尔。倒是林彪，在一旦认识到毛泽东不想设国家主席其实是不想给他留位子后，在庐山会议上只是附和其他三位政治局常委，如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意见。但是毛泽东仍不放过，事后还是把它作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来批判。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也很少和黄吴李邱联系，更从来没有谈论过什么“政变”的具体计划。简言之，说林彪等人策划了反革命政变是莫须有的。林彪在庐山会议后的态度，不过是“不说话，不干扰，不自责”而已。

然而，林彪没有想搞政变，不等于毛泽东没有开始搞政变。如同邱会作所分析的：即便没有“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之争，毛泽东也照样会找出另外的藉口来“拿掉林彪”。因为九大以后，毛泽东对林彪所代表的军人集团在党内的迅速坐大就已经心存狐疑，准备动手了。庐山会议以后，一方面毛向做了检查的黄吴李邱表示“事情到此为止”；另一方面，又在南巡中大造整肃林彪的舆论 。据邱会作的揭露：毛甚至在武汉军区公开挑动刘丰在未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直接向林彪发难。 一个党中央的主席，未经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散布整肃中央副主席的言论，并积极进行军事和组织上的布置，就已经是一场政变的预演了。

几代中共领导人集体制造的假案

一个问题会被自然地提出来：既然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想搞“武装政变”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至今得不到平反？毛泽东难道真的相信有武装政变这回事吗？答案是否定的。 据邱会作的回忆：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就说过：“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换句话说，毛是有意制造这一假案，以便林彪为自己文革中的全部错误背黑锅。

但是，林彪案的审查前后经过了“中央专案组”（毛泽东和“四人帮”）--“高检预审组”（华国锋）--“中纪委”（邓小平）三代领导人，结论却仍然是空前一致的：“反革命集团”，这就不是以毛的个人意图所能解释的了。虽然邱吴的回忆录中也做出了一些解释，但给人的印象都还是浅尝辄止的。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从毛到邓的几代中共领导人，都还坚持着同一的“路线斗争”的深层思维，即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交锋无限夸大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殊死斗争。这样，战胜者一方就可以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制造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来作为自己“伟光正”的铺垫。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的“路线斗争”，也大都是类似的冤、假、错案。

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历史研究中切忌非此即彼的简单黑白论。当我们说“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是一出假案时，绝不是说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了。在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里，就流露出当事人过于抬高和美化自己和自己这一派系文革表现的倾向。例如，邱会作就把他们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政治分歧提高到“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 他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林彪和他们自己写成是反文革的领军人物。这些写法都漠视了一个基本的史实：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意黄吴李邱进入政治局、并把持军委办事组这样的要害部门，绝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文革， 而是因为林彪和他的部下最积极地支持了他的文革。 至于具体的文革怎么进行，尤其在军队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但这些也大都是封建王朝中在服从绝对皇权下的文臣和武将集团间的互相贬低和攻诽。 当读者看到这些回忆录的当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也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时，我们又不无遗憾地感到：即便在这些共产党内的受害者的脑中，也还无法摆脱中共“革命”和“反革命”二元模式的深层思维。

如果说当事人在回忆录中难免有选择性的记忆和自我美化的倾向，那么研究者在为一个历史沉案翻案时所说的一些过分的评价就更值得我们警惕。林彪的崛起和他在文革前大跃进、大饥荒等问题上积极为毛解脱救驾，在毛对彭德怀、刘少奇等的残酷斗争中的为虎作伥是休戚相关的。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斗争彭德怀的发言明明是无中生有地批彭德怀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吹捧毛为党内的唯一的“大英雄”，但在有些研究者的笔下竟成了一种值得肯定的“正话反说”。 又如，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因为在大跃进中的一系列狂热指示，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不满，正处于政治危机中。而林彪的发言，竟颠倒是非，用心良苦地把大饥荒的造成说成是“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以致毛对此当场赞不绝口，马上批发全党认真学习。 然而，今天的某些研究者，则千方百计地为林彪的这些劣行辩护。作为一个文革史的研究者，我既希望推倒“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样的假案、错案，又希望我们的研究能有应有的历史距离，不至于在合理的翻案中引出不合理的研究结果来。

----原载香港《动向》201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