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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推荐我读一读彭小莲写的回忆她父母彭柏山、朱微明的长篇记实文学《他们的岁月》。本不想读,因为类似的悲惨的故事太多了,更何况“我们的岁月”比起《他们的岁月》似乎更有悲惨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再听别人的哭诉吗?不过,在友人的督促下还是翻了翻。
事情很简单,两个出身贫苦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并且终于盼到了“革命”胜利的时刻,满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功臣,会论功行赏,成为新政权的主人。事与愿违, 1955年彭柏山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染,被捕入狱,从此彭氏一家与有类似经历的家庭一样就在劫难逃了。彭氏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其它家庭成员的下场也就不问可知了。
读过类似的回忆录,有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革命”为什么会吃掉自己的儿女?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革命”为什么会吃掉更多的无辜者?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假使这些革命的儿女侥幸没有被“吃掉”,他们会不会“吃掉”别人?
难道他们不想问一问: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重演?
其实,“革命”这架机器当它被激活之初就立刻显现出嗜血的本性。它的设计者的目的原本是让它高效率地“吃掉”敌人,它确实这么做了,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切“革命者”对待敌人的态度都是如此,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出在这架嗜血的机器在吃掉“敌人”的同时却转而将自己的儿女也一次次、一批批的吃掉!这就令人毛骨悚然、大惑不解了。
彭伯山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就亲历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惨祸。
1932年,彭柏山被派到当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看到那里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一有不同意见,就杀。”“我(欧阳毅)亲眼看见江西省委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景。他咬牙切齿,那根带刺的荆条亲手打‘犯人’边打边逼问。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乱招,招谁就抓谁。如此恶性循环,不知冤杀了多少同志。”这次还算彭柏山明智,“他就从湘鄂西地区逃了出来。”
有人说,这时革命处于初级阶段,尚不成熟;有人说,这是王明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么,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又如何解释?49年以后的历次所谓的“政治运动”又如何解释?再远一点说,前苏联、东欧、北朝鲜、越南、柬甫寨……的血腥“大清洗”又如何解释?这就是题外话了。
我认为仅就有个人而言,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和坎坷,这是预想得到的事情,因为革命没有“流年”可以未卜先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一个真正明智的人却决不应该重复犯同类的错误。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一个人受骗两次就该毁灭。”彭伯山所以走向毁灭,就是缘于他不断甘心受骗。
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是说彭柏山在“改造期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王元化对彭小莲说:
“唉,你父亲干什么去写那么一本书呢?什么伟大的军事路线。这有什么价值?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你说,谁会去看呢?”
“但是当初爸爸不去这么写,就不可能发表。”
“你父亲就不该去写这种东西。你想想,他能把自己经历的一生,非常真实的,点点滴滴,详细地写下来。那留到今天,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经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好写写这些事情?”
“这怎么可能,在那样的年代,什么人敢写真实的东西?连私下里想都不敢想。”
“我还是那句话,那就什么都不要写嘛。”
这段对话,我觉得它已经超出了私人交际的小天地。王元化的话虽然是他个人的态度,但是,也代表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然而,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少数。
不过,我真不希望彭柏山这类知识分子的悲剧重演:上了梁山,却又在火并中死于非命,然后自己的家人到处喊冤叫屈……经验告诉我们:为了避免这类悲剧重演,这就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会反思和自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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