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蒋介石曾召见周恩来 作出特别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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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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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2011年11月28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41年年初，一个重大事件导致了国共两党关系发生了巨变，此前双方虽时有摩擦，但是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双方剑拔弩张，距离全面破裂只有一步之遥了。

1月4号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分三路编队向长江以北转移，第二天当队伍行进到茂林地区的时候，遭遇了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领的第三战区32集团军8万多人的包围，经历了7个昼夜的火线冲突之后，新四军只有2000人突出重围，而军长叶挺也在与国军交涉的时候被扣押。

1月17日国民党以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故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国共之间矛盾冲突的总爆发，而在它的酝酿过程中，国民党军方势力起了主导作用。1940年国共两党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入僵局，之后国民党高级将领开始寻求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不久之后，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提出了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按照“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随即回电，称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转移到江北。

对于中共方面的答复，国民政府军令部随即迅速在何应钦、白崇禧示意下，拟呈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不过相比于军方高层将领，蒋介石的态度显得相当得游移。

该计划批准之后，在12月25号圣诞节这一天，蒋介石特别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请”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的话怕难免一战。蒋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的话，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尽管中共方面明确拒绝了八路军北移的命令，但是与此同时还是接受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军事计划，不过面对着日本人以及国民党的大军，如何选择一条安全的北上之路，成为摆在新四军将领和中共中央面前的一个难题，而这个难题也最终导致了新四军的大悲剧。

新四军 行军路线本来是国共商量好的，蒋同意并已告知沿途部队的，但毛却临时电令改变路线，并没有通知蒋。沿途国军不明就里，以为又是来“摩擦”的，于是。。。。

事实上，蒋介石也不傻瓜。蒋介石之所以给共军发饷，就是使共产党统治区不能发行共产党的货币，只能发行国统区的法币。为了国共合作，毛泽东一咬牙答应了。可是这国民党拨给的法币，是严格按照国民政府核准的共军人数发给的，毛泽东背着国民政府扩军，新扩的兵当然领不上蒋介石的饷。再说了，国民政府的拨款，不但附带种种苛刻的临时条件，而且时常拖欠和克扣，不能保证共军需要。于是边区就偷偷发行货币，当然不是正式的钞票，而是公营商店代金券，其面值也精心设计为不足一元的0.75之类，以搪塞蒋介石。这样一来，蒋介石可不愿意了。于是国共双方冲突激化。面对共军的不断挑衅，国军确实有狠狠教训其的冲动，而蒋介石作为国军统帅也势必不能长期约束其部下容忍共军的挑衅。于是蒋介石勒令新四军按期开往指定地区，否则国军将会对其采取军事手段。

皖南事变的悲剧，问题根源在于毛泽东、周恩来在表面上贯彻蒋介石命令，实际上指使项英、叶挺等人一切服从延安，转移日期与路线皆由延安决定。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当了好人，项英、叶挺却得罪了蒋介石。本来新四军转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按照蒋介石规定的日期路线走，这样，蒋介石如果下毒手，自有国际国内公论支持，新四军死也会死的壮烈。偏偏项英、叶挺根据延安中央指示，在转移日期与路线上耍鬼心眼，结果钻入了国军防区。对于国军来说，这属于无法忍受的挑衅。打个比方，假如交警指挥你的车子按照规定路线前进，你却趁交警不注意掉头逆行，交警不扣你车扣你证才怪呢。再一个原因是国共摩擦中老实国军吃狡猾共军这样的亏吃多了，所以国军一怒之下以武力强迫新四军缴械，而新四军自然不愿束手就擒，悲剧就此发生。

从新四军被十倍于几的国军包围消灭来看，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按照共产党的党纪，项英即使能逃出罗网回到延安，也难逃毛泽东的大棒修理，其下场会惨于张国焘。国军七、八万大部队的集结待命，这在军事上讲，不可能保密，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项英，特别是天才军事家叶挺，加上延安的情报系统，不可能傻到对此一无所知的地步。这就充分说明，新四军是有意穿越国军防区。在军事上讲，这是极其严重的挑衅行为。新四军明目张胆的穿越国军防区，前线国军将领当然忍无可忍地下达将新四军就地缴械的命令了。从法理上来说，前线国军将领并没有错。即就是今天，成都军区的部队，全副武装偷越兰州军区防区，兰州军区司令员也势必不能容忍。如果新四军此时服从国军命令，缴械，然后徒手开往指定地点，完全可以避免悲剧发生。可是，项英、叶挺极不冷静地拒绝缴械，于是武装冲突爆发，悲剧不可避免。我觉得项英极有可能是自杀，自杀后其随身财物被随从带走。因为不论到延安还是到重庆，他都是上军事法庭的命，甚至到延安比到重庆还惨。当然也不排除被延安安插到其身边的眼线暗杀的可能，因为如果项英活着到重庆，骨头一软的话，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昭然若揭了。叶挺等于是自首，然后被蒋介石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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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前蒋介石不抠门：给八路军发饷绝少拖欠

2011年11月29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本文节选自《那时的文化界》 作者：陈明远  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1936年12月1日，朱德、毛泽东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为全国民族唯一之路。”12月12日，西安兵变，蒋介石被迫同意联共抗日。随后，国共开始一系列谈判，核心是红军改编问题，中共要求编成4个军，12个师。国民党只同意红军编成3个团。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抵达杭州，向蒋介石出示了中共新的十五条意见书，其中关键内容是改编后的红军总人数不少于4.5万人，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经费，由国民政府拨付。这次谈判又没有达成协议。（当时国民政府拨付张学良的东北军每年军饷200万银圆。）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革命军失利，损失惨重。蒋介石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三个师的番号。只要求整编后的红军赶快出兵。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洛川会议后发出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辖3个师，每个师4个团，共12个团。当即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发给的第一批30万银圆军饷。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如115师参谋长周昆领取该师第二批军饷8万元。

1937年4月国防政府给陕北提供粮食和被服。

1937年9月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进入山西境内抗日。11月初，太原失守。毛主席当天就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指出：“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隐蔽地扩大部队兵员。

1938年，日本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调集6个师团30万兵力夹击徐州，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日占区兵力空虚。毛主席及时抓住机遇，做出从山区到平原开展游击战的决策。八路军分散游击，发展部队。1939年八路军扩大5倍，兵员达25万人。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

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这些部队大多靠自己征集给养。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八路军兵员虽越来越多，但以独立团、军分区、武工队的名义，八路军的正式编制依旧是3个师的番号。

1940年8月20日，彭德怀打响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歼灭日、伪军约7000人，彭大将军打出了“百团”旗号，暴露了八路军实力。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到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1940年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当时延安抗议说，还有10月份的20万元军饷没有领取。

1941年开春，延安就开展了大生产自救运动。

国民政府给新四军发饷

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了新四军每月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廖磊、李品仙提供。（经办者何伟和李人林）

1941年1月新四军在领到补齐之后的欠饷后1940年4月出发，1941年初皖南事变，被宣称是“叛军”，也就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放军饷了。

国民党从1941年以后，完全停止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

杨显刚

笑，图片上的烟怎么好吸波完，是不是那个戒烟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