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与释迦牟尼的慈悲为怀

FRANKSTON

信力建: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与释迦牟尼的慈悲为怀

现在，有些毛粉爱将毛泽东与释迦牟尼拉在一块儿，认为他们都是人类大救星——比如，有人就将毛泽东战争年代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跟佛所制戒的戒律相比；更有人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做法与释迦牟尼，摘除人们心中的私欲和贪念，净化人心相提并论。进而认为毛泽东用心人与释迦牟尼完全一样，以性戒才能治心魔，其法与释迦牟尼毫无二致。这是悲天悯人的大胸怀、大境界，大手段云云。事实上，这些只是皮毛，在根本理念上，毛泽东跟释迦牟尼完全是南辕北辙。

他们二者最大的不同当然就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与释迦牟尼的慈悲为怀方面。就毛泽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条贯穿其始终的线索，那就是毛泽东的好斗心理：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他自己更是号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三乐“中，他最大的乐趣无疑是“与人斗”了。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历史。最为让人开眼的是，他的与人斗，除了跟敌人斗外，更大的兴趣是窝里斗——斗自己的人：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宁都事件”，到他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反击幽情翻案风”，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斗，斗得天怒人怨，斗得民不聊生。从其思想来源来看，毛泽东这种好斗的思想来源于传统的掠夺型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主要是靠掠夺自然资源或者说是收割自然资源的方式，或者是抢夺他人资源的方式来维持生存与发展。掠夺型文明的形态最低，最接近于动物。不创造价值，只收取与分配价值，人们的精力只投入收取与分配环节，没有生产和交换环节。在掠夺型文明中，掠夺即是经济资源来源的基本方式，也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方式。这种掠夺集中在土地掠夺上。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社会，土地对于人们生存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简直可以说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争夺自然是最为激烈也最为彻底的。毛泽东也就是依仗了这种对农民的了解，对农耕文明的洞悉（他自己也是农民出生），因而提出一系列诸如“不是东方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之类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口号，并在这个农业社会取得胜利。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毛泽东以为这种基于农耕文明的斗争哲学无往而不胜，于是，文明看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毛泽东也将这种过时落后的斗争哲学大旗挥舞得遮天蔽日，于是四面为敌，既反帝又反修，搞得中国几乎没有几个像样的朋友。

而释迦牟尼就不这样。释迦牟尼的姓氏实际上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释迦”是佛的姓，“牟尼”是佛的名字。“释迦牟尼”是梵语，“释迦”翻译成中文就叫“能仁”。怎么叫能仁呢？就是能以仁来爱人，以仁爱这种的心来教化众生。“能仁”也就是慈悲，慈能予乐，悲能拔苦，能拔除众生的苦，而给众生快乐。悲能拔苦。悲的核心是“爱见悲”。爱，就是这种情爱的爱；见，就是看见了的这个见；悲，就是悲愍。这是什么人所具有的？这是一般凡夫所具有的；也就是一种同情的心，又叫爱见同情。怎么叫爱见悲呢？因为我们人类，和你近的，你就爱他，就怜愍他；和你远的，你就不爱他，不怜愍他。所谓亲，如果有什么困苦、艰难，你可以帮助他；你这个亲戚朋友和你最好的朋友，你都可以帮助他，看见他有痛苦，你会尽你的力量去帮助他，这都叫爱见悲。可是和你远的呢？没有什么相干的人呢，你就见到他受苦，你也不管他。为什么呢？你对他没有一种爱心。有这爱心，你才能有你这个悲。还有，和你同类的，你就有这种爱见悲；不同类的呢，你就没有这种爱见悲了。好象对一切的畜生，牛呀、猪呀、鸡呀、鹅呀、鸭呀……，你不单对它没有一种爱见悲，而且还要吃它的肉！要把它的生命夺取了，来滋养你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没有这种爱见悲了。人哪，幸而还不吃自己；不吃自己，就吃羊呀，吃牛呀，吃鸡鸭鱼呀，还没有人吃人。没有说是，人看见一个人，把他捉住了，就把他杀了，吃他的肉，这还比豺狼虎豹好一点。可是这个虎豹，它也不吃它自己同类。我们虽然没有自己吃自己，没有吃人，但是对于众生、对于畜生，可就没有这种爱见悲了。

跟斗争哲学息息相关的是毛泽东的阶级观念。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很明显：在他心目中人类是各各不同而又水火难容的阶级，个阶级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用毛泽东自己话来说，就是“不是东方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即使在解放后，毛泽东也在1958年创设了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二元身份制”。这项政策，起初是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考虑的。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加码，在城乡二元身份之外，又有了政治身份的划分，出现了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贫农、中农、干部、工人等不同群体，其政治待遇的不同，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学习过程中的登记、档案和各项社会活动。计划体制下，城乡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工人、农民、资本家、知识分子的不同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应实行配给制，而农民按劳取酬。地主的儿子连初中也不能上。在严格的敌我对立的氛围中，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起着决定命运的重大作用。文革后期到现在，根据不同政策和社会地位，又衍生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等的划分，并建立起针对不同性质个人或单位的，如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权、公民权、国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为依据，例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就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教育权、迁徒权、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权利。

而释迦牟尼则主张众生平等。佛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佛教所说的平等，不是局部的、乃是全面的平等：不单说人与人平等、佛与佛平等，人与佛、人与动物、人与天神鬼狱都是平等；不单说有情平等，一切心法、一切色法、心法与色法、因法与果法都是平等。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众生所见有差别相者，因为迷失本性，起颠倒邪见，遂妄见种种差别，实则各种本性依然平等，未尝改变。这是佛教的基本理论，全部教义皆从此流出。“平等观”是佛教的根本要义之一，它既是佛教的一个观照法门，也是开悟后的一种真实体验。究竟来说，佛教平等观是建立在佛教的“缘起论”之上，是“缘起论”的逻辑必然。随着佛教缘起论和性空学的发展，佛教的平等观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原始佛教阶段，佛陀由“业感缘起”而识得“无我”，由“无我”进而得出“四姓平等”，再进而宣称“一切众生悉皆平等”。到了大乘般若学，般若智慧又成为进入“平等观”的一个重要桥梁。在般若性空的境界里，一切人、法皆无自性，故一切性相悉皆平等。识得性相平等，故能等视怨亲，慈悲无我。般若学发展到中观学派时极力阐扬“中道”思想，并用“中道义”将“有”和“无”统一起来，于是，佛教的平等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不二平等”思想。“不二平等”思想形成了一种无差别的境界，它将世间的一切差别统统泯灭，把入世和出世打通了，把真谛和俗谛统一了。而这种“不二平等”极致，便表现为华严宗所示“一切诸法都相互为体，相互为用，举一尘即亦理亦事，谈一事即亦因亦果，缘一法而起万法，缘万法而入一法”的“互即互入”、“一切平等”的“圆融无碍”境界。此外，中国化的禅佛教还归“佛性”于“心性”，进一步提出佛性平等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平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