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螺杆：洋马列笔下的毛泽东

雨夜

洋马列笔下的毛泽东
中国毛左们有个特点，就是挟洋自重，喜欢借所谓“外国学者”之口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为此不惜杜撰瞎编出了许多“外国学者”，当然，也的确有埃德加斯诺等很多外国人写了毛泽东的传记，但不顾史实胡乱吹捧的文章并不多，与此相反，倒是身为共产党人的奥托•布劳恩（李德）和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写出了对毛泽东形象几乎是颠覆性的回忆录。中共党史上，凡涉及毛泽东个人品德的事件都一直讳莫如深，我大致阅读了一下李德和孙平的回忆录，发现了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竟是惊人的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我将他们回忆录的网络版与原书做了一下对比，发现网络版无疑是作了有选择的，甚至是大篇幅的删节，凡损害毛泽东形象的片断都不见了，这很耐人寻味。我想只有一个理由才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毛泽东的形象即中共的形象，这是中共的整体利益，要维护。

先看看李德怎么说，一直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奥托•布劳恩）对刘志丹事件的看法：

“•••••围绕着这个事件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和矛盾百出的谣传。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我从未听说过，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有根据的说明。埃德加•斯诺把整个事件描写成一个“离奇事件”（参见《红星照耀下的中国》1968年伦敦版第页），这可能是毛泽东幽雅的说法。按照斯诺的描写，在1935年夏天，大约是当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时，一个神秘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他似乎是以最高检查者的身份来检查党的工作，并揭出了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反革命活动，以后在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的支持下，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一批他们的同事。刘志丹等人尽管可以依靠优势的武装方量，而且也知道人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容忍了这件事，没有进行反抗，徐海东担任了十五军团的指挥。

•••••因为“中央代表”长时间在共产党湖北省委工作，并且可能是随红二十五军来陕西的，所以开始有人说，这件事也许是张国焘的一个政治阴谋，张想把他的人派到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去。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张国焘激烈反对向陕北进军。接着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徐海东想夺取军队权力，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红二十五军在数量上远不及红二十六军，整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只有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成了替罪羊。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惹起所谓“危机”的中央代表和徐海东，都还继续担任着重要职务，并且在1945年以后晋升到人民中国的高级职位。

•••••这次事件的唯一胜利者，又是毛泽东以他仲裁者的身份，特别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迅速而令每人满意地解决了“危机”。这样，陕北苏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大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手中。这就使人产生一种猜测，而这种猜测从未公开说出来过，虽然有些人，其中有洛甫（当然不是对我）曾有过这方面的暗示。

•••••事情可能是这样，毛泽东在甘肃认识了徐海东本人，并且确信他的忠诚。相反刘志丹和高岗，毛都不认识，他一定担心：只要刘、高他们在军事上超过一方面军，又掌握着行政上的权力，就可能出现类似张国焘在川康地区时的情况。还有什么比使用权术和诡计去唆使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互相争斗，人为地制造一场政治危机，使毛一到陕北就立即占据优势更顺乎自然呢？我已经说过，这些都是猜测，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内部发行）

关于项英和瞿秋白

“•••••象以前一样，项英这次也对毛的恐怖政策，以及毛在年左右对忠于党的干部所进行的迫害，作了明显的暗示。同时，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最新的调查证实，新四军确实从国民党有关部门得到了开拨到长江以北在日本人的背后作战的命令，但是出发时间给耽搁了，因为毛泽东发出了相反的命令，毛的意图显然是要保存和扩大长江以南国民党后方的“革命根据地”。当新四军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终于出发时，国民党军队已经集中了兵力，然后对行进中的新四军进行了袭击，当时特别对准了新四军的军部。这样，项英就成了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毛泽东角斗的牺牲者，1938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诽谤项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项英忠实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定地代表了民族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我在事变之前，早已作过这样的评价。

因此，项英之死并不是不合毛泽东心意的，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我想在这里插几句话，我在江西逗留期间，这位过去曾经勇敢地反对过毛泽东政治上的轻率行动，努力使中国共产党能有一条正确的，与共产国际相一致的路线的杰出革命领导者，就已经不再起什么明显的作用，据我所知，他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府人民教育和文化委员，但几乎不太引入注目了。这只是由于他的重病，或是还有什么政治阴谋，我就无法说明了。

1935年在试图撤出苏区的途中，瞿被国民党的暗探抓住并被处死了。毛和“红卫兵”甚至到最近还在继续玷污他的英灵，并把他的名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抹掉。”（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内部发行）

另一个外国的马列主义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他是1942年到1945年间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他笔下的刘志丹事件：

1945年4月27日

•••••毛泽东的讲话中追溯了1935年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他谈到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时说：“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完成了长征。当他们到达特区（陕北）时，所有的党和军队干部都残酷地、不公正地对待了当地党和军队的干部”。

毛泽东假意地对党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虽然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也免不了有缺点”），企图以此掩饰特区原来的党政人员所遭受的苦难。当初，毛泽东曾把大批军队派到儿去“维护法律和秩序”，也就是取缔当地党政机构，在老根据地建立起他的新班子。毛希望成为新基地颐指气使的头子，在那里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红军及其先遣部队（红二十五军）大开杀戒，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义愤。大家都认为毛泽东应对这种镇压行为负责，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命令是他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主席便把责任推到率领讨伐队的指挥员（徐海东）身上。

•••••早在富田时期，毛泽东的亲信就广泛使用火刑，这次他们重施故伎，对被捕者使用火刑。这些年来，高岗对他的这段经历，对他在那种酷刑之下右大腿上的肉被烧得见到骨头的情况，绝口不谈。

•••••毛慎用的手段是：冷酷无情地对待党内独立见解过多和威信过高乃至使他不舒服的领导人，然后把暴力行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一骨脑的推到具体执行者身上。富田镇压以及“高岗和刘志丹事件”，他就是这样干的。整风之后也是这样，把整个责任都推到康生和他的一些同事身上。

这个孙平同志的《延安日记》，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行进行了嘲弄讥讽，也对毛泽东一手搞的所谓延安整风毫不客气地大加鞭笞：

1942年9月12日

•••••1930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到金一松（译音）的报告，题为《论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问题》：“朱德（由于在湖南南部打了败仗）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知道，这次败仗大大损害了朱德的威信，便力图利用这件事对朱德的权威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毛泽东想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但是，他一心想抓权，当然对付不了局势。而从朱德来说，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不想去干涉毛的事情。朱德宣称，毛泽东要负一切责任。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应当指出，无论如何，群众对毛泽东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突然不说话了，叫人把红辣椒拿来，我们明白，这就是正式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指指我，一盘红辣椒便首先递给了我。另一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辣椒，一口一只，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是一个革命家吗？他喜欢吃红辣椒吗？一直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会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红辣椒的。孙平，你也得吃红辣椒，如果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毛泽东夹起一只只红辣椒，和着酒吃下去。喝了这么多酒，他的头都能受得住，真叫人佩服。不一会儿，他的脸就变得和盘子里的辣椒一样红了。

1943年7月29日

•••••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1943年9月9日

•••••周恩来一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由于他效忠于王明集团而在今年七月被调离工作。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作检讨，立誓要足忠于“毛主席”。除王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评的党的官员和军队领导人，都染上了“检讨病”。

1943年9月11日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开会。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为这个党的最高机构的工作定了调子。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共产国际已由其执委会决定解散，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现在就不必再谨小慎微，隐瞒情况等等。毛泽东强调这些情况，敦促大家畅所欲言。

•••••这个运动之所以卑鄙，还在于卧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会议，不可能为他自己作任何辩护。一切恶意中伤的话正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堆到他身上来的。

主要罪责都与王明有关，其他人只是附带提到，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有意采取的策略――你们不必特别为此担心，你们都是被共产国际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他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使你们几乎成为党的敌人。毛的这个策略分化了国际主义派。

•••••中共中央主席（毛）达到了目的，他把王明从政治和思想上孤立起来了。同时，他把王明过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边。毛泽东就是这样把一切罪责都推到王明身上。这里边还大有文章，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

对中共在抗战中种植鸦片走私贩毒，消极抗战，积极内战，与日本人暗中勾结的投敌卖国行为，《延安日记》也有大篇幅揭露：

1943年9月22日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

•••••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毛）的看法。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蜕化成马克思所讥讽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毛泽东懂得中国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被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他对西方哲学了解的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见在他那里见过莎士比亚、思汤达、契柯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译本。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来说，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

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

1944年10月14日

•••••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毛）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元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打中国的师。

•••••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他的政策就要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

毛泽东自称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敌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他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1945年8月18日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日记本人）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毛）跟我解释了好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的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要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人只有几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象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来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很快译成密码，发往延安。

中共中央主席（毛）紧接着竟然说：“实际上，不太可能在中国组成联合政府！应该现实的判断事实，即使联合政府难以成立，作这种争取仍不失为使人心倾向共产党的有效办法。将来，我们还要提出重庆难以接受的要求和条件！这是我们对付蒋介石的带战略性的政治计划！绝不要提出任何使他后退余地的条件！”

毛泽东的的立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主要问题就是“逼得蒋介石走投无路”就是要逼他来发动内战！此外，要操纵舆论，以便给共产党充分动员的时间。

用抗日作幌子来夺取领土，也就是说要扩大根据地，准备将来打内战。此外，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蒋介石，但是蒋也在着手准备对付特区。因而美国可能大量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因此，毛即使不能完全阻止的话，也要竭力限制这种援助，要迫使美国人考虑公众舆论，延安会揭露盟国的这个行动。

1945年2月23日

不管谈什么题目，毛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阶级斗争，天天斗，时时斗。对于按毛泽东格式进行的阶级斗争，我有充分的了解，并亲自看到了他的种种表现。这是毛谈话的主要题目之一，他用来为整风给党带来的暴力行为以及贯穿整风全过程的暴行作辩解。决定斗争结局的是暴行，而不是全会、会议和决议。

毛泽东的整个讲话（指七大上的讲话）都是准备内战的号召，虽然不排除妥协的可能性。毛在这方面并没有认真的考虑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主席（毛）的指导方针，实质上就是用武力夺取土地的方针。周和毛驻重庆的其他助手的政治花招，只不过是拖延时间，愚弄公众。（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