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篇纪念毛诞辰120 周年文章“毛诞的荒诞” 伦敦客 2013-12-25

伦敦客

.推荐一篇纪念毛诞辰120周年文章“毛诞的荒诞”   伦敦客  2013-12-25
来源： 美国之音“世界媒体看中国”
毛诞的荒诞   2013-12-25

华盛顿 —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宣传机构提出“毛诞”的说法，旋即成为中国网民笔下的“毛蛋”。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中共为其已故的独裁者者毛泽东操办的生日庆祝活动如此“变蛋”，这一有趣的现象再次雄辩地证明或显示，当今中国不但是毫无争议的世界头号污染大国，而且也是毫无争议的世界头号荒诞表达大国。

用毛泽东生前喜欢用的粗糙、粗陋、粗劣、粗鄙的“一分为二”的哲学术语来说，中国污染世界无疑是对世界文明的损害，但中国超强的荒诞表达则无疑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对中外读者来说，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120周年到来之际，阅读中国网民的言论，阅读中国官方媒体和世界媒体的有关报道，无疑是激发灵感的文学鉴赏，以及寓教于乐的政治教育。

变蛋、毛诞与毛蛋

上文既然提到了与毛蛋和毛诞相关的“变蛋”，这里就不能不对“变蛋””和“蛋”稍微做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免下文成为无根的游谈。

众所周知，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蛋一直是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神奇的东西。

对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变蛋，又称松花蛋，英语为“千年蛋”（thousand-year egg），法语为“百年蛋”（ l'œuf de cent ans ），日语为“千年の卵”（日语发音，sennen no tamago），则更是蛋中的奇蛋，神奇中的神奇。

说起千年蛋，就不能不提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这位新加坡老资格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向以语言生动俏皮、犀利深刻而著称。作为一个华人，李光耀也很是好为人师，喜欢自告奋勇，向西方国家的公众和领导人解说外人所难以了解和理解的中国政治和中华文明。

大约20多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李光耀用“中国人在几百年前就造出了千年蛋”（大大意如此）来说明中国文明、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深不可测，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在现代汉语当中，尤其是在6亿或8亿多人使用的汉语北方方言当中，“蛋”也常用来表示那个常常不宜对少儿细说的男性器官。其粗俗的同义词包括“屌”，稍微不粗俗但也足够粗俗的同义词包括“鸟”。“屌丝”一词前年在中国官方媒体中正式、正规、正面登陆亮相，一度还成为新闻 。

“蛋”常常被认为是粗俗，少儿不宜，因此就常常被回避。于是，表示胡说八道的“扯蛋”一词，文雅写法就变成了毫无道理、莫名其妙的“扯淡”---具体的蛋可以扯；但抽象的淡如何扯，很是令人困惑。

虽然“蛋”因被认为是不文雅而被常常回避，但在当今中国，“蛋”又常常是难以回避的。

在当今中国，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公认的最著名、最扎眼的“蛋”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新社址大楼。那座大楼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毫无争议、非常写实又传神的“蛋”。

蛋的神奇变化

《人民日报》新大楼的惟妙惟肖的蛋/屌造型，跟中国百姓眼中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的“大裤衩”（即西方许多人眼中的“大屁股”）大楼交映生辉。两者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公众的笑料和世界媒体的新闻，成为中国当局“傻还有钱”的象征。

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这种公开的嘲笑给中国当局显然造成了压力。中国官方媒体一度特意发表文章，声言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大楼造型并不是大裤衩或大屁股，说看上去它像是大屁股只是“淫者见淫”。

然而，批评者指出，“淫者见淫” 的大概是中国当局。批评者为此提出的证据是，“人民日报新大楼”一度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不能搜索禁忌词，显示了中国当局对“淫”的高度敏感或关注。

“大裤衩”如今已经是有些过时的新闻。但《人民日报》新大楼依然在中国被津津乐道。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议：《人民日报》新大楼顶上应当装设间歇喷泉，在在中共节日期间，或在中共中央领导高级了领导人前往视察的时候，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喷水。

鉴于《人民日报》总部新大楼造型之巧妙，外加中共认为《人民日报》的主要功用就是进行“灌输”，即把中共所掌握的“宇宙真理”/先进思想/正确价值观灌输给中国人民，上述这种提议的艺术性、文学性、颠覆性、荒诞性、少儿不宜性，可谓绝对领先世界。

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在当今世界，中国已经是头号荒诞大国，当今世界最优秀、最富有创意的荒诞派艺术家则是至今名不见经传、至今依然默默无闻的一些中国人。跟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相比，蜚声世界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反倒是弱爆了。

毛诞被变蛋，变成毛蛋，而且不是一般的蛋，而是带毛的蛋，或者，是毛泽东的蛋，这种点铁成金或点金成铁、令人不禁眼花缭乱、惊呼神奇的语言操作，这种让世界文明史上头号文字玩耍高手莎士比亚也要自叹弗如的语言游戏，就是在这种“荒诞中国”的大气候中产生和完成的。

这种神奇的语言游戏或文学艺术现象再次证明文学艺术创作当中的一些近乎公理的规律。这些规律包括：优秀的艺术创作离不开适当的创作环境或土壤（艾未未的创作也是源自这种土壤），以及“国家不幸诗人幸。”

当今中国的荒诞

荒诞中国的诞生，离不开毛泽东。按照害死的人数来计算，独裁暴君毛泽东是古往今来的绝对头号杀人魔王。

然而，在当今中国，这个当年的杀人魔王依然有许多人为他唱颂歌，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也依然在为他唱颂歌。这种现象，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哲学家、政论家胡平看来，无疑是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头号荒诞。

在“毛诞”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胡平发表文章，抒发了显然是让他感觉痛心疾首的荒诞感：

“早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至少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的滔天大罪时，他就已经使自己跻身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泽东早就恶贯满盈了，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他就已经是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这桩大罪，只是使他在人类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动几位，而他作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确定不移的了。

“这里还暂且不谈他在更早些时候犯下的几桩大罪，如镇反――毛泽东自己都说他发动的镇反运动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还有血腥的土改运动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迫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还有反右，如此等等。

“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除非你对这些严重的犯罪事实从根本上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质疑我们的结论。如果你对这些事实都大体承认，但依然不接受毛泽东是暴君的结论，我们就要问你，你的暴君的标准是甚么？照你说，一个统治者还要坏到甚么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居高临下看荒诞

胡平的这种荒诞感在不受中共宣传机关控制的世界媒体当中也非常普遍。

例如，在“毛诞”即将到来之际，法语世界（包括法国、比利时、瑞士、加拿大等国家）的媒体普遍转载法新社的一篇应景报道。读者仅仅读其标题和副标题，就足以品味出来自中国的这种超绝荒诞：

“中国纪念毛泽东生日”（标题）

“建立了共产党中国的毛泽东生于120年前的今天。他导致中国千百万人死亡，中国至今依然为他的遗产所分裂。”（副标题）

这种标题和副标题的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显然是跟胡平的论点异曲同工：对一个神智正常、神经正常的西方人或东方人来说，对这杀人魔王的评价还有什么好争议的呢？对他有什么好纪念的呢？中国当局或中国人到底要纪念他什么呢？难道还觉得他杀人不够，后来者应当比他杀得更多吗？纪念这样的一个杀人魔王的国家，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纪念的一个杀人魔王的政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政权？

希特勒杀人比毛泽东少得多，但西方人无法想象如今哪个西方国家会纪念希特勒生日，纪念希特勒遗产。与此同时，西方人惊讶地看到，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执政党在纪念毛泽东。这种强烈的对比反差给西方人所造成的心理震撼，大概是一般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

在另外一方面，在当今世界，世界主流媒体的记者一个个都受过职业的训练，其中包括以平等的眼光观察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训练。然而，描述或报道当今中国以及中国闹剧般的“毛诞”纪念活动的时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或感到世界媒体记者不得不居高临下俯视中国的口吻、眼光、姿态。

例如，这篇法新社这篇表面上看似四平八稳、很是平衡、不动声色的报道：

“‘我认为毛泽东缔造的中国是伟大的，因此我们应当纪念他，相信他，’（这位要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朝拜毛泽东亡灵的48岁的中国商人）说。他还说，他要到韶山给毛泽东敬献花圈，并供上传统的生日食品长寿面。

“但是，1949年率领中共通过血腥内战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对其他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个暴君。他反复发动灾难性的政治运动。造成千百万中国人死亡。历史专家们估计，在1950年代的土改中，至少有一百万人被屠杀。此外，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清除了许多货真价实的和想当然的对手。

“更血腥的是他在1958年发动所谓的‘大跃进’运动，试图在经济上赶上西方国家。那场运动在1962年收场，导致四千多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被饿死的。在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便从对手那里夺取权力并消灭对手。‘文革’让中国陷入实际上的内战，仅仅在1967年一年便造成五十万人死亡。”

假如法语世界的读者也能像中国网民一样说话，大概他们最有可能说出来的话就是，“泥马，中国政府、中国人在纪念个什么鸟人啊。”

但是，法语世界的记者和读者显然不能像中国网民一样说话。他们显然只是在默默地、居高临下地远眺当今中国，就像是远眺一个野蛮无知的远古时代或国度。

皮里阳秋说荒诞

西方记者的文笔常常像是西方油画的笔触，其特色是笔触细密，逼真，有如照片。

相对而言，日本记者的文笔则像是东方的水墨画，其特色是简约，平淡，大片留白，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开创的“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读者读日本记者的报道，必须开动自己的脑筋，调遣自己的知识储备，以达到与记者“心领神会”的境界。

在这方面，日本时事社12月24日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典型：

“12月26日是创立新中国的毛泽东主席（1893 -1976年）的生日12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国家主席）利用在百姓中很有人气的毛泽东，并模仿其政治手法。然而，毛泽东犯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错误’ 。围绕毛泽东的评价，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明显分裂。

“原定于12月26日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型音乐会没有得到当局的许可而临时叫停。12月23日晚上，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举行了纪念毛泽东的音乐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参加了音乐会。但习总书记在今年11月视察湖南的时候发出指示说，举行纪念活动在要讲‘盛大’的同时也要讲‘简朴’‘务实’，从而下调了赞美（毛泽东）的温度。

“在中共及其政府管不到的民间层面，纪念活动大张旗鼓。中国的百姓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现政权不能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富悬殊和腐败导致不满。为赞美毛的温度降温就是为了预防百姓的不满扩大。”

时事社这篇言简意赅的报道，几乎每一段话，甚至每一个词都可圈可点，信息量很大（如报道中所说的“新中国”是什么意思？），足以让专攻中国新闻、历史或政治的学生写出N篇高质量的硕士或博士论文。

对无意写学术论文的读者来说，时事社这篇报道显然表达了一个需要读者在其字里行间自行摸索和体会的荒诞，这就是，习近平要利用毛泽东，但又怕请神容易送神难，他显然担心自己煽起的火会烧到他自己。

鉴于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直口口声声说是要警惕人剥削人、导致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鉴于中国的公众痛恨当今中国比资本主义还严重的贫富悬殊，鉴于习近平家人因他的官运在毛泽东死后大发横财，捞取财产近三亿，鉴于这种巨富成为让习近平和中共当局非常困扰的国际新闻，习近平前些时候高调赞扬毛泽东，导致许多观察家说他愚蠢，也有许多观察家说他荒诞。

目前，“愚蠢派”和“荒诞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与此同时，也另有一些自命不凡的观察家认为，习近平颂扬毛泽东是愚蠢和荒诞的合二而一，荒诞的愚蠢与愚蠢的荒诞，两者其实水乳交融，本来就是一回事。

令人惊秫的荒诞

在中文和西方语文中，“荒诞”和“可笑”常常是并列并联并用的，是一气呵成的。荒诞的事情常常让人觉得可笑。可笑的事情常常是荒诞的。

然而，发源于欧洲文学的荒诞派文学也使读者知道，荒诞常常是令人惊秫的。比如，欧洲荒诞派文学的祖师级作家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就令读者惊奇、惊秫、惊觉、惊醒、惊恐---在一夜之间，一个正常的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一个人会变成一个非人。

读者由那位变成甲虫的小说人物，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的生活环境，会赫然发现，无论是权倾一时的帝王将相或高官贵人，还是社会上一般的贩夫走卒，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容易在一夜之间丧失自己的人格或人格尊严，变成一个让人爱莫能助的可怜虫。

两个星期前，朝鲜两个月前的第二号人物、朝鲜独裁者的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在一夜之间便成为阶下囚，成为一个“不如狗” 的人，而且也像狗一样被杀掉，类似的现实生活事例不断证明西方人卡夫卡的想象与东方的可怕现实毫无矛盾，证明高超的文学总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精妙写照。

卡夫卡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去世将近90年之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傅毕德（Peter Ford）在今年的“毛诞”即将来临之际，从杀人魔王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发出一篇新闻报道，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令人惊秫的荒诞。

傅毕德在报道中讲述了中共当局统治下的中国学校教科书对毛泽东的惊人罪行和暴行闪烁其词，同时宣传毛泽东如何伟大，从而导致许多中国人糊里糊涂跟着中共的宣传鹦鹉学舌，说“毛泽东虽有错误但依然功勋卓著、不失为一个伟人”之类的糊涂话。

然后，傅毕德笔锋一转：

“这种话让那些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有深入了解的人、尤其是那些亲身受到毛泽东残害的人感到惊秫。

“一个来自北京的音乐家说，‘说毛泽东做的那些恶事是错误是一种很避重就轻的说法。在我看来，他做的那些事情是反人类罪的罪行。’这位音乐家的父亲当年受到毛泽东的整肃，她一家人在一个荒僻的村庄过了多年。

“非常说明问题的是，她不愿意向记者提供自己的姓名，因为担心会有什么不妙后果。在中国，毛泽东的画像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执政的中共从来没有将毛泽东跟中共切割开来。她说，‘假如你批评毛，你就会被认为是批评中共。’现在她更是担心中共‘看来正在更贴近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的适当气氛。’”

毛诞与政治博弈

在一个暴君害人无数的国家，执政党依然力挺暴君，受害者不敢发表意见。这无疑是一种荒诞。一种令人惊秫的荒诞。

而且，这种荒诞并非是纸面上或想像中的荒诞。在当今中国，中共政权至今依然在明理暗里直接动手或鼓励流氓打手对任何胆敢批评毛泽东的人进行威胁骚扰，甚至直接动手殴打，包括发出死亡威胁、投掷菜刀，当众动手打一个70多岁的老人耳光。

对这种暴力拥毛或威胁暴力的行为，中共当局、中国政府一概装聋作哑，不管不问，即使是民众报警也置之不理，或众目睽睽之下勉强受理但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的毛左，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戴旭提出一种在批评者看来显然是颇能反映中共当局心态的说法说：（批评毛）“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弹，社会上多次发生民众自发围追堵截、公开揭批反毛辱毛人士的情况。”

中国当局以及“毛左”虽然声嘶力竭的宣称，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爱戴，但他们的“暴力拥毛”的行为，明显显示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他们害怕真相被更多的人知道，毛泽东会像泥菩萨一样轰然倒塌。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毛左”们声言，毛泽东是全体中国人敬爱的伟大领袖，因此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毛泽东进行侮辱，就像美国人不准许有人侮辱开国总统华盛顿一样。

但这些“毛左”们显然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在美国，侮辱华盛顿虽然不得人心，但美国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发出侮辱华盛顿言辞的人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但胆敢对发出这种言辞的人进行暴力威胁或施行暴力的人则必定受到法律制裁。

习近平与毛泽东

当今中国显然存在“拥毛”和“批毛”的有趣的政治博弈。

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以及习近平本人是最大的拥毛派。因此，中国的“毛左”可以有恃无恐地对揭露毛罪行的人进行威胁或大打出手。这种投合中共当局心意的践踏法律的行为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戴旭这样的中国军人的半遮半掩的鼓励。

（中国军队严格地说并不是国家军队，而是中共强行挪用全体纳税人的纳税豢养的中共私家军，其最高宗旨不是维护中国公众的利益，而是维护中共的利益。这是中共的明文规定，铁的纪律。）

另一方面，中国揭露毛泽东罪行的人面对强权，也不是全然软弱无力。他们也捏到了习近平拥的命脉，这就是习近至少是截至目前还不能、不敢或不好意思否认他自己的亲生习仲勋曾经遭受毛泽东长达16年的非法迫害。

于是，九泉之下的习仲勋在当今中国实际上成为揭露毛泽东罪行的人的最佳保护伞，使大权独揽并有意模仿毛泽东的习近平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因为他显然不想被中国公众明里或暗里骂为“认贼作父”。

在“毛诞”到来之际，在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看来，中国的这种政治博弈显然足够荒诞，显然是一种令人发笑，又令人惊秫的荒诞。这种荒诞构成了荒诞大国中国的一条有趣的荒诞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