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主流的自呓：中国人的道德无坡可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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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主流的自呓：中国人的道德无坡可滑

文章提交者：男方暴色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我不得不承认，从今天早上打开网页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归入了非主流的群体范畴，哪怕我本人是90年代之前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





原因很简单，我碰巧看见了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昨天在介绍“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当前中国人“道德滑坡” 这四个字的回应：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因为这些都是能够有例可证的，然后他掰起手指数起了数：一、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大的道德水平；二、一系列大兴土木的国际国内活动显示了强大的道德水平；三、近年频发的天灾人祸显示了强大的道德水平。最后并给出了强而有力的总结：





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道德、讲道德的民族，文明古国就是文明古国。这是主流，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的基本面貌。





总之，道德已经如此强大，何有滑坡之说？





我倍感惭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捡起了一顶他仍在一旁的“非主流”高帽带上。





我相信，有一批人的举动会与我一致，像《V字仇杀队》里最后盛况空前的广场集会一样，他们只需要通过面目表情和着装来辨别同类，在咱们这就是分辨主流和非主流的标准。尽管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清楚“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是个什么性质的活动，甚至中央文明办是个什么形状的机构。





但在王世明这一番“强大道德论”出口之后，起码我有了定性：跟他的本家王勇平相差无几，信口雌黄的本领一王不输一王。





此为前言。





我想，得先简单用几句话把王副主任伸出来的三根指头一根一根掰回去。





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沾血带毒的GDP如同火箭般的蹿升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将经济发展与道德水平捆绑营销，这让前段时间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强调“道德血液”的温总情何以堪？经济发展与道德水平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如同知名度与美誉度二者的包含与被包含，完全无法等同；





活动效应宣传和放大了道德水平纯属无稽之谈。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再到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四大盛会后脚赶前脚，民间怨声从北到南，只有正襟危坐在主席台的人假装无视。北京只欢迎你了两个星期，一场大火令城市让生活不再美好，亚运的开闭幕式终于给了一座省会城市的居民们走路回家的机会，而上层的一个喜好就足以给辛苦排练的节目下达腰斩令：在道德表演盛宴回归正常之后，急速滑落到真实之中才倍感无力。那是场秀，灯光熄灭，导演就喊Cut了；





大灾面前有大爱这样的道德评估更是逻辑混乱。是天灾，自救与救人于个人是本能，蝼蚁都知偷生，于政府是职责与义务，跟道德扯不上半毛钱关系；是人祸，再重申强调“灾难前的爱的奉献”则难逃转移视线避重就轻之嫌：有灾才有爱，多难方兴邦？那不如为了感受道德的最高标准赶紧2012让世界在爱里沐浴重生一遍。怀此念头者，要么泯灭人性，要么别有用心。不知道王副主任属于哪一种？





转回正题，我从来不认为当下是个适合谈论道德的地界和时候，更毋庸花费过多的精力来讨论中国人是否“道德滑坡”的议题。如有些网友所言：没有道德，怎么滑坡？





道德究竟从何而来？这启发于对人性判断之后的结果。





譬如，美国制度的建立正是基于此。“建国诸父们对人性包括人的品格做的是最坏的估计，在用设计宪法的办法来限制权力的时候，美国的建国褚父们的认识前提是，共和中的人民不是天使，而是受本能自私欲望驱动的普通人，如果没有国家权威的政府去管束，他们的自发行动会给人们的安全、自由和财产带来损害。如麦迪逊所言：人民就是一群野兽。”——徐贲。





对于人性的判断当然是一个制度建立之前前提。美国建国诸父与中世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观点相似，马基雅维利主张的是利用君主专制进行“兽治”，而非“法治”，用最残酷的统治手法来让人民来感到害怕而屈服，从而受制于管理。在马基雅维利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再去谈论“道德教育”，无异于痴人说梦。理性让渡于非理性，人性为半人半兽性所代替，对于这样的民众和统治者，道德教育无疑是多余的，本质上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君主动用权力的狠和毒去对待人民，而人民需要的是奸和刁，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自己。这样的社会，与其说催化道德产生，不如说促进道德的灭亡，就像几十年前的一句“发动群众斗群众”加速了儒家思想上“亲亲相隐”的衰亡。





虽然，都以“人民之恶”为前提，但在解决之道上二者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对于人的不可信任，让美国的建国诸父们选择利用宪法打造一套合理的制度来限制和约束人民的行为，不论是上层或下层，也涉及权力和权利。他们相信：一个好的、稳妥的、能够在这种邪恶全面发作之前就将它清除的制度便成为至关紧要甚至唯一可以靠得住的保证。因为在人民之外的制度，可以保证一个良好道德环境的酝酿，以备道德的滋生和成长。





对的，我想说的是，一个好的制度将会产生好的社会道德，而一个坏的制度则会令已经产生和还在孕育之中的道德统统扼杀，一个不留。正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的：“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以前是有过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  





张维迎不久之前曾有言论，痛斥了建国以来几十年的教育，在道德培养上毫无建树，反而起到了反作用的效果，甚至狂言：如果所有学校取消了，包括小学、大学取消了，中国人民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是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高。并非如此，在我看来，无论学校是否在做道德或非道德教育，还是将中国的学校统统取消，这都不会对当下的道德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道德是制度的产物，而教育则是制度之下的树形图延伸，学校也只是教育的物化形式而已。取消学校，另一种教育的物化形式又会在制度统领的树形图下得以产生。





同时以此可剖析喊了多年的“以德治国”口号，沿用前文道德产生的推断，取决于制度，而这四个字则对于制度合理与否做了毫无道理不容置疑的绝对的肯定。试想，如果几百年前马基雅维利同样提出“以德治国”的四字口号，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当不会在表面上怀疑，但并不妨碍在21世纪的今天沦为笑柄。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道若有误，何以生德？更何以以根本不存在的德来治国服人呢？





于是，便可回到最开始中央文明办王世明副主任答记者问的内容去探究了。他说了：当下的中国人不仅不存在“道德滑坡”状况，相反，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这是主流。





他在颂扬包括自己的道德水准的同时，却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有关于最基本道德的悖论怪圈当中，如我一样顶着“非主流”高帽的人们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是的，他说谎了，他不诚实。





鉴于我之前曾经把王副主任的三根手指掰了回去，仅以鄙人乐意伸出的一根中指聊表歉意。





笑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