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强：为什么中国人获诺贝尔奖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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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落下帷幕，“为什么中国人获诺贝尔奖难”又在中国的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

一种主要的观点是把中国人很少获奖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教育不发达和教育体制问题。

比如，日本面积为中国的1/25，一个日本人生产值相当于33个国人，日本文盲率为零，接受小学，初中教育100%，受过大学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48%。日本有12位诺奖获得者，中国教育整体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

9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培养了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得主、53位总统和首相、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及18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世界。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近日公布2011至2012年度全球排行榜。加州理工学院荣登榜首，哈佛和斯坦福并列第二。加州理工学院2010至2011年在校本科生不足1000人，研究生1200余人。创建于1891年的加州理工学校产生过31名诺贝尔奖得主。

但是，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存在问题的背后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北大和清华，中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在1949年后的命运，是六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梁启超当年以“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诠释“厚德载物”，其实就是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校园一旦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就失去了教育的根本。

现在的清华北大以及其它中国的高校，一方面政治挂帅，意识形态一元化，以政治正确压抑学术自由，以共性消灭个性，培养“驯服工具”，“又红又专”取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另一方面，道德缺失造成人性扭曲，金钱至上，商业气氛弥漫校园，一切以功利为目的，在功利性技术思维之下，不再涌现学术大师，很难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949年后，中国科学家难道就没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吗？也不是。1960年，中国科学家研制出人工合成胰岛素，当时在国外也是最先进的，但政府当时强调集体成绩，绝对不能提个人，但集体是谁？又不能让集体拿诺贝尔奖。

造成现行中国教育体制现状的原因是其背后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说：“我在美国出生成长，不太会说中文。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血统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科学家的必要条件。”

专制体制下，不仅科学家的创造力被遏杀，科学家的灵魂和道德也常常被吞噬。比如，中国作家的贿赂一直在敲诺贝尔奖大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贿赂的事情多极了！你不知道我每个月收到多少封信！中国作家要我给他们弄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说：奖金我不要，钱可以送给你的。有人要我帮助他们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说，把整个奖金让给我，他们只要名。”

与之形成对比的有另外一个例子：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崔琦出生在河南农村，是家里的独子，10岁到香港去读书，这一走成了他与父母的永别，父母在后来的大饥荒里都活活饿死了。央视记者问崔琦：“如果那时妈妈没有送你出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记者以为他会讲教育改变命运，讲感谢妈妈的话语。崔琦却说：“我宁愿从未离开过河南，我宁愿妈妈没有送我出来，因为家里有个儿子情况会大不一样，如果我留在农村，或许我一直不识字，父母也许不会饿死了。”

有人说，原来我一直以为中国的科学家拿不了诺贝尔的各种奖项是因为经济实力问题，现在我明白了，是制度问题。49年以前我们的科学家可能拿到，而现在，中国出名的科学家都是党棍，与科学无关，他们要是获得诺贝尔奖，那就是对科学的侮辱及亵渎。

一个连诺贝尔官网都打不开的国度却幻想得诺贝尔奖，确实是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