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生获PISA国际测评第一的感想

施卫江

最近，总部位于法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调查结果，成绩榜显示，中国上海的中学生获得了显赫的三个项目的第一名，中国的民众和教育界为之振奋欣慰，对于一位从中国上海移居美国纽约的中国侨民我来说，自然也增添了自豪和荣耀。而对于西方大国的教育界来说，无疑是非常失望和沮丧的。某些西方人甚至夸张认为，西方人对此所感到的震惊可匹敌于60多年前西方人听闻到了苏联的卫星升空和加加林上天。
既然中外人士都热议之，我稍作认真，浏览正反各方的评论，也思索了起来。

1）我出于兴趣，仔细阅读了2012年的PISA数学测试题目，对于其中的一道四级难度题目，引起了我的疑惑。
这是关于通过某大楼的旋转门而进入的人数进行统计的题目。我发现了该题在制作上的粗糙和马虎，因为，该题的答案有赖于多种客观的情景，不同的情景对应着不同的解答，但若情景不够清楚明白，就难以得出一个精确的解。
出题者疏忽了，并没有将各种客观情景予以详细的描述清楚，那么学生临场答题只能凭自己的直觉去猜测各种情景，这样就显得不够严格准确。
譬如说，旋转门有二种类型，本题目中的门应该算是自动型的（即由马达转动的），因为题目预设为一每分钟旋转四次，而不是由人工来推动，即凭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旋转使得方便进出入的，即非人为因素掌控的程式化。那么该门的初始位置就显得重要了，因为机械刻板的初始位置决定着行人如何最大可所能地进入该门，而这个问题又是与进门的人流的脚步快慢即敏捷度密切相关，但该题目没有明确告知这些信息。另外进入的人流的初始位置，也同样重要，与此密切相关的更重要的状态是，如何去定义“进入大楼之内的人数”？譬如，有二人已经从门外进入了旋转门之中的中间扇区，但尚未步出旋转门而进入大楼的走廊内，那么怎样去计算这二个人数，是否属于“已经进入了大楼”？不明其定义，答案就模糊，至少得不出唯一确定的解，即：720人。
可见，2012年的PISA数学测评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就该打上了一些折扣。   
（题目来源：《观察者网一周图说：PISA用什么题考“上海学霸”？》http://www.guancha.cn/GuanChaZheWang/2013_12_06_190965.shtml ）

2） “中国上海”与“中国”是二个概念，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似乎易于理解。然而，最近的PISA国际测试成绩发榜后，还是让许多西方人在上述两者之间产生了许多联想，认为该是成一个体统之内的。
中国的国民也许多数能够认识到，上海与中国的内地，尤其是农村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差别很大，这不仅是经济指数，而且还在于人文指数方面，后者的差别更甚，譬如农村地区初级学校有不少现象是校舍破败，设施简陋，学生失学、教师流失。可是，有不少西方洋人不辨菽麦，只以为，在大一统的中国政治模式之下，各地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水平似乎就该是相差不多的。从认识事物的现象来说，至少还是缺乏社会实际经验的感性认识。
有些美国专家已经认识到，仅以上海为数据单独与西方的整个国家的数据相比较是不合理的。若以美国的知识分子占据人口比重大的马塞诸塞州为例，去拿作样本测试，那么其成绩必定与全美国作样本来测试必定有较为明显的差距。
但是我想指出，仅以美国国内某州为例子来表明上海与美国相比较悖理性，也还是不够典型，就我所知，美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没有中国国内的东西南北的发展差距来得大。

3） 学生学习的成绩好，是由多种因素塑造成的。譬如：学生勤奋努力，教师教育有方，家长叮嘱辅导，课外教育投资，外在社会环境等等。我凭我的人文知识得知，学生的天资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PISA测试中的数学题，就与人的智商相关系，而学生自觉自愿地努力学习，又与情商密切相关联。可惜，我未从事过教育事业，讲不清楚智商和情商与学习成绩之间怎样相关联的数据，让教育专家来回答吧。
上海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最为优秀出色，我以为，必定与上述的全部因素相关联，尤其是与智商和情商。这就表明了上海市民内在素质的一个重要的状况，即优秀。由果溯因，子女所表现的素质可以推论出父母辈的素质。这样，就可以强烈的事实来驳斥、反击中国当今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左倾主义对于上海市民关于素质的诽谤和污蔑。

我深知，智商和情商与人的先天遗传密切相关的。

可是在一个长期来以“唯物主义”为国教的国家里，人们似乎很不情愿接受：人的精神素质及相关禀赋与先天遗传相关这个道理，唯恐落入“唯心主义”的窠穴。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必定懂得一个朴实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原本就是生物学的基本规律，瓜豆遗传自身的品质特征是合符“唯物”之道。但若将此“唯物”之道应用于人类社会，反而成为了“唯心”之道！真真假假实实虚虚，看破真谛，乃是唯我独尊。
同时我也知道，我所身处的西方社会，尽管号称是自由世界，言论是怎么的自由，但是在某一项论题上，言论显然受到了相当的约束，这就是某一集体性、地域性、民族性、种族性的、宗教性的人群的有关智商情商之类议题，却是一个言论上的禁忌，大家噤若寒蝉，干脆“难得糊涂”罢了。

譬如，许多年前，日本的一位首相公开谈论道：美国人的平均智商不及日本人的，结果遭致了很大的政治麻烦，事后首相还得连连道歉。又譬如，1994年《钟形曲线》一书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

4）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吉尔•葛利亚(Angel Gurria)对于该测评结果有一番说法，也许代表了西方人的普遍看法，青年代表一个国家的未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年轻人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将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学以致用的能力。
如今，糟糕的成绩让西方人产生了危机感，基本教育的质量与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今天教育的失败，预示着未来的社会发展的趋势减弱。

但是，这恰是显露了西方人的自我批判精神，勇于剖析自我，勇于超越自我，唯有如此，社会方能经批判而获得推动力前进，这却显示了西方人的长处。

社会是一个系统，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系统的复杂性。我以为，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与社会大众的平均智商有关，而且与该社会中杰出的精英分子的活力关联度更大，所谓英雄创造历史即是。尤其是现代性社会，特别为创造性伟力作期盼并赋予其施展身手的大舞台，而这恰是西方人的强项，而是东方人弱项。

也许上述日本首相的讲话是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但是美国的强项就在于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一流大学及相关的科研机构，更重要的是，聚集了全世界最多最优秀的知识精英，这只要看一看每年诺贝尔奖的分布情况就可以得知，而这些与美国国民的平庸者过多倒是无甚牵涉拖累。
李政道先生曾经总结过，美国的教育体制适合于培养天才和精英，而不利于培养普通的平庸的学生，而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好与之相反。所以，中美两国的教育是具有互补性，可以取长补短。

5） 上海的学生获得如此好成绩，自然会引起世人的热议，其中的要点是：应试教育的“代价论”。
诚然，为了便于交流和评估，这种PISA测评不涉及人文议题。因此，PISA测评成绩只能说仅仅反映了学生素质的一部分，尚不算是全面的评估，这一点，全世界教育界的人士应该都明知的。而恰恰是包括上海学生在内的全中国学生在学习上都支付了相当高昂的人文代价。
说起人文的代价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话题。我在此只能简单说上几句。君不见，近三十年来，和平时期的中国大中学生的军训项目，其规模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吧。中国式学生的军训，其核心目标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绝对服从命令”，其实质也就是放弃自我的权利意识、个性意识以及个人独立性原则，总括言之，自由意识，而个人的创造力所赖以需要的恰是自由意识。
试想，这样一群学生，历经无数年月的“立正！！”***“向左看齐！！”操练之后，习惯成自然，被训育成只会“向左看”的中国式“左撇子”了——岂不知，这个世界上尚有前面、右面、上边和下边等全方位的精彩纷呈的视野及景色，但却都不会去注视了！

我们不妨以当今中国青年一代的风情，来验证上述的视野吧，从中可以考察出中国式训育的人文成果。如今的中国已经全面进入“手机时代”，也就是以手机为时尚的标杆，年轻人一进入公共场所，急不可耐地相互攀比不已，你我他的手机纷纷掏出，看看谁的更先进、更昂贵、更时髦、更灵巧、更酷毕，其实质就是物欲熏天，以物取人。而玩耍手机的内容，大多无非是与“吃”相关，譬如：饭局啊，吃相啊，菜肴啊，月饼啊，等等之类——倘若我们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作人格分析，那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总体人格尚处于最最初期的“口腔期”上——够幼稚吗？！至于功能远为强大而操作方便的电脑，则是舍弃使用了大半部分，这果然是一方面为当今功能日趋完善的电脑化的手机所取代，另外二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人格尚滞留在“口腔期”的中国年轻人只贪图低级趣味的玩耍，而手机上的低级玩耍功能尽是多多，足矣满足情趣低级嗜好无聊的中国年轻人，再者，电脑不便于外出携带，尤其是女性年青人，更何况电脑的价格差别不甚显著，莫能用作时尚的标杆，难以激发起攀比的热情。

经济学家亚马蒂尔 • 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主张：自由是人文社会发展的首要议题。可是，自由在当今中国却是个禁忌，这犹如从前封建时代的女人天足，是不见容于社会大众的。一个小女孩若想成长为社会习俗所容纳的“懂规矩”的女人，则务必要由大人来为自己缠起双足，历经成年累月的痛苦难熬。一个中国的学生倘若希冀自己将来能够在中国社会中有所作为，必须要放弃自己头脑中的“天足”——即自由的意识，惟其如此方能通过应试教育的道道程序。一个显见的后果是，当今的中国人很少愿意花费时间去阅读书籍，尤其不读人文类书籍，尽管中国上海的中学生经国际测评，阅读成绩极为优异出色。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
201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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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正在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