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 连载 (1，2，3，4)

dandenong

序

中共的歷史是謊言與暴行交織的歷史，而其謊言卻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在於對事實本身的掩蓋或歪曲；第二個層面，則在於給人灌輸一套邪惡的善惡標準和扭曲的思維方式。這種灌輸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國家暴力為後盾，另一方面更通過壟斷的所有社會資源而強迫人從記事或學語的第一天即開始耳濡目染。

久而久之，人們一方面對事實無從了解，另一方面卻以中共的善惡標準去分析對錯，用中共的思維方式去解釋其行為，用中共的話語系統去批判中共，用中共規定的行為方式去表達意見，由此形成了無孔不入的黨文化，讓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覺。其結果就是讓中共在黨文化環境中苟延殘喘，繼續為惡。同時在黨文化作用下，人的心靈和思想以及行為產生了深刻變異，在社會、家庭、教育、工作、人際關係等諸多方面偏離正常人類狀態，直接危害到人生活的各個層面。

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其傳承性。鑒於一個惡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載健康的社會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載一個優秀的民族，解體黨文化，避免黨文化遺毒繼續為禍中國人，就變得尤為迫切。

黨文化具有龐雜的生態系統的某些特徵，其表現為一定的「容錯」性、「自適應」 性甚至「自我繁殖」性。一個或許多物種的滅亡常常不會導致一個生態系統的崩潰，在黨文化中一些看似簡單的觀念、語言和行為方式背後都有各種謊言、邏輯陷阱、似是而非的價值標準等因素的支撐。這些因素交織起來，互相配合形成了黨文化體系。一旦某一部份被揭穿，其它的部份就會自動補充，繼續支撐著黨文化系統的存活。因此徹底破除黨文化，需要系統的論述、剖析和反思。

從黨文化的形成歷史、成因、表現、危害，以及中華正統文化的角度出發，推出特別系列社論《解體黨文化》，以期被中共蹂躪85年的中華民族，通過道德與文化的重建，平順過渡到一個自由而昌盛的新紀元。

dandenong

在地球的東方，生活著我們中國人，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風俗各異，方言口音千差萬別，是甚麼紐帶把我們維繫在一起，使中國人成為中國人呢？顯然不僅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傳統。數千年裏，中國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樣的文字，學習一樣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裏，那裏曾經是禮儀之邦。

然而，還是在那塊土地上，今天的中國人卻和歷史上任何時期都不同。從小學到大學，我們使用簡化字編成的教科書，我們的必修課是兩個德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創立的如何摧毀世界的理論，以及一個俄國人應用這個理論的暴力實踐；我們曾經被告知一切與歷史傳統有關的東西都叫作「四舊」而應該被燒燬或者砸爛。我們今天的語言、風俗、習慣、思維方式早已和自己的歷史格格不入，和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們不知道自己來自哪裏要去往何方，我們成了一個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儘管我們的血脈仍在延續，但是華夏文明的薪火承傳卻已被截斷。從文化上看，中國人已經是亡國奴，這並非危言聳聽。

縱觀歐洲、亞洲各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從來沒有如此徹底地喪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業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傳統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國人觀點沒有歷史的美國人，和兩百年前獨立戰爭時也還有很多相似之處。中國人的變化不是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過程，而是強制性的人為的過程和結果。這個變化開始於1949年，一直持續至今。老一代被強制性的放棄傳統，新一代則完全浸泡在這種無所不在的環境中成長，以為中國人、中國文化就是這樣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創造出來的文化怪胎——黨文化。

文化一詞本身，很難進行精確定義。現代的「文化」詞義，大約在十九世紀之後才逐漸定型。1952年，美國的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考察》一書中給文化下了一個綜合定義：「文化由外顯的和內隱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徵符號而獲致和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他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份是傳統的（即歷史的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他們所帶來的價值；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活動的決定因素。」這個定義，被大部份後來的學者所接受。

在這個定義中，文化包括了兩個部份，一是內在的價值觀，二是外顯的和內隱的行為和思維模式。所謂黨文化，指的正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文化可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為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第二種為民眾為了在中共暴力和謊言下生活和自保而產生的變異文化；第三種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論包裝，並推廣普及和充份實踐的文化。

在其它文化系統中，終極價值觀都來源於一個超越世俗的最高權力存在。在古代社會中，擔任這個角色的是神，在現代社會，則由神和法律共同擔任。和所有傳統文化不同，共產黨的價值觀，是一種不斷變動和調整的動態系統，其核心簡單地說就是權力和利益。在黨文化下，我們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離我們已經無限遙遠，人們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經存在過；祖祖輩輩教給我們對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經被戰天鬥地所取代；殊勝的修煉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歷朝歷代的先人賢哲，被輕易地用階級立場一腳踩翻在地；幾千年來重德行善、仁義禮智信的美好價值，被當成了封建糟粕，成為譏笑嘲諷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惡黨文化系統。在這裏，道德原則的最高標準是黨的權力和利益。中國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無時無刻不被這個黨文化左右著，人們深受其害而卻難以察覺，更難以擺脫與歸正。

本系列文章將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如何系統的進行思想改造，採用何種灌輸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種種表現。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黨文化的話語系統、生活中的黨文化以及習慣性的黨文化思維這些遍及思想、語言以及行為上的具體表現也將在本文中詳加論述。

落葉歸根，中國人對自己根的尋求和渴望從未停止過。近幾年海外流傳著一句話：「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讓無數海外遊子燃燒起對自己民族的強烈的歸屬感。對黨文化進行清醒的反思和拋棄，驅除馬列毒瘤，解體黨文化，回歸中華民族正統文化，恢復民族的神韻，此其時也。

dandenong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話開始的。印度幻化萬物的濕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諸神的驚心動魄，耶和華維此一念創立世界，埃及太陽神及其萬靈護法，以及中國盤古和女媧的偉大神跡，都是這些古老文明的起始來源。數千年以來，人類活動也都在神或者諸天的監護和啟示下展開。

中國人稱自己的家園為神州，是神的國度。中國人叫皇帝為「天子」，即天之子，天壇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積比紫禁城還要大四倍。「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這是《黃帝陰符經》開篇第一句話，或者說是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句話——體察天道，順天而行，所有道理盡在其中。中國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還要是「天」中那個最老的，是謂「老天爺」，這是中國人對宇宙的敬仰。在中國人的記憶裏，從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到神農嚐百草，神扶持著人類走過了鴻蒙開闢時的艱苦歲月。中華遠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針灸、易經、八卦等文明，雖經幾千年，今天的人類仍然只能驚歎而無法完全理解。從軒轅黃帝向神仙廣成子問道，孔子向老子問道，再到佛法東傳，儒釋道為中國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內涵，留下了正統的神傳文化。顯然，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間規則之外還有通往「天」的部份，人們心裏有對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嚮往，中國人所說的謙卑的真正內涵是對神的敬畏。就連國家發生任何天災人禍，都和「天子」自身的問題有關，皇帝需要自我反省，進行大赦或者是齋戒沐浴禮敬神天。

但是，自上個世紀共產主義禍亂人間，中共奪取政權後，為了維持共產統治，中共展開了全面摧毀中國神傳文化的暴烈運動，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黨文化體系。其替代的系統性體現在，中共用「無神論」斬斷中國人幾千年來對神的信仰，又把共產黨的那一套「唯物論」當作認識世界和歷史的基本方法強行灌輸給人們，為暴力和鬥爭找到理論指導，同時按照共產黨的價值觀來判斷精華和糟粕，先進和劣質，全面否定中國正統的傳統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後在「無神、唯物、沒有文化根」的中國人民面前，宣傳馬恩列斯毛的偉大，大搞共產黨的「人造神」。至此，伴隨著在實踐中用這套變異文化去改造億萬中國人民的思想的同時，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黨文化理論體系就確立起來了。

一. 宣傳無神論

數千年的人類歷史形成了種類繁多的文化體系，和社會制度體系同時並存。在所有的體系當中，人類的終極價值觀都以神靈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權力而存在。國王和皇帝之上，必須有神或者天的認證、監護和指引，是為「君權神授」。在這樣的體系中，神靈和天意作為俗世中價值觀的終極認定和裁判者，對世俗最高權力擁有評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權力無限膨脹的傾向受到限制。同樣，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靈和天也同樣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發揮著規範人類行為，限制人類私慾膨脹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縱觀歷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權」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體現，即使現代西方社會的民主制度中都隨處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產黨認為，傳統的有神論對其執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戰。大多數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對神的概念採取中立態度，即不承認也不否認神的存在。事實上，科學並沒有否認神的存在，也沒有證實無神論。作為共產黨宣傳無神論的所謂「科學」基礎——進化論——迄今也不過是未經證實的一種假說，要不然，今天的進化論學家們為甚麼還一直在致力於尋找證據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無神論」這樣一種學說上昇到整個國家的思想體系高度，只有發生在共產黨這種尋找執政合法性的國家。

dandenong

於是，在共產黨這裏，沒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隨機碰撞產生的生命，再經數十億年進化為人，人又依據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經過階級鬥爭而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套漏洞百出的說法儘管回答了為甚麼要共產黨執政的問題，然而卻與傳統文化對社會、歷史和政權的認識格格不入。

傳統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而共產黨卻要與天、地、人鬥爭；信仰正教的人有著對天國世界永恆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間的榮耀和享受，甚至能夠看破生死，而共產黨卻要靠鎮壓和殺戮來恐嚇民眾，用物慾來收買民眾；正教給人樹立的善惡標準更顯出共產黨的逆天而行。因此，共產黨把信仰的存在視為其統治的最大威脅。

列寧的老師、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他1918年4月病危期間口授、蘇聯崩潰之後於1999年11月發表的《政治遺囑》中,就曾明確指出：「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他甚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 」

在這裏，超越世俗、權力和利益的原則和價值觀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權力和利益，為了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國曾經展開所謂「真理的討論」，其爭論要點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義，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階級屬性？在正統的共產黨人眼中，只有符合共產黨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發揮的道德，否則都屬於應被打倒之列。

宣傳無神論的最大障礙就是各種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奪取政權後就以鎮壓「反革命會道門」的名義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體系舉起了屠刀；並派出特務打入宗教內部成立協會，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經典來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佈效忠於中共的領導，將中共的地位置於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問題：我是誰，從哪裏來，向哪裏去。傳統信仰對此相應的解釋分別是：神創論，前世今生與天國地獄。無神論的替代品：「神創論」變成了「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了人」；「前世今生」變成了「新舊社會兩重天」；「天國地獄」變成了畫餅充飢的「共產主義」。

在傳統信仰中，「三尺頭上有神靈」，他們以超常的能力監護著人。中共在摧毀人們的信仰後不斷吹噓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帶領我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則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統信仰具有穩定的特性。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中國人則講「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會根據其經典來判斷對錯，這種是非標準是穩定的。而共產黨卻需要根據其政治需要，不斷改變或推翻它剛剛還在宣傳的是非標準。共產黨的價值觀最核心的一點是權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產黨權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臨時的利益，都會被冠以「反動」而加以剷除。

如斯大林剷除俄國共產革命領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澤東剷除同樣是共產黨領袖的劉少奇，並不是價值觀的問題，而是由於權力歸屬的問題。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共產主義小組」等理論組織被宣佈為反動組織，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就是因為參加這樣的理論小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也同樣遵循這樣的軌跡運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減輕農民負擔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佈為反動刊物，下令全部收繳銷毀。其原因十分簡單，因為這些文件不利於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壓農民政策的執行。

從消滅資本家到允許資本家入黨，從「一大二公」到「包產到戶」；從消滅私有制到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從「大鳴大放」到「不爭論」；從「關鍵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邊的人」被毛的衛士長逮捕成了階下囚；「割資本主義尾巴」變成了「發家致富」，每一次改變都是原來的政策已經走入死胡同，再繼續下去就要威脅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