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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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赵蕾、沈茜蓉

在政治气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国史研究者们如履薄冰。张宪文当时一手研究民国史，一手研究党史。“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万一来了怎么办？党史不能放，不然没饭吃。”

一位领导就曾质疑：“国民党是正面战场，难道我们共产党是反面战场？”

中国社科院几代研究者主编的36册《中华民国史》，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多位修史学者，还原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在中国昆明的大坝机场，一名中国卫兵站立在一辆破旧的坦克残骸上警戒放哨。（选自《国家记忆》/图）

民国史的新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对30年前的“民国大事记”的写作，作一次完整的修订。

“民国大事记”，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启动的民国史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包括“民国史、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的庞大研究项目，历经“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今年完成全部编撰工作，全套36册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

在最新修订出版的“民国大事记”中，韩信夫在“遵义会议”的条目中，加上了“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党史的表述中，历来没有这一条。

“大事记”里的1949年9月26日新增一条史实：周恩来就未来的国号是否简称中华民国，征求六位辛亥老人的意见，只有黄炎培一人坚持应该使用此简称。韩信夫说：“就是提供一个事实，让大家去判断。”

韩信夫和同事们还对一些说法进行了调整，例如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成“四一二事件”，把重庆谈判双方定位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

近史所副研究员黄道炫主写了国共两党上世纪30年代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他感觉，过去的历史书只强调这过程中中共的壮大，他的写作更侧重于“每一次共产党的壮大，都是以国民党的内乱为背景，因为弱者永远是在强者衰落时寻找生存空间”。

近史所副所长、研究员汪朝光撰写的抗战部分也有变化。“蒋介石对待抗战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通过说服劝解来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发动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一卷就写到了这样的看法，倒退十年五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汪朝光说，1980年以前写绥远抗战，一定会写这是傅作义排除了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之后做出的举动，“现在我们的认识是，这场战役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支持。”

近史所研究员严如平当年负责写“人物传”中的蒋介石。这次修订，他新增了蒋介石对苏联的看法，“蒋介石到苏联去，看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反感。”

去掉“小人之心”的揣度，为“反面人物”摘帽子，也是这次民国史修订的工作。严如平删掉了“投机家、冒险家”的表述。“以前资本家为家乡做建设，往往我们会说他为了笼络人心，当年对杜月笙的一些评价就是这样，这次也都尽量改过来。”

“大事记”改动的幅度最大。“以前中共的事情会排在前面，这次的标准是，影响大的事情才能上，谁影响大谁就排前面。”韩信夫说，“八路军打死十几个日本兵，以前会列一条，这次删掉了。”

在民国史写作之初，学者们曾定下原则：民国史不是中共党史，尽量不写中共的事情。人物传一概排除收录中共的人物，大事记尽量少列中共的事情。

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界限，今天也被打破。历史学者杨天石在第六卷里，仍然用相当篇幅写了中共的五大。“如果不写中共五大，不写陈独秀，就没法解释后来两党分裂的一些情形。当然，我不会在陈独秀前面加上‘右倾机会主义’。”

“有些人还说你们要搞两个中国呢！”

把中共历史排除在外，受民国史研究早期时势所限。

民国史写作计划始于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要修民国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后又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找到了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长李新。

不写、少写中共，是李新的决策。黄道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如果把中共历史纳入，可能对民国史写作有很大影响。“需要花大量的笔墨去写中共，这个很难处理，干脆只写国民党。”

参与者们认为，这正是研究主持者李新的高明之处。李新是中共党史界权威，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新曾形容，党史是个堡垒，攻不动，搞民国史就是打外围战、迂回战。

不过事实证明，外围战也不好打。近史所的荣孟元1957年就提出修民国史，结果被打成右派。时隔14年后，虽然周恩来对民国史研究作出指示，因为没有正式文件，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李新领衔的近史所给上级打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报告很快获得批复。

研究最初的成果是“民国人物传”第一辑，当时为稳妥起见，只在内部发行。耿云志写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当过上海总办，有学问又有管理能力，很受汪精卫赏识。耿拿到地质所去征求意见，一个老前辈说，“怎么可以给丁文江写传记呢，他是反动派啊！”

严如平最初的任务是写“1927年大事记”。“这一年重大敏感的事件很多。表述和研究受党史的影响很大。比如说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

韩信夫还记得，“1938年大事记”初稿来了，他一看就觉得不行，完全是革命史的腔调。“国民党的报纸不查，都是查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台儿庄大战影响那么大，却没有写。”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张玉法说，当年他看了大陆写的民国人物传后，发现离学术有相当距离，“不怪近史所，当时的政治环境是那样”。

受制于时代和政治氛围的局限，研究者们最初的写作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只要革命就是对的，研究历史就要歌颂革命、总结革命经验。耿云志开始写立宪派时，眼力所及，全是批判性的小册子，“各省谘议局开会的记录，以前都没人看过”。

主持人李新努力矫正传统的思维。他希望在民国史研究中建立一种扎根材料、平实公允的新学风，一种有别于当时主流的史学研究态度。

杨天石至今受此影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他写作时用了一段毛泽东语录：中国人为什么要革清朝的命，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李新把这句删了，认为讲道理不需要靠领袖权威。

写“蒋介石传”的严如平，对李新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对蒋介石的评价，不要老是毛泽东、周恩来怎么说，如果能写胡汉民、冯玉祥怎么说，可能更有力量。”

1975年，民国史研究突生杂音，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据李新学生、近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回忆，当时李新坚决拒绝：我们当初写了报告，是中央确认的，谁要求下马，请给个书面解释，如果只是口头的，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在政治压力下，民国史写作坚持了下来。陈铁健记得，1981年民国史第一卷出版，1983年春节，李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社科院副研究员以上的团拜会上见到时任中宣部长邓力群。邓对他说，“民国史我看了，写的不错，有些人还说你们要搞两个中国呢。”

在政治气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国史研究者们如履薄冰。张宪文说，他当时一手研究民国史，一手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万一来了怎么办？党史不能放，不然没饭吃了。”

党史、革命史和民国史的鸿沟，至今依然存在。黄道炫说，他几年前写的“论攘外必先安内”的文章，在民国史界得到好评。评职称时，他把文章作为代表作拿出来，有党史专家觉得存在政治问题。

转折点：抗战胜利40周年

民国史从1981年出第一卷之后，进展缓慢。台湾学界一直在关注。

在台湾学者蒋永敬看来，北洋政府之前的历史，写得很客观，有的部分甚至比台湾的研究水准还高。不过，“越往后写，越多涉及国共两党问题，感觉就不那么客观了”。

到90年代，写作步调开始变慢。汪朝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期停滞，跟90年代的学术环境有关。“集体项目对大家没有吸引力，很多学者都愿意搞自己的研究。”

更多的参与者认为，民国史写作计划的拉长，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档案的开放、官方历史观发生变化，关系更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的档案全部开放，90年代苏联解体后，大量的苏共档案解密，令大陆学者如获至宝。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2002年去台湾，想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时的有关资料，“人家就给我调出来了，7页纸，毛笔字的原件，这放在我们这里是特别珍贵的历史文献。”

自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后，官方对国民党评价出现明显松动。据杨天石回忆，当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要搞展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说，展览不能光提新四军、八路军，要把国民党加进去，还提出在卢沟桥建一个抗战纪念馆。此后，抗战史的研究就发展较好，但期间也有反复，一位领导就曾质疑：“国民党是正面战场，难道我们共产党是反面战场？”

辛亥革命的定调，也经历了缓慢的变化。金以林说，民国史前两卷还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了1996年中共十五大明确讲是民族民主革命，十五大报告征求各省意见时，还有人问：中央为什么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了？

黄道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高层对一些问题的敏感度也在下降，同时民国史的研究确认的一些事实，对于党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推动。

“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互骂共匪、蒋匪，现在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中央领导打电话去祝贺，称呼对方是‘贵党’。这不仅反映了历史的变化，也反映了历史观的变化。”杨天石说。

“想颠覆以往研究，不容易”

尽管金以林三番五次地说明这次出版不是官方修史，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台湾记者在电话中开口就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汪朝光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被登载在“国内政治”版，有朋友问，是否有某种用意？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共关系研究很多都不敏感，敏感的是国民党官员的评价，因为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后人还在，有些人可能还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比如“文革”和反右，他们对这些事很在意，这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他还提到，1961年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集，充斥批判性的语言，1978年后出的文史资料，对同样的人又有溢美之词，娶了三个老婆的，抽大烟，贪赃枉法勾心斗角，这些事又不能写了。“政治的影响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

“外界说我们有很大颠覆，其实只是吸收了之前的研究成果，要想颠覆，不太容易。”汪朝光说，“我们确实没受到任何干扰。不过作者处在这个时代，自我有一些设限，下笔的时候就有犹豫。”

与40年前相比，民国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但与现实政治关系依然密切。

“就抗战来说，我们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很大距离。”杨天石说。

韩信夫的遗憾是，没有把“国民党军”改成“国军”，“我们只能在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尊重事实”。

人物传没收入中共领导者，是几位参与者共同的遗憾。“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民国时期有分有合，董必武还跟宋子文一起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呢，怎么能够不上呢，这个说不过去。”韩信夫说。

对于大陆的民国史研究来说，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民众知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曾跟近史所联系过，“要么讲北洋军阀，要么讲宋氏三姐妹。”一位知情人透露。

杨天石曾经在“百家讲坛”讲过“戊戌变法”和慈禧太后，之后有人建议讲讲蒋介石，有关人士说，现在还不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