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打击“右派”

dandenong

【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打击“右派”

一九五七年，一个让中国知识份子刻骨铭心的年代。多少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知识份子，一代精英，满腔报国志，响应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在中共“言者无罪”、“绝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下，提意见、提建议，全是为了国家好。结果被打成右派，或被投入大牢，或被下放农村管制。官方说是五十五万，根据二零零五年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实际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打为“中右”。对反右，中共的结论是：“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这是一个让人不忍再提的话题。一场反右，一场无妄之灾，长达二十多年，毁掉了多少家庭，多少青年才俊！就在中共刚刚建政不过才七年，国家建设最需要知识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右派”中，知识份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不少单位甚至高达80%。据郭沫若一九五六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份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份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右派份子一人罹难，全家遭殃，家人所受之罪甚至还要甚于其本人。特别是年幼的子女，不得不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蔑视和欺侮，经历无尽的屈辱和苦难。长期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遥遥无期，没有希望，叫人心痛到麻木，不忍去想，不忍去说。

简举一例。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风大沙多，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只能养活四五百名劳改人员，但一九五七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结果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右派们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包括已死的右派尸体，方圆几里内寸草不留，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当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但傅作义无法相信他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二零零零年七月，作家杨显惠以夹边沟故事为原型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一篇，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哭倒在地，把杂志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读不下去！

有一本专集叫《往事微痕》，记叙了反右运动给这些右派子女带来的悲惨命运。一个叫尹华春的谈到，他父亲张绍尧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忍痛和丈夫离婚，这样可以堵住别人的嘴巴，保护自己和孩子”。但她又一再嘱咐子女：“一定要找到父亲，重建完整的家。”他们不知道，张绍尧早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就因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而死去，抛尸荒郊，骸骨无存。后来，子女们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父亲丧命的地方，二零零七年，七个兄弟姐妹一起到沈阳凌源县哈巴气村的荒野，祭奠父亲。七个子女七篇祭文，椎心泣血，倾吐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控诉反右运动的极端罪恶。其中一篇祭文说：“我们虽被压到生活的最底层，但在我们的伟大母亲、你亲爱的妻子的教育呵护下，除了二姐英年早逝，其余的七个儿女全部响当当地立足于天地之间！”

多年后，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学语文教师如是说：“本想给共产党当条狗，没想到叫它当狼打了。”一位叫徐瑗的右派子女说：当她在一九七九年看到父亲的改正结论，了解了父亲当年的所谓“八大罪状”时，“我不禁仰天长叹——原来我有这样一位有胆识、有睿智的父亲！原来反右运动是如此荒唐而残暴地迫害忠良！”

那么，右派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被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储安平吧。他在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文章里，如是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份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虽然直言不讳，但一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光明日报》的总编，他会冒推翻中共之大不韪吗？储安平是中共显示其反右正确的一个例证，他的右派结论到现在也未改变，是五个国家级未平反的右派之一。那么，从他的言论看，储安平错在哪里了？只能说错在他说实话了。

反右之外，储安平还曾经如此批评过国民党政府：“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这一切，不正是今天中共治下的真实写照吗？

另一位五个不予平凡的大右派之一的时任中央民盟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如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这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浙江平湖县干部）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罗隆基）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原上草》)这出自五十多年前的北京大学学生对中共的评价，今天看来不是十分清醒、极其中肯吗？！

在那扭曲荒唐的时代，所谓右派不一定就是有什么“右”的言论、“右”的表现。有一个单位被分了一个右派指标，必须落实到人头。大家在一起开会，主题很明确，任务也很简单，但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无论领导怎么动员，大家就是不说话。领导也有妙算，不说话就不散会，反正我得完成任务。终于，一个倒霉蛋坚持不住跑了趟厕所。等他回来，会散了，会场上空无一人，领导面无表情的通知他，大家都同意你是右派。二十多年后，终于熬到平反，他去落实政策。可管事的告诉他，没有他的档案，他没有右派言论，不存在平反！

打右给人带来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不仅是肉体上，更是精神上的。山东省有个会书法的省委书记叫舒同，曾创造了“舒同体”，上世纪九十年代其家乡江西省东乡县派人北上济南去找山东省委，要在济南给舒同办书法展。消息传开，一群老人齐聚山东省委门前，群情激奋，坚决反对，最后书法展只好流产。为什么？原来一九五七年正是舒同主政山东，山东是打右的重灾区，单是一个菏泽地区的右派就超过了相邻的河南省的总和！

对于反右，包括党内党外的太多的人表示不理解，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九五七年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当有人悲愤的指出这个中共建政来最大的群体冤案是阴谋时，毛泽东得意的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还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史界称秦皇暴政如狼似虎，他却自称超过秦皇一百倍。这就是直到今天还被一些人认可的所谓“伟大领袖毛主席”！活脱脱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形象。学者唐德刚在《新中国三十年》中，把毛泽东定义为上下五千年最大的屠夫，“桀纣不如，其实大跃进也好，都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

打右对人的精神人格的扭曲无以复加。束星北是中国最著名的天才物理教授之一，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浙江大学时最敬重的老师。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鸣放”中，束星北响应中共的号召，作过著名的在中国必须具备“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的演说，因此被打成右派。在长期的思想改造中，这位中国物理界的天才写了许多检讨和认罪书，痛批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甚至还写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申请长期洗涮（刷）茅房》！

打右毁掉的不仅仅是人才，更是中国知识份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性和敢说真话的良知与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才是最要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份子整体被阉。从此，“家事、国事、天下事”，皆不能管；“风声、雨声、读书声”，尽管入耳。从此，中国失去了讲真话的氛围，人们被逼着学说假话，假、大、空开始在全国泛滥，直到“大跃进”的登峰造极。

二零零七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山东、成都、新疆等十几个省市（区）的近千名存世的右派老人，以真名集体上书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但共产党未作任何回应。党内主持正义的元老胡启立先后两次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彻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结论；二零零六年，中共六中全会前夕，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钱伟长、丁石孙、吴阶平、孙起孟、董寅初等知名人士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纠正对反右运动的政治结论，对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健在人士，对因家庭父母亲属被划为右派份子而在政治上、精神上、工作上等受到牵连的人士及其亲属，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质上的补偿。但是，标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的江胡两任都拒不接受。

关于“反右”，邓小平“文革”后讲了三句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份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小平不仅是总书记，更是反右派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所以为了证明当年的反右是正确的，只是被严重扩大化了，全国留了96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其中包括五个中央级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以中共承认的55万右派来算，96个不改正的只占总数的不到1%。退一步说，即使有意留下的1%算你中共搞对了，难道你就为了这不到1%的对，把另外的99.9%都错打吗？这不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吗？从1%扩大到99%，有这么扩大的吗？99.9%都错了，你还说没有错，天下有这等道理吗？！而且，反右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共产党给与他们的不应是什么改正，而应该是彻底的平反！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