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身上集中了传统文化全部美德(组图)

FRANKSTON

（元）赵孟頫 诸葛亮

不可否认，诸葛亮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是就其在政治、军事上的建树来说，历史上能与其相侔甚至超越者并不乏人。而他之所以被历史的大潮推上神圣的彼岸，名播天下，誉满古今，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其谜底就是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这种理想人格，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睿智卓越的处事能力，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


勉县武侯墓大殿内诸葛亮像

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

诸葛亮所处的历史环境，正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战乱不已、社会动乱的黑暗时代。当时的儒林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虚伪者。在这类人身上，毫无人格可言，也不存在着任何正确的价值取向。第二类是消极遁世者。这类人目睹社会的黑暗现状，不胜愤慨和悲哀。可是又认为自己无法改变这一现实，于是就试图躲开这一切，以不与肮脏事物同流合污为自己的人生追求。面对社会和人生，他们软弱地阖上双眼，而忘却了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三类，是一群有其志而无其才的狷介儒士。他们既不像礼教异化者那样的虚伪卑鄙，也不像消极遁世者那样的委曲求全。而是试图拯救社会，恢复纲常。可惜的是他们思想僵化，才能不逮，仅富有善良的愿望，而无卓越的匡世济民本领，终究不能有大的作为。虽有可敬佩的价值取向，却无能力实现自己的初衷。

反观诸葛亮，则与上述三类人有本质的不同。他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的，他的理想追求是明确的，他实现价值取向的途径是可行的，因此他的人格是完美的。

他的积极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入世”态度。尽管他早年曾隐居隆中，躬耕田亩，自己也曾表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这不过是其等待时机，以求一显身手的过渡。从本质上说他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他以“管仲、乐毅自比”，就是证明。因为以管仲、乐毅自比，表明他始终没有忘怀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始终没有终老山林的打算，而是希望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有朝一日走向社会、施展才能。就像当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一代霸业；乐毅辅佐燕昭王破齐兴燕，扬名天下。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规范下，诸葛亮早年在形式上虽有一段隐居躬耕的经历，但实质上却一直留心观察当时社会的变化，了解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故一旦遇上明主，就能提出《隆中对》这样高屋建瓴的战略指导方针，并“遂许先帝以驱驰”。而一旦投身于现实政治，又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认准目标，义无反顾奋斗到底。

诸葛亮的积极价值取向，其次还表现为他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能达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做到“入世”并不难，儒林虚伪者是入世的，可他们所汲汲牟取的仅是一己之私利；曹操也是“入世”的，可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准则，却令人齿冷。诸葛亮却完全不同，他入世的宗旨是安邦定国、匡世济民，是出于公心，而非满足私欲。虽说其具体追求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但贯穿于其一生实践活动和理论构筑的红线，却是儒学的民本理想精神。其目的就是要达到“仁者无敌”，使普天下民众“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境界，从而扫平群雄，一统天下，拯民于水火之中。这种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永恒的魅力，它既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心理渴求，又符合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同。而诸葛亮本人也因此受到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尊崇，被视为理想人格的光辉象征。


睿智卓越的处事能力

在诸葛亮身上，高尚志向和卓越才能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他具备杰出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应变能力。审时度势、通权达变、驾驭全局、关照细节是他处事接物方面的主要特征。“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正是对他才能的最好写照。正由于诸葛亮具备着这一基本素质，他才成为大家心目中一致公认的智慧化身、天才代称。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称道他为“天下奇才”。

这里我仅想通过对诸葛亮天才军事艺术的透视，来展示其处事待物的风采襟度。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才，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后代有些人受这种说法的影响，认为诸葛亮长于政略而短于军事，其实这纯属误解。

平心而论，和其政治能力一样，诸葛亮的军事才华也非常突出。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具有洞察全局、预见胜负的战略眼光。诸葛亮军事谋略最高明之处，在于他重视对天下形势的观察和分析，善于从复杂纷乱的现象中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洞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策略步骤。其次，诸葛亮具有因情制敌、指挥若定的用兵天分。他善于根据《隆中对》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步骤来决定展开军事行动的时机、规模、方向，实施高明的作战部署；他善于将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心结合起来，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他善于料敌察机，乘隙蹈虚，通过迅速猛烈的行动，打开局面，奠定胜利。

历史青睐有志者，人们敬仰栋梁材。青史上留下诸葛亮伟岸的身影，人心中树起诸葛亮巍峨的丰碑，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们心灵深处，伟大的理想家与卓越的实践者，在诸葛亮身上是和谐统一的，诸葛亮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是不可替代的。


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

诸葛亮之所以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身上充沛着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人格力量。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理想追求与实际事物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诸葛亮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浩叹，正道出了诸葛亮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平心而论，诸葛亮预定的追求目标，本来就是遥远而很难企及的。他所辅佐的刘备集团，势力弱小，根基薄弱，要从无立锥之地发展壮大为混同天下的局面，虽有可能，但却并无必然。《隆中对》中所提出的“跨有荆、益”两州的设想，在实际中很难真正行得通。因为荆州地处中枢，利之攸关，势必成为吴蜀双方相争的焦点，蜀汉要在保有荆州的前提下，维持与东吴的联盟关系，几乎是一厢情愿。而一旦失去荆州，北伐中原、完成统一也就丧失了胜利的充分条件。更何况即使在两州同时出兵发动钳形攻势的情况下，也需要先具备“天下有变”的条件，而“天下有变”又恰恰是一个最难确定的变数。所以，尽管有种种客观因素加速了荆州之失事件的过早发生，但从根本上说，吴蜀联盟的破裂乃是时间上的迟早问题，而已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蜀汉要长期保有荆州，也是可能性甚微的。

一旦“委弃荆州，退入边蜀”，诸葛亮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复存在了。因为巴蜀毕竟是一隅之地，这就决定了蜀汉的人力、物力处于劣势。用张俨《默记》的话说，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这一点诸葛亮本人也是非常清醒的：“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其主要对手曹魏，却占有压倒性优势，“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真可谓是“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所面临的敌方统帅恰恰又是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客观形势的不利和所遇对手的强悍，使得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之举只开花不结果，“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然而诸葛亮人格的伟大，恰恰在于他勇于向悲剧性命运挑战，决不向困难和绝望低头，集中体现了不计成败、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舍生求义、临危不惧、虽死不悔的道德情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为此他“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为几无希望的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前途而努力。一息尚存，进取不止。在悲剧冲突中完善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诸葛亮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是和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吻合一致的，正是这种根深柢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规范了后世人们的理想追求，注入了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诸葛亮知难而进的人生态度，渊源于这种历时弥久、生机盎然的文化传统，而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实践，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文化传统。人们热爱他、崇敬他，既是出于对他匡世济民价值取向的肯定和睿智卓越处事能力的钦仰，更是对他知难而进、不计成败人格力量的敬慕。

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

诸葛亮成为千百载来无可替代的理想人格象征，其个人品德的高风亮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诸葛亮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政治人物的全部美德，堪称为封建社会中的道德楷模、精神偶像。大致而言，诸葛亮的懿范美德集中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忠君爱国，矢志不渝。诸葛亮作为一代名臣，一生忠贞爱国，志在匡复汉室，吊抚黎元，矢志不渝尽忠于刘备父子。他曾明确表白自己的心迹，即自己一生的奋斗是出于对汉室的忠诚，对刘备父子的效命，无论是筹划三分，还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其动机都是“报先帝”、“忠陛下”。所以，尽管在个别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刘备对诸葛亮宠信和作用似乎并未真正竭尽其才，仅仅让他承担一些“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足食足兵”之类的后勤保障工作，两人关系也似乎并未真正进入鱼水相契的境界。但是却从未见诸葛亮有丝毫的怨嗟之意，而是毫无条件地服从大局，勤勤恳恳地奋发进取。由此可见，在诸葛亮身上，忠君与爱国是高度统一的，公心和私德是融会一体的。这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疑要受到后人的推崇和仰慕。

严于律己，淡泊廉洁。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也表现为他严于律己，光明磊落。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父子，先后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丞相等要职，可谓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尤其是在辅佐刘禅期间，他是蜀汉政权实际上的领导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是诸葛亮却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始终严于律己，为人表率。他谦虚谨慎，虚怀若谷，“集众思，广忠益”，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正己而后教人，从不文过饰非，推诿搪塞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他要求属下敢于进谏，勤攻己阙，“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他清心寡欲，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洁身自好，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为自己添置财产，做到“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至“志决身歼军务劳”之日，全部的家产仅为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临终前又遗命薄葬：“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清廉自奉、忠心为国的道德情操，作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丞相，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正是由于诸葛亮在各方面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大家树立了道德的楷模，才造成了蜀国上下政通人和、官清吏廉、精诚团结、励精图治的良好风尚和兴旺景象，与此同时也凸显了诸葛亮独特的人格魅力。

兼容博采，融会贯通。诸葛亮懿范美德的又一个重要内涵，是他重视读书学习，善于博采众家之长，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处事应变能力。具体地说，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前提下，兼容博采其他学派的长处，致力于沟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既有所侧重，又照顾全面。在他的身上，儒家的德治仁政原则、道家的豁达人生态度、法家的法治思想、名家的辨名析理观念、墨家的献身精神、阴阳家的变化理论、纵横家的外交才干、兵家的尚智本色，得到了天衣无缝的融会贯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具备博大的胸怀，超越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博采兼容的文化精神，同样是构成诸葛亮理想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诸葛亮一生的历史活动，表现了忠诚、勤勉、开明、务实、智慧、坚定、高尚、博大。这些美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理想人格的风范，因而能超越时空，万古长青。因此，他作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得到整个民族的普遍认同，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赞扬，而且也深受普通民众的敬仰和爱戴。今天，社会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价值取向也有了新的特色和追求，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诸葛亮的高大形象将永远留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人们将从他身上理解智慧的内涵，认识奋斗的意义，进而去开创更为美好的生活。从这一点上说，诸葛亮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