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與死：我與鄭念

HARRISON

來源;開放
作者;張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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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記錄文革悲劇的名著《上海生與死》作者鄭念女士離世已兩年。本文寄託和她有二十年書信往來的一位晚輩的深情懷念。

[color="Blue"] ●  《上海生與死》作者鄭念（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本刊資料）

初識鄭念。今年十一月二日，鄭念女士離世兩年了。書桌上是一疊二十年間她給我的英文e-mail和中文書信。她一生經歷中的歡樂與悲傷，榮耀與冤屈，成就與磨難，加上她個性中與生俱來的細膩兼大度，溫和兼剛強，譜寫了她異乎尋常的傳奇人生。重讀她這些真誠熱情又深沉凝重的文字，斯人雖去，音容宛在，往事漸次如潮湧來。

　　相信大多數認識鄭念的人是通過閱讀她的唯一英文自述箸作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與死》，筆者也如斯。當年我已身在悉尼，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時代週刊（澳洲版）摘載該書章節。讀後我不勝訝異，她書中所述的地點，背景，正是我上海家居週遭的環境。筆者故居上海徐匯區太原路，鄭念寓所在烏魯木齊南路，相距不過五分鐘單車車程。文革中她遭六年半冤獄，受盡酷刑折磨出獄後，被逐出家門，恰又被安置在太原路四十五弄一號（俗稱「外國弄堂」）監視居住，與我家更是巷首巷尾。對她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當年坊間略有所聞，主要是她獨生愛女鄭梅平被害，在南京路「上海體育界造反司令部」九樓墜樓慘死的事。但在那個年代，打死人，害死人的事天天有，誰人能深究？何處去探求？

　　讀了時代週刊節錄後，又讀原作，觸動舊事，黯然神傷，澳洲時代週刊的編輯幫我聯繫上了鄭念。其時她已年逾古稀，我是小字輩，純屬忘年交。之後我們能保持了二十多年的書信往還，思量下來，都是因為鄭念待人真誠，和我們對暴政都有相同的體認。

[color="Blue"]絕無僅有的外資中產之家

　　若非那場荒誕暴戾的文化大革命，鄭念多半還是在她那狹小的金字塔裡生活，她夫君鄭康祺先生一九五七年罹患癌症去世後，她繼之在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任職，住在小樓深院中，只有不大的親朋社交圈子，偶而會看到她在路上散步，見到陌生人，她總會禮貌友善地一笑。在鄭念的書中曾寫到，共產黨佔領後的偌大一個上海，也許只有十來戶人家還能像她家一樣，繼續保留 「解放」前的生活方式，此言不虛。這也多半因她身為當年絕無僅有的外資公司僱員的特殊背景。而殼牌石油公司在共產中國，也是碩果僅存。鄭念一家便得以游離在政治運動之外，從未受到衝擊。甚至鄰里對鄭念也知之甚少。

　　從徐匯區太原路南端，向北步行二、三百米，抵達永康路口，右手就是市二女中（前身務本女中）。當年鄭念的獨生女鄭梅平就讀於此。鄭念為人低調，不張揚。但鄰家同校姐妹們對鄭梅平卻耳熟能詳。那時市二女中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不在少數，大多穿戴亮麗，唯獨鄭梅平出奇地樸素平易，她經常一身白襯衣，藍褲子，北京布鞋。是品學兼優，積極上進的好學生，也是學生幹部，很受老師器重和同學愛戴，給人開朗健康質樸的印象。

　　孰料幾年後，這樣一個涉世不深的單純青年，在鄭念被誣陷繫獄後不久，竟被共產黨革命造反派活生生摧殘迫害慘死。鄭念被囚在看守所六年半，受盡毒打酷刑和折磨，寧死不屈。暗無天日中，她並不知女兒已死，支持她在黑牢裡堅強活下去的信念是定要平反並與愛女重逢的強烈願望。所以，當她出獄後得知女兒已慘死，無異於晴天霹靂，痛不欲生。後來，痛定思痛，逃出生天後，她將國恨家仇，盡付筆墨之中。 《上海生與死》英文版在國外出版後，引起轟動，那年我回上海，曾去外灘十六鋪碼頭一帶流連，默誦著她書中尾聲的如下段落，體會一個被自己祖國的政權摧殘迫害，落得家破人亡，淒惶出走的年近古稀老人悲涼絕望的心境。她寫道：

　　「......細雨瞬間成了傾盆大雨，伴隨著電閃雷鳴。我既無雨衣也無雨傘，急切蹣跚地登上濕滑的過道，行李上滴落著雨水。......船起錨了，先溯江而上調轉船頭，透過迷濛的雨簾，我瞥見了殼牌公司大樓和我昔日辦公室的窗子，往事真如虛假的夢。船加快了航速，馳過黃浦江最後一段航道。抵近長江入海口時，風暴停了，幾束陽光透過薄簿的雲層照射下來。平生多次我從上海由海路出國，誠如此次一樣，站在甲板上任憑江風吹拂我的頭髮，目送著中國的海岸線隱退，從來沒有一次令我像此刻那樣感到悲哀。正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應丈夫囑咐，將梅平從香港帶回了上海。我相信，梅平慘死的駭人悲劇，是在歷史的非常時刻因我們作出了留在中國這一致命決定而造成的直接後果。因此，我為自己竟是生還者而深深負疚。我但願是梅平站在這甲板上離開，去謀求她的新生。畢竟，自然法則理應是老者死幼者生，而非顛倒逆轉。我還深深感到悲哀，因為我將永久離開我出生的故國。這真是萬念俱灰的最後一刻。蒼天可鑒，我曾經如何竭盡對祖國真誠。但是我全然失敗了，罪不在我。」

　　作者痛心疾首，讀者肝腸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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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信函直述一生歷程

　　有人把鄭念形容成名媛，鄭念固然是出生名門的大家閨秀，不過名媛成就不了鄭念。她是中國早期愛國海歸的典型，她是事業女性，又是賢妻良母，是巾幗不讓鬚眉的強者。雖然她常執拗地說：「Let the past rest.」 但二○○五年，她九十壽辰後，我在她華盛頓家中拜會，回悉尼後，她回覆了長達十頁的中文信給我，詳述了她前半生的經歷。限於篇幅，我僅能忠實地錄下原信片斷，從中人們多少可以瞭解在那個時代，鄭念作為一位中國女性的思想脈絡與人生軌跡：

　　「......。從高中，清華大學，到英國留學，我的先生都是靠獎學金。如果那時我們在國內，我的父母是不會同意我與他結婚。中國駐倫敦的大使也說 『雖然門不當，戶不對，但康祺是一個好人，又努力，會有前途的。』 我們在拿到學位後即在英國結婚。我們結婚後一個星期即乘法國郵輪經越南回國。在那船上有五十多名中國學生來自歐洲各國，多數是學成歸國，也有一些人是放棄學業的。

　　中國一九三七年因日軍從東三省進軍北京，中日戰爭已經開始。學生中有的人與家人已失去聯繫，有的要加入抗日戰爭。從越南我們到昆明，在昆明我們買不到飛機票，最後我先生的清華教授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給他弄到一張飛機票，由他先去重慶，我則與國際紅十字會的一對美國夫婦及一位丹麥醫生乘國際紅十字會的卡車走了三天三夜抵達重慶。那三天三夜我們沒洗過臉，夜裡睡在農民（山上）的泥地上。每到一特定的村莊，農民給我們燒一鍋飯，炒幾個雞蛋，加上我們帶著的乾糧，算是一頓飯。國際紅十字會在這些村子都埋有汽油，第二天卡車加油後即再上路。

　　後來我曾把這個經歷寫了一篇報導寄給英國一份報紙，獲得一些稿費。我的先生很快的加入外交部工作任新聞科科長，每隔一天開記者招待會，他為政府發言人。那時每天有日本飛機從漢口順著長江到重慶轟炸。重慶沒有高射炮，但有很深的山洞，人都到山洞裡躲避，有時在山洞裡呆八、九個小時，出來一看城市變成了火城，木房子都成了灰燼。許多人沒有入防空洞亦被燒死。

　　一九四○年政府要政府官員的家屬到農村居住，丈夫每月給假期到農村探望。我那時沒有孩子，不願獨自到村子裡閒住，即再到英國。

　　歐洲大戰開始後又到美國。中國政府給我的任務是宣傳抗日，我從紐約到加州一路到各大學演講，一共在美國住了三個月。那時胡適任中國大使，還曾在大使館招待我。回到重慶後，中國即與澳大利亞建立外交關係。徐謨次長派為首任大使，他選我先生任一等秘書，與他一同到Canberra (堪培拉)，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二月即發生日本轟炸珍珠港事件，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在Canberra住了七年之久，梅平是一九四二年在Canberra出生的。雖然那是戰爭年代，我們在Canberra的生活是很愉快的。」......

　　鄭念生前曾多次說及，澳洲七年是她一生最快樂的日子，我完全能理解。《上海生與死》一書譯成幾十種文字在全球暢銷後，世界各地邀她去演講的請柬紛至沓來。她聲情並茂的泣血演講，令聽者無不動容。九十年代初，她曾應邀來澳洲演講，期間她曾專程去堪培拉的故居造訪，舊情舊事，物是人非，不勝唏噓。後來她告訴我，那年她和鄭康祺先生在後園一起手植的兩棵小樹，已長成枝葉繁茂的大樹，對她應是一絲精神上的慰籍。

[color="Blue"]二○○五年華盛頓寓所拜會鄭念

　　二○○五年三月七日下午，在鄭念華盛頓寓所我拜會了她。雖然她年過九十，滿頭銀絲，但一如既往，依然儀容端莊，服飾典雅。近二十年的書信和相片往還與共同的話題，使我們沒有客套話和疏離感。歷盡人間滄桑，九十高壽的她，思路清晰，身材筆挺，我暗自詫異。她對我說，其實，六年半共產黨的牢獄，她受盡拷打和嚴刑逼供，幾次瀕臨死亡，落下了一身病，全身關節整天都在疼痛，如果彎腰屈背，會感到少痛些，不過她不願為減痛而有失形象。這就是鄭念。

　　客廳裡放著她一家三口早年的合照。我小心不提鄭梅平的事，誰知她很平靜地從梅平說開了。當年她出獄後得知梅平慘死的噩耗，幾乎崩潰，終日以淚洗面，痛不欲生，後來她冷靜下來，想女兒沉冤未雪，自己怎能不明不白地死去？於是，她每天早起，恢復生活規律，清晨從太原路出發，沿汾陽路上淮海路，一路步行到襄陽公園，跟那兒晨運的退休工人學會打太極拳，以此來強身。又私人教授學生英文作為排遣，直至她離開上海傷心地。她說出國後，寫完了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覺得出了一口氣。我想，她後來多年在世界各地的演講，對她來說也是減壓與釋放。通過她的英文著作和演講，全世界初次瞭解到鐵幕後毛共文化大革命的醜陋和慘況。

　　鄭念說：「現在想起梅平我已不再那麼悲傷，畢竟我也已經接近生命的暮年。」也許如英諺所說： 「Time cures all things.」（時間醫治一切）然而傷病固可治，傷痛豈能忘？她帶我看了她的書房，牆上掛著早年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先生手書的岳飛《滿江紅》詞：「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我相信，鄭念晚年的心中常常湧動著這些沸騰的文字。

　　三小時的會面敘談，很快過去。告別時， 她堅持要送我到樓下。在樓下大堂，管理人員為我們合照，我握著她的手，能感到她手腕上纍纍的疤痕，那是她在牢獄中被刑訊逼供，特製加重方形手銬連日連夜反銬，致使皮開肉爛，膿血感染，直至昏死過去後留下的印記。我感到一陣酸楚。

　　九十歲後鄭念又去過一次香港，不過她終究不再踏足大陸。考慮到她年事已高，聽覺漸差，但又固執地對任何人來信必定作回覆，在她最後幾年，我每月只簡單送一個問候的電郵，囑她不要勞神回覆。她卻幾次寫道：「志強，你送來訊息，我總會回覆的，假如哪天你收不到我的回覆，那就是我已經去了，你不要難受，放棄就是。我已經活得太久了。」

　　二○○九年十一月二日，鄭念走了，帶走了她個人的苦難，也帶走了一個時代。我確實沒有為之太難受，畢竟他們一家已別離太久。三人的骨灰都已先後灑入江海大洋中。我甚至多少有些寬慰，因為終於她全家的靈魂能夠在大洋交匯的某處會合，一起升入天堂，在主的懷中安息了。

　　鄭念一家的悲劇落幕了，但是，只要極權專制的政權依然存在，中國大地上的悲劇還將繼續上演，只是劇情和版本不同而已。

二○一一年十月六日於悉尼

電郵：Victor 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