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章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作者尹曙生（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
1950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规劝老师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党悟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被抓起来了。也几个老师过不了关，上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尼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中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的许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一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
1961 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公安部《1958 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 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 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 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 年2 月率先提出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开展“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1958年4 月9 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
从1958 年到1960 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 年到1957 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 年逮捕犯罪嫌疑人 8000 多人，而 1958 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 4.5 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 万多人；到1960 年，3 年共逮捕17.3 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生产队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 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 3 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 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 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 人，占总数16 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 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 1959 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 1.8 万人，笔迹鉴定3000 人，秘密搜查4000 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 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 1 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
青海省 1958—1960 年三年中就逮捕了 63064 人，占这三年全省平均人口244 万的2.6%，等于1949 年至1957 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 人的3.3 倍。其中，1958 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 40602 人。随着“大跃进” 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 年底、1959 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 1959 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 年的 10 万多人一下子降到 8115 人。青海省1959 年逮捕4345 人，只有1958 年的1/9。1960 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评论，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 18177 人。安徽省又逮捕了 5 万多人。逮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叛乱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普遍的做法。逮捕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搞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 800 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 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1958 年7 月1 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 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 名干部，组成12 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 名。其中社会上1075 名，机关77 名。”
一个不到10 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象。1959 年、1960 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 年4 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 多人已经有40 多人饿死。他的70 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 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 只羊换了 800 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 5 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 名社员饿死51 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 7 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9 岁多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 多人，现在只剩下50 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 3 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 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 1958 年至 1960 年饿死 20984 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 面的5721 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 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
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 人，饿死601 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 492 户、1623 人，被收容的孤儿 867 名。就是这个县，发 生人吃人案件33 起，被吃46 人。其中煮吃尸体38 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 8 人，被害小孩 5 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三年间逮捕2680 人，管制1091 人，劳教、集训1915 人，被判刑罚的2966 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 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 729 人。1960 年 8 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 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 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 人。 |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1-11 11:32:41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