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骨之城 ——长春包围战真相

FRANKSTON

应该知道辽沈战役中有一个“长春围困战”吧？这一仗早在辽沈战役之前就打响了。我们对于一场战争的了解，往往就是凭借几个数字，如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歼敌和缴获武器的数字等等。看了军旅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也许会知道战争的另外一个侧面，比如平民百姓在战争中付出怎样的代价。

　　那时守长春的是郑洞国的10万人马，郑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都是威名赫赫的抗战名将。长春显然是一块硬骨头，四野要想强攻，肯定要付出巨大代价。这样的事，共军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干的，于是就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自然，共军也有本钱这样做。那时四野主力都南下打锦州、沈阳了，围攻长春的共军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队和民兵，但论人数却是长春守军的2、3倍，老郑因此也不敢贸然突围。于是，在长春形成了僵持局面。

　　围城也就罢了，但共军的做法却是罕见的——不准一个老百姓出城。目的很明显，就是迫使百姓把城内粮食耗光，使长春守军粮尽而降。于是，长春遭受了整整五个月的围困。围困前，居民有50万，解围后只剩了17万。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老百姓被饿死了15万，这个数字显然是缩水的。即使如此。王震王胡子听说这个姓张的小子把长春之战的真相曝了光，还是气得雷霆震怒。而国民党战犯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老百姓65万，这个数字又有些夸大其辞。显然，应该在30万左右。

　　长春被围初期，老郑还心存幻想，没有估计到南线战事一败涂地，还想打持久战，提出了“人人种地，日日练兵”的口号。但长春城内即使都种上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收上粮食，但7月底就断粮了。50万张嘴，成了守军的沉重负担。7月下旬，蒋介石电令郑洞国，让他疏散长春的老百姓。

　　但出城的老百姓怎么也没想到，共军拒绝他们出城。事实上，早在 6月28日，四野第一兵团政委萧华就下令“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9月9日，四野四巨头“林罗刘谭”给毛发电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出城的饥民成群地跪共军面前央求放行，但共军坚决不答应。许多人有的还把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拿根绳子就在共军岗哨前上吊自杀。有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软了，也跪倒在地陪饥民一起痛哭，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

　　由于共军严禁老百姓出城，早已断粮的长春，变成一座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送到口中。再没有别的吃的，就是等死，或者人吃人了。段克文在《战犯回忆》说，一天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蜂拥抢购。段克文带人去查看，卖的竟然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去毙了。但杀了一个杀不了俩，人吃人还再蔓延。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回忆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人，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退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狗已经被人吃光了。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积极分子想入党，于是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倒地而死。但也有人只是被饿昏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但上哪找这样的米汤呢？国军的粮食也吃完了。国军能够做的，也仅仅是组织收尸队，24小时在马路上捡尸首。一边把尸体往车上扔，一边说“喂狗”。那时狗都吃人，长得膘肥体壮，而人再吃狗。

　　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门口，路边，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骨头架子。时值盛夏，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绿头蝇，蛆虫也是成片成片的。城外的共军说，最怕刮风，一刮风，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头昏脑涨。

　　长春解围后，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象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第二年春天，凡是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对于这样的历史，我们不想多说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祈愿我中华，永世不要再遭遇这样的灾难了。



1948年的国共长春围城惨剧。

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国共两党内斗比之中国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FRANKSTON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李素娥说∶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说∶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刘悌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说∶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国共两党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林彪根本不是对手。于是林彪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中国的长春公民，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

　　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中国公民，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解放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解放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

　　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新中国”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人之短，喜欢听扩大对手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解放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如果我们把代表解放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

　　“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300000”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雪白血红中在三大战役时围困长春到底死了多少人

　　长春围城是指发生在中国国共内战期间的长春围困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事件。

　　1948年，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政府军控制的长春城实行围困，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长春围城历时五个月。造成大批城内平民因饥饿而死亡。全城700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吃光。

　　在围城的初始阶段，国军曾限制居民外出，但后因城中发生饥荒，随对居民放行，并限制其返回。其间也发生国军士兵抢夺居民粮食的现象。对企图逃出长春求生的平民，共军开始曾进行搜查审问后放行，但后来采取了围阻“捆绑”以及射杀的行动。大批饥民被迫滞留在两军控制的环城中间地带，其间遍布腐烂的饿死民众的尸体。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证实，围城期间包围圈中曾发生食人悲剧。围城最后以国民党军投降而告终。

　　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左右（包括围城前从周围地区逃至长春以躲避战乱的难民）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饿死居民的人数，目前尚无确切统计。作家解放军中校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分别引用时任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称“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和国民党《中央日報》战后的报道称城外“尸骨不下十五万具”；日本媒体的估计为二十至三十万人（战前滞留长春的日本人约3千，据说其中很多战后被饿死）。1975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

　　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在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其军队为“解放”长春而采取的行动是正义和积极的，造成饥民死亡是次要的，在中共官方宣传口径中，有“兵不血刃取长春”之说；而很多非国共人士及国际舆论则认为，长春围城是二十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

　　这是我们国民十分惨烈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