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让我们多灾多难

FRANKSTON

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发表获奖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 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还有我们的大跃进，可以说发起大跃进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那不仅是无知，而是无耻的。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 就是在那么多的国家、世界人口比重高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 那些人深信不疑。我们仔细想一下，老子所讲的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来自于经济学家，包括兰格在论证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时候，他用的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模式。新古典经济学有好多的假设本身被当做一个现实，所以被认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击败了反对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经济，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我想问一下，iPad没生产出来的，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 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 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

　　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神奇在什么地方呢? 按照生产价值计算? 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计算。

　　政府也深信这一点，买了大型计算机，在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研究人员，全部的投入产出数据统计出来，算出投入产出表。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改革这个价格了。大家知道一直计算不出来，即使计算出来也没人相信它。这是我当时看到的基本情况。

　　对我来讲，价格怎么靠计算出来呢? 这是我当时的反应，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 我的基本结论是说，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价格。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于温度计，即使定的时候温度是合适的，今天室外零下八度，定完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是不变化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要真正解决中国价格问题，无论大调和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 通过双轨制的方式。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我要放，但是我不可能一下子都放。当时形成一个历史情况，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全部放开，这就是双轨。接下来的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搞完这个以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兴奋的，这篇文章应该在1984年4月21日写的，84年6月发表在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专家建议内部刊物上，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方面。

　　今天也是这样的问题。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 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 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 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如果市场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 可能死那么多人?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我并没有认为美国就是最理想的市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 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垄断的思想，就会助长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作者简介：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2006年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2002年至今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