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官员不同“低调”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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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杰博客

官员要保证安全，必须低调低调再低调，但这种“低调”却未必是百姓之福。人民是国家权利的来源，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对百姓负责、为百姓服务的官员，而不是位子坐得稳、升得快的官员

近来，美国官员所表现出的许多“低调”行为在我们当中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和讨论。从奥巴马低调访华到骆家辉低调履新，美国官员们这样的行为处事方式得到了不少人的欣赏和推崇。

其实，在中国官员当中也盛行一种低调之风，这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所强调的处事哲学。有道是“枪打出头鸟”，低调行事方可明哲保身，而言行“张扬”，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比如，在微博测试之初，中国的官员中仅有时任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一人开博，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全国人民的唾沫、口水和谩骂，甚至一度险些封博。伍皓之事怕是让很多深谙为官之道的官员们更加坚定了低调为官的原则，言行处事更加谨慎小心起来，尤其是在信息四通八达的网络世界里，官员们则更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官员的这种“低调”行为似乎又很难让我们产生好感，那么，中国官员的“低调”与美国官员的“低调”相比，差异究竟在哪里呢?

美国官员缘何低调

事实上，高级官员平民化的行事风格在西方是十分常见的，他们的这种行事低调、平民化的作风深受其官场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官场文化的形成可以说与其官员的选举制度息息相关。从广义上来说，美国的公务员可以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种，政务官由某一区域的公民直接选举或由其行政长官任命，并随政党共进退;而事务官则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任期与政党无关。这一制度是在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中确立的，这样的区分主要是为了改变过去“政党分肥”制存在的弊端，同时也是为了配合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该法案的颁布奠定了美国文官制度的基础。

在美国，政务官主要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长官、内阁成员等，如总统、各州州长、各部首长等，这些人与政党在大选中共进退，随着某政党的上台而上台，随着其下台而下台，实行任期制。政务官代表的是一个执政党，而执政党又是由公民投票所选出的，他们的任何行动、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公民代表机关的批准，所以公民的支持与否将直接关系到这些政务官员的政治生命，广大民众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因此他们必须代表民众的利益，对民众负责，甚至有时还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他们，塑造亲民的形象。

而事务官则是除政务官之外的公务人员，他们通常是经由公务员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不实行任期制而实行聘任制。根据《彭德尔顿法》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事务官是要求政治中立的，即他们与政府只是单纯的雇佣关系，只负责合法决策的具体执行，而不受政务官的领导，且任期也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这就使得事务官们真正脱离了政党的控制。

美国的公务员，英文叫做public servant，意即公仆，由此便可窥知，所谓的官员在美国不过是一群由纳税人养活的代政者而已，官员们深知政府的各项开支和自己的收入来源均是来自纳税人的缴税，因此他们是为公众服务的，除了其自身职务决定的职责和权限外，根本没有任何特权可言。

美国现行的、以公民选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再加之美国社会强大的媒体和舆论监督力量，使得官员们常常会面临着来自公众的压力和质询，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对选民和纳税人负责的官场文化。由此，美国官员的低调不如说是在强大文化影响下所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行为习惯。

中国官员缘何低调

中国官员的“低调”行为与美国官员的低调行为相比则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所谓“枪打出头鸟”，“高调”地行事无疑会将众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头上，如此张扬，风险太大，谁能保证自己能丝毫不出差错，不被领导和群众逮个正着呢?甚至某些“低调”的官员在其“清廉”的外表下却恰恰隐藏着腐败，比如因为人低调、生活俭朴而曾经“广受好评”的山西临汾煤管局局长杨吉春，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获罪入狱。这不仅让人心生感慨，看来官员“低调” 也未见得就一定是好事，“低调”下暗藏的腐败更是危害严重，需要我们加以警惕。

中国官员这种“低调”作风的形成，固然是受到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与中国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公务员法》将公务员分为领导职和非领导职。领导职，即所谓的党政领导干部，他们的选拔任用机制有着其自身的特色。中国的干部管理强调党管干部，按照正常的程序，干部的提拔任用须经过民主推荐、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党委集体讨论后，按干部管理权限上报、上级组织部门进一步考察、提请党委讨论审批等多个环节最终确定。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流程却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在一些地方，民主推荐成了领导推荐，组织考察变成“走过场”，集体决定也成了“一把手”的个人“独裁”。虽然非领导职公务员在中国也多是通过考试录用的，与美国事务官的选拔类似，但在他们的考核、晋升方面始终没有摆脱浓厚的上级干预的色彩。

干部选用过程中民众参与的缺失导致一些地方形成了一种 “别样”的官场文化：官员们纷纷忙着讨好上级领导，而在工作方面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出“乱子”就好，对老百姓的关注和诉求更是无暇顾及。尤其是在信息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了防止一不小心“身败名裂”，“低调行事”便成为了官员们保护自己不被抓住把柄的一种手段。

从官员低调现象观中国干部用人机制的完善

官员“低调”并非好事，同样，官员的“高调”有时也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利用博客、微博这一平台，与网友在线交流，回应民众关注的问题，“高调”地将自己的言行置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虽然他也曾因以前上传的一张下属为自己打伞的照片而饱受诟病，但他不以为意，始终写博不倦。若不是有对公众负责的一片诚意，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样的“高调”难道不值得我们支持吗?

官员要保证安全，必须低调低调再低调，但这种“低调”却未必是百姓之福。人民是国家权利的来源，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对百姓负责、为百姓服务的官员，而不是位子坐得稳、升得快的官员。

如前所述，用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官场文化。因此，为了一种对人们负责的官场文化的形成，国家需要在完善中国领导干部的选用机制上下点功夫，使官员习惯性地对民众负责，而不只是单纯地“看领导的眼色”。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原因，像美国那样举行全民式的直接选举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在选用领导干部时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民主，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推荐和考核领导干部，扩大公众对官员的监督渠道等。在官员选用的过程中增加百姓的话语权，使官员们能够真正地对老百姓负起责任来，从而自觉地向公众汇报工作，积极地回应公众的需求，提高与公众对话的能力，并敢于接受公众的监督。用制度的变革推动文化的发展，逐步推进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良好官场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