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35年的毛灵堂大火 694人亡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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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生感到气喘不上来，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有火烟往肺里、喉咙里呛。他蹲下去了，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头上，挡住了滴落下来的沥青，他已经清晰听到了屋顶上木头发出了辟啪的响声，他预感到整个房顶就要塌落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凉气从下面袭来。抬起头来，发现北门靠下面的那块门，被外面的农场副业队排长等人角砍土墁砸开一个大洞。几个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张雷生立刻来了力量，他顾不上门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从门洞里钻了出去……

农场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拎着桶端着盆来救火。但此时，人们根本无法靠近火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南大门上的人们活活被火烧死。

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

没有电，四处都是黑乎乎的。人们谁也不敢贸然进入礼堂的废墟之中，尽管此时，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透过烧毁的屋架，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直到这时，人们才彻底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生还了。男人和女人们大放悲声。凄凉的哭喊，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传得很遥远的还有电波。19日凌晨，恶性火灾事故的消息便传到县、地区、州和自治区，直至北京。

北京，烧伤病专家们急驶机场。

南京，由国务院抽调的1100张人造皮肤和医疗专家们，搭乘伊尔－18型客机紧急起飞。

地区工业局，也紧急调运了100m3圆木，连夜加工成板材，运往农场。天亮以后，第一批解放军官兵乘卡车赶到，开始清理现场。

处在最上面的一层尸体，头颅几乎全部被烧没了，肢体残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许多尸体已烧得粘连在一起。墙壁上，多处留下了人形痕迹。整个礼堂，狰狞恐怖。

汽车运来了白布。每个尸体2m，扯一块，包裹一具尸体，然后用汽车运到学校的礼堂里，一排一排地编号，等待人们认领。后来礼堂里摆不下了，就放到教室里，甚至连课桌上也摆了尸体。

死难的悲痛波及到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尸体清理完了以后的几天，失火的礼堂废墟里，夜夜都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号，凄惨之极。

痛彻周身的悲恸，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防火意识的淡漠，无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礼堂，不具备任何消防设施，屋顶的沥青自燃点为375℃，而有助燃时，仅为175℃，况且屋顶是全木制结构的。据事后调查，汽油发电机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时也在礼堂中，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而消防车还远在80km以外。等消防车匆匆赶来时，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

人们的麻痹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机。就连花圈已经起火的时候，礼堂里大多数人都以为烧不死人。这玩笑开得太大了一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自己的麻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当时，包括农场的领导在内，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有一位领导，当自己的孩子跑回来报警时，他竟还不愿相信，怒斥孩子“滚出去”。

1977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这次火灾事故的指示中指出：“这场火灾，表面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里的领导思想麻痹，不负责任，制度松弛，组织涣散。平时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导致小灾酿成大灾。”

假如当时放映人员按规定在露天场演电影，而不是擅自转移场地，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假如当那几个小孩子在场内燃放鞭炮时，立即被严厉制止，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假如早有防火预案，一发生火灾能够有效组织人员疏散，损失会小得多……遗憾的是，这些善意的假设，已无法换回那694条生命。

那个放火的小男孩张广辉，在火刚燃起来时，就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他很聪明，趁着前面的人们尚未惊醒之前，他已冲出了门外。后来，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区批准对他实施劳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养所。解教后，去了广东。

放映组长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个月，1979年地区批复，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听说他去了湖北。

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农场领导们，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调离了农场。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作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上级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对他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这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

当时马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赶到火灾发生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一些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和愤怒，便将怒气撒在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以及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领导身上。但实际上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为了稳定群众情绪，2月底，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决定，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

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情绪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2．18”火灾墓葬集中地，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穴里扒出来示众。得知此事后，马骥立即赶到现场，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

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周政夫和你们一样，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难道周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如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如果你们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们，咱们再也不能死一个人了……”

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马骥说：“既然组织上将重担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满意。”

在 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老革命，每一次听到“2．18”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马骥说：“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可怜呀！”

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他们心里难受，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30多年过去了，但只要一谈及此事，马骥仍热泪盈眶，“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谁不难受！”

由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当时，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闹事者”抓起来。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他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几乎都疯了。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和理解他们？

马骥认为，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措施宁右勿左。最终，在马骥的反对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

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马骥认为，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

事实证明，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痛苦渐渐得以缓解。

1978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基本处理完“2．18”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一次。

马骥说，他很想回去，但又不愿回去，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
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
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wnh2007

和，一首：六十余年泪满腮，沦陷区里沁血海；邪党祸国殃民事，十二亿民恸地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