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三年“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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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2月13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 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 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三年“大饥荒”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的三年，是中国百姓永远的痛。在和平时期，饿死民众四千万。二零零五年九月，中共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正式内部在厅局级以上干部中公布了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数据：一九五九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一九六零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市区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的资料计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累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5,496万人。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主编杨继绳，在其历经十五年调查研究，二零零八年五月出版于香港的八十万字专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中确认：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千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两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过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杨继绳在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二零一零年七月，香港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克，历经长达三年的档案调查完成的英文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在英美同时推出。他认为死亡数字是4,500万。对于数字的来历，冯克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时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千万到3,200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千万加50%就是4,500万。”而且，冯克首次提出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冯克在书中说，只是在河南信阳，死亡人数就超过100万，“67,000人是被砖头砸死的。”他并指出，不仅毛要负责，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要为这起巨大的灾难负责。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那个一路强制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不可能发生。”六十年代曾任英国驻华大使、中国文革的见证人之一《中国：世界里的狼？》的作者乔治•华尔顿在书评中说：冯克的“编年体《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发表之后，没有人再能为时髦的‘毛主义’找到任何藉口。”

中共一直欺骗世人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死人的帐记在老天身上。可是查遍各地《县志》及气象记录，那三年并无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祸根其实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家都响应号召为了超英赶美去大炼钢铁了，几乎村村都炼钢，连中南海的院子里都建起了小高炉。且不说那种荒唐之极愚蠢颟顸之极的炼钢能炼出些什么东西，只说那年粮食“多”的不得了，亩产万斤都是少的，十万斤都不稀罕，甚至有几十万斤的。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九月一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文章，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其它如“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头，足够吃半年”等等荒诞不经的大话，充斥中华大地，人皆习以为常。人大胆，地高产，人都昏了头，能吹也不要紧，可怕的是地里的庄稼没人收，上边还照着你上报的亩产万斤收缴公粮，一点都不含糊。结果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作为收成收上去了。对此，庐山会议被错误处理、深入农村考查的彭德怀看到后，焦急的以诗疾呼：“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结果不出彭德怀所料，农民没有粮食吃，只好吃野草、树皮、观音土，野草、树皮吃完了就吃人。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食人案件）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份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

一九五八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一九六一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一九五八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三日，青海省公安厅在给省委《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中也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人相食案件，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河南信阳地区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哀求父亲不要吃她，好给他搂草、做饭，也没有挡住她那被饿疯了的父亲。民兵受命持枪把住路口，禁止饥民流动。只有旧社会才要饭，伟大的社会主义不能要饭，谁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是阶级敌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讨饭的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年长的农民回忆起往年饥荒时地主开仓放粮的情景，渴望着还能看到这一幕，可是至死也没有盼到有谁放粮赈灾。面对随处可见的饿殍，当时极左的安徽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还感慨：多好的人民啊，宁可饿死也不抢国库的粮食。其实，这个理反过来就是：多好的人民政府啊，眼睁睁地看着人民饿死，也不开仓赈济。

也有几个特例。安徽省有个省委副书记叫张凯帆。一九五九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下乡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是一个大县，140万人口。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大为震惊，良心难安，毅然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余下的50万百姓。可是张却为此被省委书记曾希圣抓了起来。毛泽东听说后，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张被判了20年。曾希圣坚决“跟党走” 饿死700万人，民愤极大，应该被枪毙。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路线，被毛保了下来。而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因为没有跟党保持一致，却成为共产党迫害的对象。

还有一个山西省河曲县县委书记刘毅，反毛之道而行之，救了全县百姓。他擅放国库粮，给全县农民补自留地粮，还想方设法向上级要粮。没有高产卫星，没有禁止农民开荒，河曲县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2%。但刘却因此被整肃，一九六一年六月被撤职，同年十月被中共中央通报全国。还有四川重庆市的长寿县因放粮救人，也整出个大饥荒“开仓放粮”案。

在三年大饥荒问题上，中共还卑鄙地愚弄国人说是苏联逼债，把粮食都出口顶债了。实际上不仅没有这回事，中共还置自己百姓的生命于不顾，把中国人的救命粮送给非洲的一些小国家，收买它们，让它们替自己在联合国鼓噪，好为中共争一个合法的席位。

在太多的中国人连树叶都吃不上的时候，毛泽东吃些什么呢？旅英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特别是武昌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 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

死了那么多人，毛泽东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时，曾就核战争发过一番宏论：“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端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千万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毛泽东为何能说出这种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对毛泽东来说，死亡多少人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所以，大饥荒后，对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上千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也有人不相信饿死那么多人，认为是反毛派的杜撰。《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是举世公认的权威书籍。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版的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1，翻译成中文就是《2001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在该书第185页有这么一段文字：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China.译成中文就是：饿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在中国大约有4千万人死于饥饿。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显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三千八百万人。廖盖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他在《炎黄春秋》二零零零年第三期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千万人。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人民网邀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做客强国论坛，以“客观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谈到六十年代的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的问题时，石仲泉如是说：“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我们领导也认可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事。”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如是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一九六零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死亡979.3万。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李井泉依然执行毛的要求，因此加上这两年的死亡人数，四川大约死亡1,250万。

在死亡的人中，还有不少人是被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报告中谈到：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秋灾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省信阳地委上报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现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阳辖内的遂平县碴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死亡达30%左右。该地区在‘反瞒产’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县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动手打人。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将‘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在一个公社主持‘反瞒产’时，一天内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中共向来是设法掩盖罪恶，它还会去夸大自己的罪恶吗？

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作家陈秉安前后历时22年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披露了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一九六二年的“五月大逃亡”，即有5万多人外逃香港，以致广东当局不得不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阻挡遣返逃港人员。而逃港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以及政治上的迫害。此外，在新疆，一九六二年也发生一次性6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原因也是饥饿，为了不被饿死。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 会议期间，曾在家乡亲眼目睹严重灾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避重就轻有限度地说了部份实话：“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这么几句话，让毛泽东恼恨在心。会议结束后，在整理自己的口头报告时，良心未泯的刘少奇情绪激动的表示：“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错误为止。

为饿死人的事，刘少奇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曾与毛相争，“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此之前，刘少奇已开始反思党内的专制之风，后来在中共“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早由王稼祥率先提出，他在延安时期推而广之的提法。这一切都让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毛泽东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也有极左的拥毛派，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挟怨报复美化成路线斗争，而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着《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披露，毛泽东在就“四清”问题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曾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中共元老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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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出于正义与良知，对这场完全人为、不该发生的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的正视，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成了十年“文革”的肇因。毛泽东出于一己之私，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终于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把堂堂的国家主席拉下马来，打入死牢，就此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十年浩劫。

关于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是中共最大的政绩工程。围绕三峡的纷争一直不断。三峡工程有五大主要问题：防洪、生态影响、地质灾害、移民以及经费投入。三峡工程的主要作用是防洪，但外界却不清楚三峡的防洪作用实际是有限的。作为主上派的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曾在一次与三峡管委会副主任郭树言的谈话中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这样谈到，“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钱正英）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该谈话后被整理成“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记录”，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二零一零年三月答《了望》周刊记者问时也承认：“三峡工程防洪作用是有限的，只能控制上游来水，来减轻下游压力。而且只能把荆江河段防洪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真要是一八七零年洪水再发生，它也不能完全保证免去下游的灾害。”

关于生态影响。江河中任何一处筑坝对流域生态的破坏和物种的灭绝，都是不可逆转的。一九八七年，中国科学院专家组经详细论证后提交的《长江三峡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证报告》基本结论是弊大于利。一九九二年召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预审会时，中科院专家曾就三峡水库建设的利弊孰大孰小与长江委展开争论。多年后，曾参与会议的长江委人士透露，当时长江委的意见是：如果没有防洪功能，三峡工程弊大于利，有防洪功能就是利大于弊。三峡蓄水后，江水由动态变为静态，水质已在恶化，这也是世界银行不肯贷款的原因之一。

二零零三年十月《中国水运报》发表的《长江污染“上吐下泻”如此怪圈亟须打破》一文中写道：“三峡总公司枢纽管理部副主任冯飞鹏告诉笔者，今年以来，他们打捞漂浮到大坝前的垃圾就达50多万立方米，花费800多万元”。“大坝蓄水期间，垃圾越聚越多，形成了一道道积厚达一米多的板块，板块上不仅可以走人，放辆汽车也沉不下去。”“租用两艘动力为2640马力的拖轮清理垃圾，每月租金就达100多万元。”为了治理坝前漂浮物，国家甚至需要专门规划修建近200个垃圾处理厂。据《湖北日报》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三日报导：“400亿！2001年，新世纪最大的环保工程落户三峡库区……。”垃圾可以花钱打捞，花钱处理，鱼类物种及其它生物物种的灭绝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关于地质灾害。据工程最初的设计，将在移民费用中拿出6亿元，专门用于地质灾害防治，但截至二零零六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上升到120亿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家组组长刘广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已查明在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2490处。”这比先前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关于崩塌滑坡问题结论报告所说的404处已经多了6倍。

而二零一零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市委移民工委书记谭栖伟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库区隐患点已高达10,792处，这比可行性报告高出27倍！三峡水库近90%在重庆境内，二零零九年中国科协年会在重庆召开时，有专家披露，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一千八百多起，绝大部份发生在重庆境内，其中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重庆居全国首位。这不是三峡工程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的四川、重庆大旱，二零一零年的西南地区百年不遇的大旱，谁敢肯定与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没有关系？同时，大坝建起后，实际上抬高了上游的洪水位，进一步加重了川江地区的水灾威胁。另有一点，远古时代长江并非滚滚向东流，而是向西流。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长江才转而向东。长江在三峡地域之所以能够冲破高山的阻挡，形成著名的大河峡谷地貌，就是因为这里的岩层最为破碎、软弱。三峡地域的这一地质特点，对于地学科学工作者来说，并非秘密，也非新发现，但是当权者就是不管不顾，执意要上。

三峡的移民问题。在说服人大代表通过决议时说是113万人，但现在变成了400万人，远超几倍。很多外迁移民因土地、生活习惯及其它社会问题无法融入迁入地，纷纷回流，导致不少社会问题发生，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关于三峡的经费投入，一直不清。一九八九年，金融专家本来已经算出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不会少于5900亿，到一九九二年造势迫人大通过时，说是570亿。获得通过之后，立刻长到750亿，不过三年，又长到960亿和1,200亿。到了一九九七年，内部终于承认6千亿元，与工程的反对派10年前的计算接近。到了21世纪，工程已经发电、有了收入之后，总投资变成了1,300亿（有时候也说1,800亿）；原先说的三峡工程三大项目：枢纽工程（大坝、电站、船闸等）、输电和移民，变成两项，输变电给刨出去了。究竟需要花多少钱，可以说，是个无底洞，总也填不满。仅是一个强化环境保护费投入，国务院已规划安排了393亿元资金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这个数字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另外，重庆市也安排了98.2亿元，用于水污染治理。这仅是地质灾害治理，移民方面还将投入多少？谁也不知道。

长江委二零零八年一份《三峡水库可持续综合利用规划研究报告》称，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后三峡”至少还要中央财政拿出近1千亿。而实际上，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国务院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涉及资金1,238亿元。这个一人造孽，举国买单的吸钱工程，在工程建设已告结束的情况下，仍然在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从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三峡基金变脸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为期10年，其用途包括“解决三峡工程后续问题”。

有公民要求国家财政部公开三峡工程建设资金，遭到拒绝；要求法院判决财政部依法公布，法院不予受理。有记者要求采访国家财政部、三峡集团总公司等关于三峡建设资金情况，均遭拒绝。至今，三峡工程实现发电收入每年200多亿元，但并不属于中国百姓，也不属于国务院。三峡工程所有的水轮发电机已经私有化，属于长江水利股份有限公司。那些三峡主上派，相关部委、各级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持有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也就是说，解决问题靠全民，实现收入归个人。这就是三峡工程的实质。三峡工程从开工起就一直攀附在社会肌体上诈取民膏，究竟何时完了，谁也不知道，可以说，大坝不倒共产党不完就会一直吸下去。

以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黄万里为代表的反对派，一直反对修建三峡大坝。黄万里先生更是以其多年的江河治理经验，死谏三峡工程不能上马，认为是“祸国殃民的工程”，曾预言“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他曾六次上书最高当局，三次直接致信江泽民，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始终没人理他。黄万里曾于一九五七年，激烈反对在三门峡筑坝，但没有人听。结果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搬家多达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像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二零零零年四月，黄万里以89岁高龄且身处癌症晚期，致信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陈说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也未见回音；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临终时，还念叨：“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工程决议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时，只发给人大代表支持上马的宣传材料，不发论证过程中的不同意见；施工工期长达20年，工程投资却按静态计算，不考虑银行贷款利率、通货膨胀和归还期等因素，这在世界大工程中独一无二。特别是动态投资比静态投资大出好几倍，让代表审议时，却不将这个数字一并公布。实际是哄骗代表不负责任的投糊涂票。不少了解内情明白真相的代表知道，三峡工程纯粹是江泽民好大喜功、图谋青史留名的形象工程。一个业务问题不让专家决定，却让不懂水利的人大代表表决，这分明是中共在找替罪羊，为自己留一手，要嫁祸于人大代表，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谋一件合法外衣，因而不愿被利用。

表决之前，台湾归来的农业和环境专家、人大常委黄顺兴依程序登记，要求大会发言，却一直“排不上”。四月三日表决当天，无论怎么举手，主持大会的万里就是不叫他。忍无可忍之际，他从位子上站起来，准备读出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突然全场扩音系统遭关闭。黄顺兴愤而退席以示抗议，并在人民大会堂外召开记者会，对全国人大的这一做法表示正式抗议。在此之前，一九九二年三月份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黄顺兴曾对《三峡议案》的完全不符合民主程序大声抗议。同年九月，中共在全面压制反对意见之后，强行付诸表决。本次人大会议，黄顺兴根据议事规则，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三峡议案》作为重大议案重新考虑。黄顺兴的提案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但是会议主席完全不理睬这一合法的投票结果，拒绝给黄顺兴发言权。最后2,633人投票，仅有1,767票赞成，有177票明确反对，664票弃权，另有25人没有按表决器，勉强通过，是全国人大有史以来所有通过的议案中得票率最低的一个。致使赞成的人当中，不排除许多人是盲目投票。

按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接受《了望》周刊记者采访时的说法，“赞成的人多，不可否认有人对工程本身并不太了解，单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抱着只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主张就拥护的想法”。真正反对的肯定远远不止上述数字。真正的三峡工程根本就是一个通不过的项目。

三峡工程人大会议上被通过，有江泽民的直接功劳。江泽民坐上总书记的位子才20多天，就急乎乎的外出考察，第一个地点就是三峡坝址。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会议担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三峡工程时，可能会出现赞成票不足半数的局面。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就三峡工程进行动员。实际就是干预“两会”。三月十八日，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江泽民亲自召集“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针对三峡工程讲了两个多小时。告诉委员和代表们，党中央和他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两会”党员代表、以及委员，同党中央在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历经两次论证，均遭反建人士质疑，如论证领导小组成员12人，全部是主张上马的水电部副部长和总工程师，明显是“自我论证”；审查人员又几乎是论证的原班人马，显然是“自我审查”。重新论证时请了20位特邀顾问和412位专家，但就是不让黄万里参加。为什么容不下一个黄万里？为什么不敢给他半个小时？反对意见那么高，不明情况那么多，14个专项论证报告，有5个报告专家组不签字，超过三分之一，还能强行上马，全世界也只有无法无天的中共才能干得出来，也只有天不怕、地不怕，不负责任的中共才敢干。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主体完工。已耗资上千亿元，号称打破一百多项吉尼斯世界记录，举行庆祝仪式时，却只有建设单位和相关方面的专家代表出席，连大坝所在地湖北省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中共高层更是无一到场，当年摇旗呐喊的头面人物也无一露脸。整个仪式仅有8分钟就草草收场，连敲锣放鞭算起来花费不过几百元！一个世界级的大项目的场面，连一个小县城的招商引资项目都赶不上。吹了那么长时间，这么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事怎么反倒不吹了呢？在牵扯到个人身名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是从来不糊涂的。谁都不想去承担历史责任，谁都不愿做历史的罪人。

在大学念水利的胡锦涛主政后一次也没去过三峡工程的工地。在大学念地质的温家宝上任时，按理应同时接任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却在两个多月后才就任此职，更是早早于二零零八年就把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交给了副总理李克强。而且任职以来，温家宝只去过三峡库区两次，两次主要是关注移民问题。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问题逐渐呈现后，中共高层更是只有副总理曾培炎一人去过三峡工程，参加三峡水库船闸通航的庆典，而曾培炎三峡之行虽然担的是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职责，而实际不过是出于与江泽民的个人关系，使三峡工程不至于过于冷场过于难看而已。

二零一零年七月，仅相当于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通过三峡大坝，中共上下着实捏了一把汗。为以防万一，准备退路，喉舌又开始在舆论上造势，“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大坝上”的声音开始频频见诸于媒体。而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新华社就豪气干云，发出题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稿件。之后，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新华社发出题为《三峡大坝二零一零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稿件。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华网发出《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稿件。直到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央视网发稿称，“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从万年、千年、百年，到“能力有限”，三峡大坝的防洪作用就这么没了。不难看出，喉舌新华社声音的日渐式微与一直以来吹嘘的大坝的巨大防洪作用之间自相矛盾。究竟是喉舌新华社在忽悠欺骗百姓，还是三峡大坝实际的防洪作用有限，两者必居其一。

这还不算，二零一一年春，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旱，三峡工程却出现洪季开闸、旱季蓄水，加剧自然灾变的逆调节。对此，下游省份怨言颇多。江西省甚至上书中央，认为干旱跟三峡大坝有着直接的关系，并提出要修建鄱阳湖大坝，以减抵三峡大坝的不良影响。

李鹏卸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关于三峡问题的回忆录《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该书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他专门拿出一部份向读者介绍写书的意图。他特别提到，“在这里，我特别怀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是他们提出了建设三峡的设想，并主持了初期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作出了重大决策。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

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继我之后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吴邦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还有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同志，对三峡工程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峡工程的设想是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决策是邓小平；决定是江泽民；实施是朱镕基。他干什么去了？找不到。说他在推卸责任应该不为过吧？不出事可以说是在表示谦虚，万一出了事，足可以拿出来挡一挡。写书本是为了立传，但必要时也可以立此为据。所以说，说共产党是为了人民是糊涂至极！

六十年来，从“为人民服务”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哪个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哪个是真正为了人民？又有哪个是真正为百姓做事呢？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照壁上就是“为人民服务”，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名字就叫《求是》，它的所谓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但中共什么时候“实事求是”过？三峡工程中共强奸民意，强行通过，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专家组组长沈国舫仍宣称：“在所有大工程里面，三峡工程经过最民主的决策过程，是决策民主化的一个典范。”中共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但中共什么时候为人民群众着想过，什么时候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各地频发的矿难死人，全球第一，是管不了，还是根本就不管？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半年内职工频频跳楼自杀，直到多达11名才开始装装样子，做做调查。共产党漠视百姓生命到此等地步！中国百姓在中共眼里不过是奴工、牲口、数字而已。所以说，中共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的独裁统治，它的经济发展也好，其它发展也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这一点。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般的可悲了。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