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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飞博客
【前言：官媒“历史上的今天”纪念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公开的，至于毛具体是在1968年几月几日手谕或口谕这道圣旨的，不得而知。其实，1968年秋，“知青上山下乡”已成高潮。我是1968年8月“被下乡”的。1978年10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历时10年之久的“恶招邪策”，方才寿终。必须区别清楚的是，文革前安排“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与文革中逼迫（遣送）“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是性质目的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安置就业之策，后者是“卸磨杀驴”的诡计。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纪念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的灾难屈辱，悼念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亡灵，今天，特将此前公开发表的拙作《短命的“万岁”》在此重新发表。】
“万岁”者，乃皇权专制社会最高独裁者的“专利”，臣民觐见，必须五体投地，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到了现代文明时代，“万岁”逐渐演变为一种恭敬词和欢呼语，意在祝愿其生命或价值，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手埒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算来老夫年逾“耳顺”，也曾享受过“万岁”的殊荣，不禁讪笑，也未白来世间走一遭。只是吾辈“万岁”之待遇，转瞬即逝，太过短命。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就这么吊诡，刚才还被吆喝“万岁”，过不了多久，就“万”化为“零”，成了“无岁”，沦为“阶下囚”，从九霄摔到了深渊。正可谓“世事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这个的“万岁”，不是“我”，而是我们那倒霉的一代人，历时仅仅两年，也许不到两年，就成了落架的“凤凰”。往事并非如烟，我们那荒唐的“万岁”年月虽已过去40多年，至今每一忆起，仍如昨天，无限感慨，无限懊恨，无限悲哀，无限忏悔。
吾辈生太逢时，1966届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中最早一批戴上“红卫兵”袖章。遥想文革肇起，红卫兵被捧上了天，主流社会极端的盛赞和颂誉，让我们真真切切地享受着“万岁”的礼遇和荣光。1966年“5·16”通知（俗称文革动员令）颁布不久，北京就开始出现了红卫兵。为把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号召学生起来造反。由于运动之初，运动效果不符合毛泽东预设的目标----掀红色恐怖狂潮，冲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级各地的“代理人”----“走资派”，于是8月1日毛亲自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
烈的支持”；8月5日毛公开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将运动的大方向锁定为摧垮刘邓司令部；8月8日毛签发文革决定“十六条”，要求“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8月18日毛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表示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即“红司令”），在北京天安门城楼
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至11月26日，毛又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
7次，累计接见1300多万人次。此间，《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肉麻地吹捧：“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红卫兵的运动，真是好得很！”“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从此，红卫兵被捧上了“万岁”的“宝座”，开始享受着“万岁”的殊荣。
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被彻底地吹昏了头，理智尽丧，走火入魔，发誓效忠“红司令”，以“红司令”的急先锋骄横，不可一世，手持“红宝书”，狂吼“横扫一切”、“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串连（所到之处皆有官方接待站，衣食住行免费。我的一个同学天生超然，甘当“逍遥派”，个人连续串联8个多月，游遍了除西藏、港、澳、台外全国所有大中城市，还寄回家4件军用大衣）
，煽风点火，乱抄乱砸，乱揪乱斗，城市农村被全都鼓动起来了，工人农民被全都卷进来了，甚至一部分军队也被搅入其中，文革浩劫进入高潮，到处是无休无止的派仗和野蛮惨烈的武斗，全国“一锅粥”，不堪收拾。青年学生响应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号召，冲击各级当权派和学术权威，但始终都以帮派为准则，谁支持我对我有利，我就拥护谁；谁批评我于不利，我就打倒谁。他们一路“横冲直闯”，打倒了单位、县、地、省直至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头头脑脑，惟顶礼膜拜一尊至高无上的“红太阳”。虽然红卫兵人人都吆喝“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然而，却对毛收拾乱局、结束运动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地大造其反。
及至文化革命的目的达到时----刘邓司令部“土崩瓦解”，其方方面面的代理人悉数垮台，权力更迭大功告成，“革委会”普遍建立，如何容得红卫兵再大乱下去，是该翻脸不认人，铁腕大治，扯烂其“万岁”标签，给其戴“紧箍咒”的时候。于是运动的政策180度大转弯，所谓的革命小将由运动肇起时的“万岁”、“急先锋”，被彻底驱出政治舞台，沦落为“被整治”对象。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对红卫兵进行全面地管制和清理，集中“扫地出城”。1966年至1968年的高初中毕业生，除极少数进工厂、参军之外，其余几乎全部“被知青”，“上山下乡”（户粮关系强行转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年龄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年龄小的只有十四五岁，不到法定劳动年龄。从1968年秋起，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多达2000多万。其实，把红卫兵从城里“赶尽杀绝”，并没有刹住文革动乱，因为运动的主力早已为工农兵所取代，所以，红色风暴持续高潮迭起，武斗仍旧不断升级，直至1976年10月所谓的“红色司令部”灰飞烟灭，方始逐渐消停下来。
红卫兵小将终结了短命的“万岁”的荣耀，即开始了漫长的“贱民”的生涯。他们或被送往遥远的内蒙古、北大荒、海南岛、新疆、云南，或被下放到当地农场、乡村，在无限窘迫、艰辛、困厄的环境中接受“再教育”。而对他们履行“再教育”职责的人们，却是他们曾经的教育对象，他们曾给其宣讲过“造反有理”，曾向其煽过“风”点过“火”，曾对其传授过如何批斗……短命的“万岁”们，从经济计划保证供应的城市，流放到经济计划管不到的农村；从想入非非的魔幻梦境，跌落到贫瘠悲凉的异乡；从叱咤风云、把别人踩在脚下的“革命者”，沦落为被别人改造和驱役的对象……一切的躯体的磨难、生理的摧残、精神的屈辱，都必须适应、承受和迎合。每当我想起这些，就认为是报应，怪我们在文革中造孽太多，尽管我们是被欺骗、被教唆和被利用的，上帝刻意要把我们打入“再教育”的炼狱，赎罪还债。只是这“罪”赎得太凄惨，这“债”还得太漫长。那“战天斗地”的艰辛，那忍饥挨冻的苦楚，啥时候忆起，都会不寒而栗。
福建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1972年12月20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儿子在乡下当知青的生活情况：“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毛给李复信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时中央将李、毛往来信件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印发全党，可见短命的“万岁”们“上山下乡”的窘困艰辛的景况，主流社会是认可的。
更为残酷的是，相当数量的短命的女“万岁”们，在被“再教育”中惨遭蹂躏。农场、农村、建设兵团的干部凭借权势迫害女知青，利用招工、上学、入党、提干、病退回城等“关卡”，威逼女知青以胴体贞操作交换。我属幸运者，1968年9月下放，1972年2月提干回城，安排在公社做文书。我所在的公社就有5个女知青被干部强奸过，其中3人是在外公社被糟蹋后转过来的。当时国务院知青办曾通报多起典型案例，譬如，黑龙江建设兵团某团团长黄某、参谋长李某奸污、偎亵女知青数十人，有的被两人轮奸；浙江省某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祝某奸污、猥亵女知青16人。据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其中女知青约5000人，被揭发出来的奸污女知青案件203起，被强奸比例超过4%。若按4%比例来估算，全国女知青约850万人，被强奸者至少有34万人。究竟有多少女知青惨遭迫害？至今还是一个谜，官方没有搞过专门调查，也不可能公布这方面的信息。为遏制女知青被迫害现象，当时中央连续下发了多个文件，要求严惩迫害女知青行为，确实也有相当一批强奸女知青的建设兵团、农场和农村干部被判徒刑乃至被处极刑的，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致使迫害女知青的恶风有所收敛。
往事不堪回首，短命的“万岁”生涯，让我们这一代人欲哭无泪----何其纯稚，何其呆蠢，何其愚傻，何其可爱，何其可笑，何其可憎，何其可恶！老夫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思来想去，都是咎由自取，活该报应。但愿后来者，不再像我等这一代人，脑子多进水，甘愿喝“狼奶”，好哄，好骗，好驯服，而要饱学真知，自持主见，时刻问号高悬，管他是何方“尊圣”“大仙”，都不能轻信其蛊惑和教唆，免得自己被卖了还乐滋滋地替人家数钱，甚至被人喂了鸩毒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篇末仿毛泽东名句作结----现在却有那么一小撮人其中也不乏当年的短命“万岁”，居然昧着良心吆喝聒噪：“上山下乡，青春无悔”（不管其出于何种动机）----“不须放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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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3 19: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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