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危機與中國危機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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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

文 ◎ 謝田

歐元區的危機，在各國頻頻峰會之後，仍然沒有完全解決的跡象；而它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正在深化和展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任總裁拉加德警告說，全球經濟前景慘淡，沒有任何國家能從歐債危機中獨善其身。拉加德不是危言聳聽，她獨特的地位，讓她對各國的狀況有深入的瞭解，她不需要對任何政府的權力擔心，也不需要對任何元首負責，所以她的觀點，最能說明世界經濟整體的嚴重性。拉加德指出，各國如果依然堅持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將無可避免地再次襲來。從中美貿易對峙到其他國家的哀怨，世界各國所走的路，也恰恰是在堅持貿易保護主義。

歐元危機不是歐洲的事

歐元危機顯然不僅僅是歐洲人的事，美國、日本和中國的經濟，都與之有深刻的聯繫。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英國歷史學家西蒙．夏瑪（SimonSchama）說，不管這個世界的人們喜歡不喜歡，全人類現在都攪和在一起了；從歷史上看，全人類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宿命。地球雖然物質環境惡化，但從美國、中國到希臘、德國，從銀行家、打工仔到股票、債券持有者，我們全都被綁在一起了。人們沒辦法不去管別人、幫別人；讓任何一個人在水裡沉沒，其他人也游得不會好。

夏瑪認為，美國對歐洲共同體的可能崩裂，必須保持關注，美國的命運與歐洲息息相關。從路易十四時代開始，歐洲各國就必須在讓出部分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在貿易和經濟的損益方面放棄零和（zero-sum）遊戲的觀念。夏瑪發現，150年前的法國小說家雨果（VictorHugo）與二戰後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都描述了人們應該遠離戰場，而在市場上用貿易來爭戰的景象，各國應保持各自獨立的特質和個性，形成一個歐洲大家庭式的整體。雨果筆下的這個歐洲大家庭，叫「歐洲聯邦共和國」，因為君主立憲制下的各國王室無法停止長年不休的戰爭。

危機產生的異同

比較歐元區的危機與中國目前的危機，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相似之處和根本的差異。歐洲國家遇到的問題，包括各自為政、債臺高築、有統一貨幣但沒有統一財政。各國之間的差別，比如德國、英國等經濟強國和南歐諸國之間的差別，體現在前者發達的金融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和精密製造業，映襯著後者相對落後的各項產業。中國地區間的差別，也有相似之處。北京、上海及沿海省分的發達，與內陸省分的落後，差別也在於其金融、服務、高科技和製造業水平的高低不同。雖然中國近年來修了許多鐵路、公路和機場，但交通和物流的進步，並沒有像美國四十年代那樣，大修高速公路帶來經濟上的融合和地區差異的減低。區域內經濟的不平衡，在歐洲有自由貿易的體制和歐盟各國間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優勢來彌補；但在中國，雖然國內貿易可以自由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則受到各種各樣因素的限制，包括戶口、交通、農民工子弟的教育、社會福利缺失等令人遺憾的制約因素。

美國前總統裡根正確的說過，政府不能解決什麼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政府總是要顯得他們比較忙碌、在做什麼事情，不然政敵和在野黨會大肆攻擊。其實，政府改朝換代之後政策的改變，往往是回歸經濟的自然規律，糾正以前人為錯誤的影響。世人怎樣才能走出這場經濟危機呢？新經濟增長點、持續的時間、持續的衰退、貿易戰甚至真正的戰爭，都是以往人類走出危機和衰退的辦法。這次經濟危機，也不會例外。
　

歐元危機與中國危機有類似之處，更有本質的不同。圖為法國城市裡爾（Lille）拍攝的歐元貨幣。（Getty Images）

危機解決的異同

歐元區危機不管多麼嚴重，時間可以解決它。隨著時間的流逝，不管政客們做什麼姿態、採取什麼措施，最終解決歐元危機，還是要靠經濟逐漸復甦、債務逐漸清償之後，信用恢復、信心增強，然後消弭赤字、改善財政損益表。中國的危機讓人撓頭的是，時間不可以解決它，時間之神也不站在中共領導人這一邊。相反的，時間拖得越長，中國經濟危機的強度會越大，因為紅朝既得利益集團的刮取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均會繼續加大。所以，「等待」和「時間」在解決中國經濟危機方面，不是一個選項。因為中共政權等不及，中國百姓等不及，經濟學中「看不見的手」也等不及。

歐洲大一統的夢想，恐怕與歐洲文明史一樣長，雨果筆下的想像，只是人們看到的近代記錄。歐洲是在政治上沒有統一的時候，也就是政治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走上了經濟整合的路，包括貨幣的聯盟。也就是說，歐洲人經濟整合在先，政治架構滯後。在這一點上，與中國的狀況非常相像。中國在沒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開放的輿論監督、私有產權保護等政治要素，在市場經濟體制完全不具備的情況下，經濟上的開放在不公平的競爭中濫觴，從而導致了權貴肆無忌憚的掠奪，也導致了今天的危機。按中國民眾經洗腦後所習慣的說法，就是「經濟基礎」突破了「上層建築」的範疇，兩者現在是不相適應的了。

準確的說，「歐元危機」是「危機」，「中國危機」不是「危機」而是「危急」。危機者，危難中有轉機；危急者，危難中更緊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不適應，解決的辦法，要麼改變經濟模式，要麼改變政治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才能取得新的平衡。在歐洲，這意味著統一的財政部或政治聯合，或歐元解體；在中國，這意味著共產黨要麼放權、要麼讓利。當然人們明白，中共兩個都不肯放，這也恰恰是解決中國經濟危機的致命障礙。廣東陸豐烏坎村事件，有深刻的宣示意義。陸豐本是中共起家之地，現在是「反革命」起義的發源地，真是饒有趣味，它也許象徵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適應的自我調節，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