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的历史地位该有多高？

FRANKSTON

作者：中华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蒋经国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在俄国集体农场耕过田，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蒋经国在俄国曾经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出奇，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

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30多年后，当老蒋把国民党的大权交给他后，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象，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做为一代伟人，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廉。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1944年8月1日他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蒋经国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清廉使蒋经国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为政。蒋经国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亲民。在赣南，蒋经国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

胸怀。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理性世所罕见。

政绩。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传记作者漆高儒对蒋经国有一个很好的评价：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PAOFEN

最沒有官僚氣息的蔣總統經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