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新：郭沫若的优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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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云：“优孟，故楚之乐人也。”“优孟”即“戏子”。周恩来曾代表全中国人民对郭沫若予以高度评价：“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的“班头”一词用得非常贴切，因为“班头”就是戏子的头儿。

的确，郭沫若在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学术职务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身居科学、文艺两个领域的首席人物，政、学两栖，“又红又专”。尤其是被中共推举为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文人”，其治学态度、创作手法和为人方式对中国的知识、文化界都起着示范和表率作用。

郭沫若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在中共缔造出的庞大表演帝国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自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中共的残暴与邪恶将表演和说谎驯化为多数中国人最基本的一种生存方式。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一直出现在运动舞台的中央，表演得非常尽心尽力尽兴。

郭沫若的“优孟”人生主要通过文人的写作来进行化妆表演。他对毛泽东跟随最紧，红旗举得最高，他曾经说过：“世上有两个红太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北京。”他歌功颂德，谀毛媚上；他逢场作戏，紧跟风向。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在晚年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变成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独立人格尽失，自由精神全无。

他曾在《红旗跃过河江》一文中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他甚至将毛的错别字也进行赞美。对毛泽东的歌颂让人感到的岂止是肉麻！

为了讨好毛泽东，郭沫若也向毛夫人江青献媚。他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讨论会中发表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后，即席向江青献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诗虽然写的蹩脚、假大空、索然无味，但一副媚态暴露无遗。

郭沫若还竭力向与毛关系密切的人拍马。他向当时毛泽东的共党朋友斯大林也献诗《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的七十岁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年龄了，/已经是天文学上的年龄了，……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我向你高呼万岁……”。

郭沫若的学术表演极其仰人鼻息，其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对两位难分轩轾的诗人的态度反差之大，让学界瞠目结舌。本来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赞誉李白自在情理之中。但仅仅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对李白诗的偏爱，他对李白不遗余力地褒，而对杜甫极尽之能事地贬，反对将杜甫视为诗圣。郭沫若以学术投权力之所好，人性扭曲，卑躬屈膝，这种学术表演为真正的学者所不齿。

中共赋予了郭沫若晚年显赫的政治地位，但他的地位越高，表演的就越起劲儿，也就越显得低三下四，越尊严扫地。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变得摧眉折腰阿谀奉承，成为借文化来杀人的政治狂人甚至政治流氓。他当时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曾对胡风集团作出结论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由于他无条件跟风进行扩大化栽赃，一大批作家被置于死地。

郭沫若迷恋权力，充分利用“才子加流氓”的条件，通过高调表演而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有人讽刺他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文革”中他甘心充当专制独裁的走狗，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和自保，人格骨肉都可以出卖，友情正义统统都可靠边站。比如，政治地位远高于他的康生曾奚落他的字：我用两根脚趾头夹着毛笔，就能写出郭沫若的字来。他竟然忍气吞声和康生结好；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自杀，他却于 1976年写下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违心地吹捧文化大革命；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来抨击“四人帮”。舞台转换之快，道具变化之频，令人眼花缭乱。恶劣的人品，丑陋的操守，使拍马成为他的一种无意识习惯。

当然，对自己的表演，郭沫若完全能自察和自辨。在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中他对自己的人生作了这样的概括：“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宋美龄在1982年写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对郭沫若的逢场作戏进行过如此痛析，“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郭沫若的“优孟”人生还体现在他视自己的婚姻为儿戏。郭沫若一生中有3次正式婚姻。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为此佐滕富子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将佐滕富子抛弃，留下了五个子女；还有于立群，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缢死于北京故居。另外，他还有多个婚外情人，先后与多人结婚，对于立群的胞姊于立忱的始乱终弃，间接甚或直接导致其自杀。还有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后被抛弃，下落不明；黄定慧，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郭沫若的风流韵事与乱伦嫖妓，为思想、文化界乃至世人所唾弃。

虽然按政治地位郭沫若完全算得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在党魁毛泽东魔掌的阴影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一尊花瓶，一个“文化班头”。毛泽东为中共精心设计的一个杀人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的没有任何尊严。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揭示的：“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中共把知识份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狗，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郭沫若的优孟人生折射出中共邪恶体制下自甘堕落的知识份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