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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09: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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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秋后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蒋介石生前将帝国政权遗传给蒋经国(行政院长)。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被台湾特工跨国追杀,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从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负责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种“反革命”行为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和权力欲望的国民党大佬,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蒋经国不仅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历史,也终结了台湾的强人政治。无论后来的台湾民主在李登辉陈水扁的黑金时代出现了多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有着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如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都被关进了法律的牢笼,民众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和权利。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地狱,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型。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也决离不开蒋经国24年前的远见和决断。
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的政治家可以与蒋经国相提并论,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与韩国的流血嬗变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更加成功。
在戈尔巴乔夫70岁生日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去贺电:“你改变了苏联,从而改变了世界。”与戈氏相比,蒋经国仅仅只是改变了台湾,他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与大多数历史案例一样,台湾的民主转型同样发生在物质富裕之后。在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之前,只会发生革命,而不会出现民主。民主从来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众的启蒙。而革命只是民主的临时替代品,它是穷人的玩具和鸦片,革命从来都是以自慰和强奸来达到高潮,所以革命没有未来,而只有当下。没有启蒙的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不乏一些自命不凡的精英强人,领着一群乌合之众的群氓就揭竿而起——“粪土当年万户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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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词汇中,“悲情”二字系台湾独创。1944年,台湾作家吴浊流用台湾官方文字日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当时的台湾在日本帝国统治下已经整整半个世纪,相当于两代人。小说写了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悲情”:他在台湾被日本人当做“中国人”欺负,他在中国又被中国人当做“日本人”和“汉奸”羞辱。很多年以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写了一首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在“二二八事件”中,有3万多台湾民众遭到刚刚收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屠杀,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蒋介石政权以政治名义杀害4000多人,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达有14万人,将近100万人受到专制当局的政治迫害。大多数遭到迫害的“匪谍”其实都是一些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或者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还有糊里糊涂被构陷的小市民。
1990年3月,台大学生云集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静坐示威,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提出政经政革时间表等,因在广场竖起“野百合”标志,被称作“野百合运动”。3月16日,禅房静修的僧侣们再也不满于自度成佛,他们毅然走上街头,普渡众生。僧人们在“中正纪念堂”前搭起帐棚,贴上政治标语,发表《佛教救国救宪宣言》,声称“值此国家多事之秋,佛教徒不再是沉默的一群”,“呼吁政府,贯彻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以正法治世,不邪枉人民。”正如韩国民主化运动中的天主教,台湾民主化运动中,佛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慈济功德会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事业为支柱,影响遍及全球,其领袖证严法师被视为台湾的曼德拉。
民国81年(1992年),“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民国83年(1994年),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民国84年(1995年),“二二八事件”平反,政府正式向公民起义中死难者家属道歉。民国86年(1997年),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成立。民国96年(2007年),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成立。民国94年(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道歉。200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做了79年自慰式的喉舌之后关门大吉,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遍及全岛的蒋介石塑像被悉数拆除,蒋氏家族亦逐渐淡出台湾政坛。
在后蒋经国时代,康奈尔大学博士李登辉成为一个叶利钦式的新强人,他比蒋经国走得更远,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行“去蒋化”、“去党化”,甚至“去中国化”。李登辉挥刀自宫,在他任期届满之后,百年老店国民党第一次沦落为在野党——没有国民党才有新台湾。陈水扁弄权自污颜面扫地,脱胎换骨的国民党得以咸鱼翻身,重新上台执政,正如蒋经国生前所言:“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
无论是从人口、面积、地形甚至是轮廓来看,台湾与山西何其相似,只是台湾没有煤这种“黑金”。“阳间一个山西,阴间一个山西”,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正好与台湾全岛的面积相同。采空区内,大面积沉降塌陷导致土壤龟裂,山体滑坡,沟渠支离,水源枯竭,岩崖塌方,路桥凹陷,无数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高楼大厦惕惕于薄冰,岌岌乎危卵,“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在山西已超过700个。悬空寺成了山西的千年隐喻。即使在世界范围看,也没有比当下山西人活得更“悬”、更战战兢兢的了。这几年山西以“等地震”、“毒疫苗”和火烧“南方周末”闻名。山西是中部最富的省份,悍马多如虱子,“亿元官”多如阴毛。2010年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留下的家产达3亿多;2011年,山西某国企老总一次被盗就是5000万。就在台湾将追回陈水扁藏匿在瑞士银行的黑金并将其判刑时,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他被誉为“第二组织部长”。靠着带血的黑金,山西当然富得流脓,但台湾比山西富10倍。台湾与山西的GDP比例是10︰1。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友好关系”,山西人却享受不到几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中国护照免签国家20个,居世界倒数第六,比朝鲜多一点);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一样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
如果说从前的台湾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话,那么如今的台湾则多有“愿景”和福祉。今日之台湾以和善文明之风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今日之台湾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中国传统文化,这成为物质丰裕时代一个东方现代文明的独特精神底色。今日之台湾以和善文明之风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
“台湾能够和平转型的关键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善治,地方自治对民众管理公共事务能力的训练,经济富足,政治清明,使得国民党的退出壁垒低。且司法、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制度建设非常成功,不需要解严后重新建构制度框架,这大大削减了台湾的转型成本,以致一夜之间解严而不会出现秩序大乱”(引自青衣《论台湾民主的转型与中国政改之可能性》)。今日之台湾已不是某个家族或者某个社团的台湾,而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台湾,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布什语)。如今,“裸体运行”的权力已经被关入法律的牢笼,郑智化所抨击的“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个曾经做过总统的人因为贪腐,被法律判处11年有期徒刑。在台湾大选即将开锣之际,无数中国人看到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直播,心中一定五味杂陈。2012年正值民国101年,在元旦献词中,马英九以洋溢着真诚与信心的话语,让人们看到一个充满美好愿景的文明台湾——
“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我们要让一百年来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正义、文明、慈悲的烛火,持续在下一代心中发光、发亮。我们有信心,将来,下一代提及亚洲崛起、中国大陆崛起的惊欢,也必然感受台湾崛起、中华民国崛起的光荣。再一百年后,当那时的国人回想起我们,如果能说一句‘曾经有你们,真好’,那该有多好!”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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