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从台湾选民投票回看延安“投豆入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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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台湾总统大选不仅让岛内沸腾，也牵动了大陆无数人的神经。一千八百多万台湾选民前往遍布全台的一万四千八百多个票站，投出了自己神圣的一票。整个过程秩序井然，彰显了台湾民主化正在走向成熟，这让大陆人钦羡不已。尽管中共当局公开称此次台湾选举结果证明北京推行的两岸政策获得台湾民众的肯定，但对选举的程序和台湾的民主进程却避而不谈。

中共拒绝推行民主的公开理由无非是中国人口众多，素质低，因此实行公开民主选举容易引起混乱。这样的理由在不少中国人、甚至外国人看来，似乎的确有些道理。可与中国人口相仿、人民受教育程度未必高于中国的印度投票时为什么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呢？还有，他们是否知道，中共在尚未掌握政权前，为了欺骗民众，博取国际社会同情，曾在延安实行了短暂的民主，并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还因此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当时的延安老百姓多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素质远比现在的国人低，但这并没有妨碍人们实行民主的热情。

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其第二章《选举资格》第4条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周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条例对选举的比例、程序等都做出了规定。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民权主义第一条规定：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

由于当时的老百姓很多不识字，所以当时采用了“投豆入碗”的选举方式，即在每位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选举人往碗里投放黄豆，得豆多者当选。因为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所以投豆的时候，选民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这样围观的人就看不清楚到底投了谁的豆，这样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不知道投了谁的票。而统计豆子时，则所有人都一起观看。当时亲历的美国红色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书中写道：“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择，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

延安老百姓通过“投豆入碗”的方式选出了可以代表自己的参议会议员，很多老百姓对此很满意。这种方式后来从延安推广到各个中共控制的区域，它至少在表面上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此外，为了摆脱被孤立的局面，中共还于1941年规定：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当选代表，不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要有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三分之一，即“三三制”。资料显示，1944年底，担任边区各级政权行政职务的党外人士已达3592人，官民平等。而毛泽东还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见面时称：“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和中共的“投豆入碗”的方式、“三三制”以及对不断宣扬的对美国民主的“向往”，不仅蒙骗了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外国记者、美国参访团，也蒙骗了美国的决策者。最终中共攫取了政权。

攫取了政权的中共虽然依旧将民主的面纱罩在自己的头上，但却有恃无恐地开始实行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实际上的中共一党独裁统治。曾享有“投豆入碗”选举方式的农民沦为二等公民；曾可以在“三三制”中有所谏言的非党人士被变成了花瓶，继而被打倒；曾热情相拥的美国民主被斥之为“虚伪的、可耻的”民主。直至今天，我们有许多识字的公民不仅无法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也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去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而党的利益更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各级代表中的党员人数已从当年的少数变为绝大多数，在各级政府的公务员中，若非中共党员，也很难上升到重要职务上。此外，民间的任何谏言如果不符合中共和官员们的利益，基本没有人理睬。民主在当今中国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为何中共一个转身，就将所有的承诺抛掷脑后？这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想过给予中国人民民主，1949年前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目标达到了，手段就可以抛弃。背信弃义、撒谎、耍流氓正是中共的本心。因此什么人口多、素质低等，不过是再次欺骗民众的藉口，因为事实早已证明，千百万不识字的农民曾很好地实践了民主。可见，今天的中国人若想真正的拥有如台湾那样的民主，只有彻底抛弃对中共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