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为“2012”解迷

dandenong

【编语】名“震”世界各地、各族裔的２０１２年终于降临人间。环绕着２０１２年，从古至今的历史上有过许多超越时空睿智的预言，也有许多让人迷惑的传说，科学家们对２０１２年也做了一些引据的预测。纷纷陈陈，人们潜心关注和热烈讨论它的话题，可说已经汇成“２０１２学”了，其中一个非常耐人探究的事实是为何世界上几千年来所有传说和预言到了２０１２年都戛然而止？接下来人类何去何从？２０１２是世界末日？还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

２０１２年刚好与中国的农历年壬辰龙年辐辏。回顾中国几十年来的史实，龙年是一个充满变数之年、动荡之年，也是具有更新契机之年。在这跨入中国农历新年的门槛，本栏汇集一些名人看２０１２年的观点，照会这天上、人间重要的时刻：从高处的观点往下探看，人间要怎样超越预测的灾难？怎样走出幸福的路？才是人人面对２０１２的重要课题。＊


“２０１２”这组数字在2009年红遍全球，众所周知缘于一部好莱坞电影，就是名为《２０１２》的这部影片，是卖座灾难片《明天过后》的编导再接再厉的力作，特技更多、灾难更彻底地直指人类面临毁灭。所以，“２０１２”是指年份，而影片推出时是2009年，换句话说，“预言”三年后全球人类将遭逢可能灭顶的大灾难，这么攸关每个地球人生死存亡的惊悚大事，无怪乎影片一出就受到世间人的高度关切。

“２０１２”是啥？

关于明确预言灾难将临头的年份的事件，我的记忆中就至少有两件，一是美国经济学教授Ravi Batra在1987年写作的《浩劫1990》（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90）；二是郑浪平在1994年出版的《一九九五．闰八月》。这两本书在台湾都是畅销书，前者是预告1990年全球将重演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后者则描述1995年闰八月中共将武力犯台。虽然两人的预言似乎都扛龟，但一者或许因为他俩的先泄露天机致人类有所防备而免于灾祸，二者灾难的日期可能延后。

就第二种解释，2008年下半年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海啸侵袭，就有被认定是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的翻版，有人还认为有过之呢！而2009年底中国海外流亡学者袁红冰教授在台出版的《台湾大劫难》一书，明言２０１２年中共将全面控制台湾，并筹组社会民主党作为台湾的代理政党。若由马政府2008年上台以来一面倒向中国、对中共几近百依百顺，甚至被认为卑躬屈膝观之，袁红冰的预言似非空穴来风。所以，“预言”的提出或许不能等闲视之，“宁信其有”并预作准备总没有坏处。

回到《２０１２》这部灾难影片，演的是马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情景，而且短短的三年后就来到，究竟是真是假，当然每位世间人都很关心。那么，马雅人为何会有此预言，其详细内容为何？更是世人急切想知道的，这本《新纪元》特刊《飞越２０１２》正可满足需求。本书以小说方式详细记叙并解读马雅预言外，还将中国和西方古代的一些预言相提并论，此外，还将外星人、麦田圈等异象和传说一并介绍，最后再对人类的大劫难预言之启示和破解作了分析。

其实，关于地球和人类的浩劫，不必看古代预言，只由近期的天灾人祸就可知道绝非危言耸听。资源的耗竭已逼使人类非面对问题不可。最具震撼的可说是1973年出现的“能源危机”，而1972年春季问世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则提供背景说明。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作者群系以计量模型估算出资源到达极限的时日，这曾给世人带来无比的震撼，而首次石油危机的发生，更加深世人的恐惧感。

悲观乐观壁垒分明

此后讨论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著作、会议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自此普遍受到重视、甚且蓬勃了。直到现在，对环境资源各抱持悲观和乐观两种极端论者仍为数不少，乐观者就是立基于对技术进步的信心，全球知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佘罗（Lester C. Thurow）在2000年出版的《知识经济时代》（Building Wealth——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书就是20世纪末的代表性观点。悲观者甚至引述老子《道德经》及热力学中“能趋疲”定律，来强调“民胞物与”、“对天地万物无私”才能“永续发展”，旨在告诫世人珍惜万物（包括植物、动物等等所有物种），才能成就世代人的永生。

到底是悲观论者对或者是乐观论者正确，极可能永远没有答案，而关键就在对“技术进步”的看法。处在E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科技的看法似乎偏向正面、乐观，而无止境的进步也在电脑、网际网路等等高科技产品面世之后被较乐观的认定。不过，科技进步促进经济成长可能是无止境的吗？纵使科技进步是无止境的，其对人类的“福祉”一定是正面的吗？而政府以政策再予以强化，是否应该呢？

E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所依恃的就是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但即使是一般人所认识的物质性狭义经济，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连以“新经济”在1990年代吃香的美国经济也走入不景气，而“新经济是否已成明日黄花？”已由质疑成为肯定。无论如何，1990年代的“新经济”终究还是落入“生产力递减”的宿命，而“景气循环”也仍是难免，科技进步对经济成长的支撑也总是有起有落。迄21新世纪伊始的全球经济严重下滑，又有“空前危机”的论调出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继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至少告诉我们，靠科技来引导狭义物质性经济成长毕竟仍是有限度的。其次，纵使科技仍会不断进步，但高科技所伴随的风险是否愈高呢？

众所周知，科技进步依靠电力，一旦电力不继或管理失当，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相对大？我们是否该严肃思考过分依恃电力的科技进步，相对地风险是否也愈来愈高？德国的社会学大师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2000年出版的《自由与资本主义：与社会学大师贝克对谈》（Freiheit oder Kapitalismus）一书中，就以“经济领域的‘车诺比’”来描述不可预知的庞大“科技风险”，而人类的“无知区”也因为高科技的发达而无限扩展呢！

科技风险系于人心

这种不是人类有意制造的风险，除了对日常生活愈来愈依赖电力，以及诸多电器电脑产品对现代人会带来愈来愈大的“意外损害”之外，每个活生生的行为人由于科技的愈见发达，原始的求生本能会不会愈来愈消褪、甚至于有朝一日丧失殆尽呢？

除了一旦出现意外，现代科技用品即停摆无法使用外，科技愈发达，其产生的能力愈大，一旦用在作奸犯科事务，反而会对人类产生无比的危害。举例来说，诺贝尔发明火药，若用来开采矿产或作为建设之用，固然可在物质层面上造福人群，一旦作为战争用的各式武器，其祸害实在难以计量。就人类历史上几次世界大战之惨状，以及日常生活里恶徒更方便作案，而善良无辜民众的安全威胁更大，已可知这种顾虑并非危言耸听。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双子星世贸大楼遭受的“911”惊恐事件就是活生生见证，而国际恐怖分子之所以愈见嚣张且难除，现代科技的助力正是主因。其实，当今社会几乎无孔不入的骗案，也是高科技产品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啊！

推理至此，一个重要的根本性课题就浮现出来了：现代科技产品是“工具”，其本身设计不良或使用者疏忽所产生的不安全性，固然愈来愈高，最严重的是有些“人”刻意使用它来戕害同类。所以，让我们深自思考的是：“人心是否愈来愈沦丧？”果真如此，“到底已沦丧到何等地步？”而这种现象与科技的进展是否呈现极高的正向关系？能够找回“善良的人性”吗？

个人多年前就思索这些重大课题，而《增长的极限》第三版于2004面世，离1992年第二版的《超过限度》（Beyond the Limits）12年，作者们曾希望2010年再出第四版，虽然说是40周年，其实离第三版的时间只六年而已。该书第一版1972年面世，第二版为 1992年，第三版是2004年，第四版预计2010年，可知各版的时间距离愈来愈短，背后其实隐含深意。由于人类不自爱，没能听进去该书的忠告，不只忠言逆耳还变本加厉，在“科学万能”、“迷信科技”下戮力追求成长，于是“成长的极限”时期缩短，只不过短短20年已濒临“超越限度”。作者们第三版自序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用白话说就是人总是“事到临头”才惊觉“大祸已至”，但“为时已晚”。作者们深谙世人的此种通病，乃写作该书，期盼浸泡于自私、追求短利的世人，能记取古人“未雨绸缪、防范未然”之训词。

遗憾的是，由该书在30年间推出三版、且间隔愈来愈短观之，“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应是活生生写照，第二和三版都以最新资料作相同方式的极限推估，而“超限”、“崩坏”、“毁灭”等等名词也纷纷出现。其实，只需稍微注意，天灾人祸、水深火热、资源耗竭等实景和警讯都在我们当前日常生活中一再出现，在中国、印度等大国也加入追求经济成长的行列之后，更加速地球资源的掏空，特别是极权中国，无法像民主社会一样还有法治、人民，以及市场机能的监督、调节，所采用的强取豪夺的“成长方式”，更是极限期缩短的元凶。所以，世人共同努力促使“民主中国”早日实现，应是当前世人最适切、最关键的使命，这也是《增长的极限》和《飞越２０１２》带给世人的最宝贵启示。

最后，个人希望读者们务必细读并好好咀嚼本特刊，也由之深自检讨自己的行为和操守。不过，有人或许仍然疑惑着：“回复人性，怀抱更大同情心，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这种“好人”的起码要求能被视代人采取吗？答案是肯定的话，“世界就能让成长速率回到极限范围内，且因而得以避免崩毁的命运”。如今，世人的确面临最严苛的“选择”，说到底，是走向新生抑陷入崩毁，系于每位地球人的一念之间，而人心回升，找回诚信伦理，仍是当下各个人最起码的使命。不要忘了，人生如寄旅，不能让旅店在我们这一代过客手中崩毁，而清心寡欲、俭（简）朴人生应该就是最佳的选择！

（转载自《新纪元》２５９期）

作者﹕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