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上当啊！中共特务的哄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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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书作者原为中共的老干部，参与过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核心工作，本书内容完全是报导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他虽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却无法凶残狡狯，心灵上的矛盾使他认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因此愤而脱离中共。

三、海上地狱之一──福开森路六十七号

当我决定必须南下上海时，戈茅给我签派充华东局社会部的设计委员，还是一名高级闲曹，但假如不是通过这位老友手里解决问题，恐怕连这虚位也不可得，我临行时他告诫我，华东杨帆对我不大好，而且，部里给杨的命令是要他领导我作长期的工作考验的，要我站稳组织立场勤谨工作，不要给他有找麻烦的空隙，最好立几个大功，俾便利他设法把我调回中央，我当时对这位老友的话，真是百感交集，大约杨帆因为他先前诬控过我，始终怀着心病吧，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这样的。

到达上海后分别拜访过负实际责任的杨帆，和老前辈李士英，和他们谈过几次话，觉得李氏还算刚直，而杨氏的言谈，神态充份显示出是一个典型的险恶的阴谋家，怪不得他以善于向中央社会部献媚，善于拍陈毅、饶漱石的马屁，善于任用私人，拉拢干部，致后来者居上，使子氏大权旁落，杨氏由副部长而实际当了部长──多少年前，华东的干部都以“杨部长”称呼他了。他见到我，表面上虽表示得很好，但由于戈茅的警告，我是存著十二分戒心的。

“杨部长，我的缺点太多了，希望你以后能够给我多多的批评和指导”我鞠躬如也地说。

“老同志不必客气，有问题人家互相批评！”他装着微笑地说“不过，接收大城市后，我们的责任更重了，工作上繁难了，假如我们稍有疏忽，便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因而，中央决定了以城市领导农村的政策，陈毅同志亲自兼任上海市长，饶漱石同志也亲兼上海市政府的政治委员，我们华东局社会部的同志，除了继续领导全华东区的保卫工作外，还要本部的全班人马，大力搞好上海市公安部的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建立起我们大上海的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武装保卫的坚强的工作基础，在华东起著模范作用，带头作用，使我们华东区能如期完成保卫工作的任务！”

他随手在办公桌上拈了一张图表，折了一边，指著对我说：陈同志，这些反动特务系统，以你在上海的经历，总会有深刻的了解的，我打算决定请你协助王甯同志，对这些特务系统的被捕分子进行审讯工作，你觉得怎样？”

“我很高兴，我希望能胜利的完成一切审讯、说服的任务”。但我又笑着向他请示“那麽，我是否就永远离开设委会？”

“也不是”！他像打点不高兴地板起脸来“不过，设委会工作比较清闲，我必须根据现实需要，临时请你参加迫切需要干部的适当工作去，待一定阶段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然是回到设委会去的。现在，我们在上海关起的匪特──连同各省区解来的重要分子，不下数千人，参加审讯，设服工作的同志，虽然不断的参加，还是应付不了，上海解放一个多月了，有些犯人一解放便被关起来，到现在还有人未曾经过一次审讯的。所以，希望你能努力的去参加这项工作，使审讯，说服工作加强起来”。

他把话说完后，我自然只有连声称是。从这时起，我便搬进了六十七号，参加审讯说服的工作。

在日汪统治时代，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成了著名的恐怖窟，今天，在俄毛统治时代，上海福开森路六十七号，恰是当年恐怖窟的倒数，也成了今天上海秘密的恐怖窟。它是华东局社会部审讯委员会说服工作组之一的办公地点，不过，这座花园洋房，是不大宽阔的，它不过是从前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的公馆。除了住上一部分审讯人员外，三楼、楼下和后座的大部分都用来关犯人，其中有几个关人的单人房，依然像过去的叶公馆一样，弹璜床，梳化椅，舒服的设备，原装不动。住在三楼的连房门也不关，任由犯人进出，只是“请不要下二楼”，你到卫生间解手、洗澡都可悉听尊便，不必事先报告，楼梯口坐着的卫兵，只在夜间稍为注意一点，白天是很马虎的。三楼一共有四个房间，两个住犯人，两个给干部住和办公用，后座的小房间也用着关个别犯人。楼下一个大房间才用来集体关犯人，一般来说，三楼的犯人是最优待的，但有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最容易丧命的，在自由的人看起来，“六十七”号的犯人，关在楼下的是最苦的了，可是，身在楼下囚室中的人们、为了眼睛和耳朵都被封闭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三楼和后座的难友们怎样生活，而他们虽一大群睡在地板上，进出须受卫兵监视，只是每星期给在花园放风一二次，但“同志”们却可以骗他们：“你们是最优待的了，还不赶快坦白”？

三楼的干部住房，原先住着王大超和张ＸＸ（张君最近在整风中脱离毛派，逃往自由之地，动极思静，欲过隐士生活，故暂缓披露），后我因工作便利，特由二楼搬上三楼，与张君同住一室，王大超是一个卓越的地下工作人才，由一九四一年便获得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利用社会关系渗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抗战胜利后已当到中级干部，破坏国民党反共秘密斗争活动最利害的，要算他担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大队长的时候了。要逮捕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只要交到他手上，他便设法使名单中的重要分子脱逃，只要捉些不大重要的角色来交卸责任便算了，他后来又当了该局京沪督导，直至江南解放，他还没有出过毛病，竟能安稳地等待杨帆等到来，协助接收。不过，因为他跟杨帆只有平淡的组织关系，没有丝毫的私人关系，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所以，地下功臣的他，并没有得到杨帆任何的厚待和重用，只不过当了一名可怜的副科长，跟我一样是王宁身边一个无权的助手。而王宁呢，党龄虽不长，年纪他轻，能力更比他弱，可是，因为王甯是杨帆由山东带来的嫡糸干部，私人关系根深，就可以对他寄予心腹了。在“六十七号”这个工作组里，临时调到协助他的人就有数十名，大小干部都有，表面上是说临时工作，事实上是移给王甯来领导工作，像王大超和我这一流人，心里都是感到非常不舒服的。

在上海逮捕到的所谓“匪特”分子，掌理初审的地方有几个，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一个了。凡是移到这里的案件，都可能是由开始到终结也由它掌握著的，所谓终结，是指犯人的被释放，判徒刑，秘密处决或公开处决。公开判徒刑或处死开始假公安局之名义审判，后来人民法院成立，工作开展后，便由这个秘密机构拟好一份审判某犯人的意见书，如根据怎样的罪行，拟请法院判决怎样的刑罚等。法院便依照着这意见书判几多年徒刑或死刑，审判员绝对不会推翻这原则。所以，表面上某某人是人民法院判他（她）徒刑或死刑，事实上他（她）早经这种秘密机构判决了，不过为了向“匪特”们，尤其是向市民们进行神经战，才把那些已经全案破获，再无隐秘必要的案件，借法院这种所谓合法机构公开出来而已。

有人说，共产党的成功秘诀，第一在“骗”，这一点确是不错的。在宣传工作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甚至在行政工作方面，人们早已有目共睹了，只有在特务工作方面，非经办过的或经受过的人，是不能深刻感受到的，可惜经受过的人，一经被骗上当，被捕后照实坦白出来，全部罪行，被指为“直认不讳”，那麽，毫无疑问的，在所谓“政府可以宽大，但人民要求惩办不能拒绝”的借口下，只好引颈就戮，或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不能再见人世了。所以，我觉得详细地把这种“骗”的技巧描写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六十七”号的特点，是在“骗”的技巧上要耍得花样百出，“骂”和“刑”这里是禁止使用的，假如有一个幸运的被捕者，能够在六十七号便解决了问题，便恢复了自由，他是可能会把共产党对“囚犯”的优待，永远赞扬著的。可惜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解决自由的问题，除非由这些优待室直接提到刑场去解决了他（她）生死的问题。

我曾协助过同室居住的张君，办理过浦东奉贤地主葛尚材窝藏匪特的案件。老葛年才卅多岁，抗战时期因激于义愤，参加了对日汪特务的斗争工作，因而，也就曾侧身于国民党特务机关，ＣＣ的和军统的都搞过，他原业是药剂师，因而，他过去是曾以配制为特务工作用的毒药和麻醉药为中心工作的，可是他在抗战胜利后，据他自供，是完全因为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尤其是对国民党特务机关感到失望才悄然停止了工作，再靠他的医药技能去谋生了。可是，当上海解放后，在短短的一二个月里，共党底丧失人性的措施，又像日本人一样，把他激恼了，他拒绝到公安局去登记，他要隐匿到奉贤乡中。恰巧这时他遇见了一些过去的老上司，和一般的老同寅，他们也为共党的暴政所激反了，有的也曾去登记过，知道上当后，还要在被严密的管制中冒险脱逃，置家小于不顾。有些根本没有去登过记的，便跟社会部的特务们展开捉迷藏般的战斗，由零星的战斗，慢慢的便发展成一个小集团的战斗，而这些人虽然都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逗留过，但很多早就断了关系了。有的根本就好像葛尚材一样，跟国特机关断了关系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了，起码，也会是当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有一些人上了共党“宽大”宣传的当。同时，又对国民党感到过份的失望，就决定跟他断绝关系，打算待共党到来时，“重新做人”。也许有些人还梦想得个立功者“赏”，那晓得共党到来后，所做的跟宣传上的一套，完全相反，宽大就等于残酷，去登记的人，多数当天是可以回家的，但经过严厉管制，经过“立功不能赎罪”后，便跟着失踪了。假如这位失踪者，不是秘密被处决，而是要公开惩办的话，那麽，报上登出来的罪名，却是罪该万死的“伪装自首”。这样，从共党迫害中兴起的反共怒潮，马上与葛尚材的反共情绪结合起来，不过，他还算谨慎，他还不肯参加到便际反共行动里去，只是，当他遭遇到一个也是姓葛的老上司，和姓符的老同事，在共特的搜捕下乞求借他乡间的农庄躲避一下时，他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而且，把老葛和老符亲陪到乡间，好好的掩蔽起来。

共产党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更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广大神通，不过，它确有它特长，这特长是它高度的组织制度和训练制度。在腐朽的国民党，是有组织的形式，没有组织的内容的，是有训练之名，而无训练之实的。但在共产党，不管它组织工作是怎样的充满了专制，强迫，不管它训练工作是怎样的充满了欺骗，蒙蔽，但无可否认的，是一种科学性的实事求事的精神，充溢在组织与训练的业务间。因而，各种性质的组训工作──文运、青运、妇运、工运、农运等种种部门中，显示在斗争的考验中，是不断的奔向进步、坚强、严密，成长为一种惊人的力量，而在腐朽的集团，却是不断的暴露著倒退、腐化、松懈、脆弱。现在，葛尚材等人，便遭遇到共党这种一般性的组训力量底致命的打击──当这两位元被搜索追捕的物件，在一个黑夜里僭进他底农庄躲藏起来时，马上便给农会的爪牙所发觉了，虽然他们进村来没有出过门，老是躲在房间里，但他在乡间的家庭很简单，男子只有他一人，其余便是妻儿。村人知道他在抗战时曾干过特务工作的除了嫡亲叔侄外，别的几乎没有，共党当时统治不久，还未能达到发动嫡亲斗争的阶段，而他为人沉着，不夸张，不胡闹，抗战胜利后与友人在沪合资开一小药店，村人多只知他是个药剂师，回到村中，还可以治点小病的“大夫”。不过，他底地主身分，在村中是无法隐形的，而根据共党理抡，地主阶级因为他底利益关系，解放后都可能与反革命分子继续勾结，企图作垂死的挣扎。因而，成立不久的村农会，除了对他展开一连串的经济攻势，如征粮、献粮等外，对他这个家庭，是经常加以侦查、监视的，虽然他在夜里，带着他们两人，不敢由村大门入村，转从村背突破竹林钻进村里，走进家门，半夜里的犬吠声，惊醒了村内“闻听队”的注意力，特务到他这座房屋边来──因为农会组织了一批贫雇农专做轮流侦查，监视村内地主，富农及可疑的人家的工作，除了民兵兼任和青壮男子担任外，有些贫雇农老幼及妇女都被组织起来，参加这种侦察监视的工作，日夜轮班，到处跟查，偷听，半夜三更，常贴耳于人家的门缝屋角，偷听屋内的谈话，甚至夫妇床头细语，亦被一一转报去，故俗称“闻听队”。在这一刹那，葛尚材屋里有几个男人的谈话声，便被“闻听队”听得清清楚楚。虽然他警觉很高，话不多说便安排睡觉，但第二天，农会长便查问他：“昨夜几时回来？由那个村门入材，为什么他们底民兵，巡逻没碰见？有没有带客来村投宿？”他存心不报这两个外乡友留住村内，因为报出去，可能惹出更大麻烦，所以，他推说昨晚村闸未关便进村了，是由东门进的，凑巧没有碰上巡逻民兵，只有自己一个人回来。但农会长“唔”的一声：我待你很客气，你“要坦白才好”。

于是村农会便立刻将葛尚材的情况反映到乡区政府去，一面加强严密侦查。深夜里，他听着屋外的脚步声，他的心儿便在胸中跳上跳下，他耽心着，一旦来搜屋怎么办？第三夜，他便跟一个家道中落已久，被认为中农成分的堂侄子商妥，夜间把这两个朋友接过他家里去躲藏，事先布置好反钉梢的守望工作，才提心吊胆的转移了躲藏地点，并留函嘱他侄子再在一两天内，把他们转送到一个亲戚的渔船上，他准备三四天内再潜回上海。但在第五夜，区政府已派了干部秘密到村上，在农会开了半夜的会，就带了一批民兵和农会长，把他底屋子包围起来，破门进去，搜查了通宵，虽然人找不到，但发觉屋角秽黑的阁楼上，原是结满了蜘蛛网，却露著曾铺过被席，印着唾沫的痕迹，一部分蜘蛛网被挑掉了，这就说明，这地方是曾给人睡过觉的。虽然当时他矢口否认，他太太也沉着过人，吓不出口供，一岁的小孩子又不会说话，他还是被押到了区政府去，太太受农会管制着。他堂侄子听到消息，也就躲在渔船上，不敢回来。他们相信葛尚材不会说出来，在渔船中总是安全的，他在区政府审了一顿，不得要领，当天被解到县公安局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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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安局是跟上海公安部每天有情报往还的，县公安局刚接到公安部这样的情报：“沪市金陵东路百甯药局股东葛尚材，平日交游复杂，行踪诡秘，正予秘密监视侦查，突于数日前离店，据店伙言与朋友二人回奉贤县桥亭村故乡，应即严密监视其行踪，并随时具报”。这一个情报，刚刚与农会，区政府的报告情况配合，于是，就酷刑拷打了一顿，但顽强的他，不但对留宿朋友事守口如瓶，而且，对身世自白，也把反动经历隐蔽得一干二净，沪方就命奉贤县把他解到了“六十七号”来。

他被解到三楼，我和张王等正在开饭，王甯和张君耳语数句，张君立刻走进关他的房里，拍拍他肩膊，拉了他出来。

“大约你还没吃晚饭，我们是无所谓的，你就跟我们一块吃，不过，菜太坏了”，老张拉着他坐下来。

“不敢，不敢”，他战战兢兢的说。

“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是我们怀疑的敌人，明天会变成我们亲密的同志。我们共产党和蒋匪帮是两样的，我们只对事，并不对人，假如你曾干过坏事，只要坦白，认错，便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干过坏事，而是我们下级同志一时的误会，粗率，那麽，待我们调查清楚后，也就没有问题了”！老王也含笑地对他说，而且，还催着他用饭。

“手上，颈上，脸上的伤痕！怎么来的？”我惊奇地问他。

“是在奉贤被……被……下刑的”。他颤栗地说。

“唉，农村里下级干部同志们太粗暴了，太不行了！这是违反政策的，我们一定要设法纠正。”老张装得十二分同情地抚摸几下他的伤痕，摇摇头。

“真的，我们定要设怯纠正。”老王和我都同样地说，你吃过饭，我们马上给你去请医生来”！

老王再补充一句，立刻放下筷子，便摇电话，请医生即晚到“六十七号”来！

他看到这样情形，先前未被捕时对共党的满脑袋狐疑，猜忌，被捕下刑后，满肚子恼恨，这一刹那像消去一半了，而从前一点一滴地渗进他脑海的共党宽大，和种种美好的欺骗宣传，又在他的思潮里膨胀起来，脸上顿然流露出一脉感动的表情。用过饭后不久，医生也来了，我跟老张把他的案卷研商过后，便陪着医生进了他的房间。

“葛先生，医生配了这些药，你好好的服用和涂抹，伤只在皮肉，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已向上级反映，要处分奉贤那边下刑的同志了”我出面来跟他谈话了。

“不要处分，我受罪是应该的。”他诚惶诚恐地说。

“不，这不光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政策的问题。因为革命不是为了报复──何况你也不一定是报复的物件──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像国民党般滥施肉刑，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假如某人罪该处死，我们便判他死刑算了。我刚才将你的案卷已研阅过，奉贤和上海两地合拢起来，关于你的反革命历史和最近的活动情况，已经收集得很充分了。不过，罪恶的造成，时代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假如像你这样聪明能干的人，是生长在一个合理的新社会里，早就可以成为人民的功臣了，现在你还年青，只要翻然悔悟，回头是岸，重新做人，前途还是远大而光明的。你今天很疲劳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力的反省反省，明天该走那条路呢？如果是走一条马上恢复自由，立功赎罪，为革命效命的光明大路，那麽，请你好好的坦白一切，否则，就根据现有的资料，按照惩治反革命办法，你还是必然被处死的。我们处理案件是很迅速的，绝不像国民党那样拖泥带水。你要走一条光明的路或者黑暗的路，就该在这三天内选择好。在这个任由你选择的时间里，我们是把你当客人一样招待的。因为，你或者会成为我们的革命同志，或者把你处决。你介乎这两者之间。我就是跟你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也是不愿意的”。

“葛先生”我停歇一下后又继续说，“你看，这里是弹簧床，梳化椅，门可以不关，你要到卫生间，要洗澡，可以自由去好了。你跟我们居在邻室，大家不是好像朋友一样么？只因二楼是大办公厅，所以你不方便下去。现在，让我把纸笔留给你，你早写迟写都由你自己决定──你早点迟点决定向人民靠近，坦白自新，该由你自己决定，不然太迟了，便会自绝于人民了”。

“你瞧”！老张捧了一木贴照相簿，翻开一页给他看，“这是我跟军统一批头目合摄的照片，那是老王和中统一批头目合摄的照片，我们都是不久前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投过来的。只要坦白过去，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是一样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所以，你坦白是不必有丝毫顾虑的，我俩可以保证你，坦白后立刻可以恢复自由。只要努力立功赎罪，我俩人同样可以保证你底光明的前途，你看相片中的我和老王像不像”？

“像，这照片还好像摄了不久呢”，他惊奇地注视著照片内有些熟识的人的面孔，他的脸低沉了。

“照片内你有熟朋友么？”老张低声问他。

“唔……”他猛然提高瞥觉，“没有，照片内没有熟朋友。”

“有也没有关系，何必这么多顾虑呢？”我笑握着他的手，“你还是一个人好好的休息，反省一下再决定写吧，把自传和最近的活动情况，详细点坦白出来，好便你的问题早日解决，好使你早一天跟你的妻儿团聚，不要让他们吊着心肝盼望，好，祝你晚安”。

当我说到末后的几句话，他一阵感触，眼眶润湿了。老张回到房间里欣欣地对我说“陈同志，你真行，这个顽固堡垒三几天准可以把他突破了，看他政治经验不够老练，是经不起三骗两骗的”。

第二天开中饭的时候，我又跟老张走进他的房间里。这时，是由勤务将他一人的饭菜送到他的房间里的，一盘炒蛋，一盘炒肉丝，一个汤，这是上面决定的在“骗”的阶段里使用的两荤一汤的优待餐。

“因为我们把你当客人看待，所以你用的比我们还好得多的客饭。而我们却要恪遵陈市长的号召，一律吃大灶饭，今晨我向上面报告时，已说你已有充分的悔过表示，因而，更加强了优待你的措施，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和上级的好意！”你反省了一夜又半天的结果怎样？”我温和的对他说。

“让我再考虑一下可以么？不过，我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罪过呵！”他一边已显示著动摇，但一边又为恐惧的情绪所阻挡着。

“让你再考虑一下是可以的，不过，你思想上是否有什么顾虑？你也可以向我提出来，你是否怀疑我们也跟国民党一样，骗到你的口供就杀你。我们是不会这样的，要杀你，光根据现有的材料──过去，你曾参加过匪特组织，现在，还参加反革命活动，隐藏两个匪特在你奉贤故乡，进行非法活动，这就可以用不着你承认的口供，就可以枪毙你！但是，我们共产党是要改造社会呀！我们认识到，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你坦白的用意，第一是进行思想斗争，要你检讨过去的错误，承认错误，才会勇于重新做人。第二是要根据你坦白的经过，尤其是你最近非法活动经过，那两个匪特现在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好使我们帮助你立功赎罪。但是，假如你不坦白呢？第一便表示你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悔过，反面，便是表示你还打算反动到底，顽固到底。第二，当然是表示你更不肯诚心诚意向人民靠近，更不肯为我们共产党效命，去努力立功赎罪，反面，自然还是决心继续著反革命活动。你想，由你来处理前后两种不同的方向，你要怎么办？对后种倾向，你觉得应该把他杀掉么”？

“……”他沉吟著“，那当然是应该杀的！但是……”

“但是什么？你随便说，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真的是胁从不问，立功受赏，既往不咎吗？”他颤抖地，兴奋地瞪着眼睛向着我。

“我们共产党，向来是号召与实践一致的，这一点顾虑，你可以完全消除，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坦白，必能既往不咎，立功后必能受赏，你现在答应我，你今天睡觉前，可以将你的自白书交给我么？

“让我试试看！”他的顾虑已消除大半了。

这样“骗”的说服，恐吓工作，由我跟老张轮班耍弄著，表演着。当天晚上他交来了一分自白书，只坦白了他在抗战期间因激于爱国热情，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对最近的活动，轻轻抹煞了。第三天，又经过一顿半吓半骗后，又交出了一分补充的自白书，但只说两个过去特务机关的老朋友，偶然相逢，要到他家乡去玩两天，他一时疏忽，没有向村干报告，他们两人现不知往那里去了，他把那葛某和符某的名字写出来，正是我们急迫追索的重要物件，便更大力地向他下功夫了，银行牌香烟，一包包的叫勤务送给他。第四天晚上还给他烧了半斤红烧猪肉，我和老张拍拍他的肩膊说：你好好的想清楚，再坦白清楚，过几天你便可以返奉贤去看你的太太孩子了”。

经过五次坦白书的补充后，老张，王宁和我研究的结果，还认为不能满意，后来，还是经过老张耍了一大套大吓骗的把戏，才使他吐出了葛符二人躲藏的去处。于是我们立刻派人驰往奉贤，再抓着他的妻和堂侄媳妇，引向渔船上，把符葛二人捕到上海，再根据他们两人吐出的线索，前后关起了三十多人。而对于葛尚材，他就在第六天的晚上，把他上起手铐，押往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去了。全案经过四五个月的侦查搜索，一丝一毫都肃清了，才在上海解放日报公布出来，后来，葛尚材及同案十多人，终于由王宁拟稿签请枪毙了。当他在“六十七”号受着优厚的招待时，也许连梦也不会梦到，会有这样的下场的──这就是中共政策号召与实践执行的一致真相，这就是中共的胁从不问，立功受赏的最好榜样，这就是今天上海福开森路“六十七”号骗人技巧的典型例子。

共特机关，光是骗人民，骗政敌还是不够的，它对干部还是一样骗呢。

一九四九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杨帆约我去晚饭，他除了虚伪的赞扬我几句外，跟着和我谈起问题来。

“陈同志，现在要请你冒险去完成一项任务”。他郑重地对我说，随手摊开一幅精细的军事地图，他右手拈著铅笔指向东奉贤，南潞、川沙、沿海和长江口外的嵊泗列岛，在地图上早已圈满了一个个小红圈，一边指划著，一边向我解说。

“你瞧，这些地区，现在是武装匪特骚扰得最厉害的地点之一了。我们的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屡次进剿，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在要进行车军与政治相结合，进剿与招抚相结合，歼灭与瓦解相结合，就在这地区中流窜的武装匪特中，有一支由竺飞领导的，开始只有十几杆枪，但数月来，已啸聚成拥有百余杆枪的乌合之众了。他们行踪飘忽，而且，控制着几只帆船，遇到我方兵力大时，他们便越海到嵊泗列岛去，他们知道那处防卫力弱，便又转来突击，抢掠，流窜。我知道，你从前曾领导过竺飞，他对你有着相当的信仰与感情。我已跟情委会，二室，三室等有关部门研究过，你是可以设法争取他回来的，如果约他到上海会谈不可能，你要冒险深入他的队伍中去说服他，我们可以不究办他，可以给他相当的地位，他的胞兄现在在华东空军部工作，也是一个立场很坚定的共产党员，我们可以通知空军部暂请他来协助你，你觉得怎样”？

“为了革命，我个人任何牺牲都可以的”！我机械地把党八股搬出来，“只是，他是受了刺激才从上海逃去打游击的，现在他底武装刚刚壮大起来，他怎肯放下武器。假如答应他，委他当一名公安大队长，全部武装不用改编，只派党委，政治指导员去加强政治领导，驻浦东沿海一带协助剿匪，他本人也不必调来上海，待我起程前往时，连委令公事都带去了，这样，完成任务的可能性比较大，否则，恐怕是徙劳而已。部长觉得我的意见怎样？

“就决定依你的建议进行”。他阴沉沉地思索了十多分钟，才决断下来，“那麽，你回去准备一切，明天到秘书处拿公事，要跟他哥哥详细的商讨一下”。

于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我和他哥哥，冒尽危险，往返于浦东沿海及附近岛屿与上海之间，前后达三次之多。有一次几乎给别一部游击队干掉了，后来，终于照着我的建议原则，完成了协议，他接受了名义上的改编，大队及各中队都派了政治指导员去，这一支队伍立刻投进了“剿匪”的行列。几个月中有了很大的贡献，而在几个月中，他底队伍已暗中受到政治人员们在进行着秘密的瓦解工作了。虽然他行动还非常谨慎，队伍经常在备战状态中，驻地必须与共军保持相当距离，出席任何会议都派营指导员或副大队长参加，本身绝不肯离开队伍。杨帆始终似乎对他莫内何。但在舟山群岛解放后，杨帆特然约我随往浦东，秘密召开治安会议，要各公安单位首长，各公安部队首长亲自参加，在每张通知书中注明任何单位不得派代表代理出席。当时，他曾很为难，杨帆派我去促驾，我对杨帆说：“假如保证不扣留他，我才能去，否则，我不但对不起他，连他哥哥我也不能见面了”。杨帆却向我万分确切地说：“我向你负责说一句，我绝不会扣留他，我绝不会使你太为难，只要你用尽一切方法，请他亲自出来参加会议便行了。他老是不敢露面，这是不好的！”

“部长，你是我们非常信仰的领导长，说一句，当然是负责一句的，不过……”我万分迟疑地要把心里的话吐出来，但却又给什么东西作梗在喉里似的，脸上充满了阴郁。

“陈同志，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心腹干部（？），我作为一个领导长，我能向自己干部丧失信用么？我以后还能派遣你进行工作么？你一切顾虑都可以不必的，而且，他在这许多月来，都表现得不错，我为什么要干他呢？”。他温和而严肃地说，显示著无限的诚恳。

“命令只好服从”，我心里这样想着，闷闷的走向竺飞的队部，费尽了唇舌，有时说得声泪俱下，要用头胪来担保。他一面觉得老友情面难却，一面又觉得自己在这许多月来，己经立过不少功劳来赎罪了，何况他还有哥哥在共党里面。而当时舟山解放，游击形势又恶化，更削弱了他再拖上山去的决心，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部队正在瓦解的状态中。这一切因素，促使他神魂不定地脱离了部队，走向治安会议的周浦市。在会议开完后，杨帆借口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求看管他，他不能力排众议，只好暂予看管，而他的队伍，当晚也遭受到包围，缴械，只有少数人冒死突围，化整为零地再过游击生活。他被押到上海，未经优待，便押到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囚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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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周浦到上海。不断地跟杨帆争辩了几场，后来，我和他哥哥，一块去找他，但他这样教训我们：

“陈同志、竺同志，我现在请问你们，你们是站在怎样的立场来为他说话？是站在组织的立场呢，还是站在跟他的私人关系立场来为他求情呢？你们都是党的老干部，难道你们真会脱离党的立场来为一个反动分子开脱。”

“………”我俩人给他以“立场”的帽子压下来，突然呆住了。

“如果站稳组织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应该同意组织的措施，我既然批准了治安会议的多数要求，你们就应该拥护我的决定”，他继续强词夺理地说下去。

最后我和他哥哥怅然地走出来，我托病住进了员警医院，开始了消极──我不但从竺飞的问题看到了这位领导者的凶险，背信弃义，感到万分愤慨，同时，也感到我本身问题，也值得顾虑了。戈茅从前的话，又浮映在脑海，我也曾被他诬控过叛党的，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他也如对竺飞一样，反脸不认得人，给我清算他认为被捕失节时的烂帐，那麽，我怎能吃得消，在医院清静中想了几夜，写了一封长信给戈茅，请他无论如何，帮助我设法调回中央去，同时，叫紫清不要调到上海来。在医院时，接到竺飞的哥哥一封信，他请求我要用尽一切方法转请杨帆保留他弟弟生命，如果确不能马上恢复自由，那麽，最多给他短期教育改造。我打了一个报告，附上他哥哥的信，送给杨帆。过了一个时期，我又跟他哥哥再访杨帆一次，杨帆才答应了保留生命是可以的，但要送过法院判刑。我知道他这案没经过六十七号是由二室统办的，我特陪着他哥哥到开原路田公馆──即二室办公处──去，提出有别的理由，请田主任在拟送法院审判的意见书中，可能下减少处分。但老田告诉我们说，杨部长已指示过，拟请判死刑以外的最重徒刑。经过我们苦苦请求，老田才答应在意见书中拟请判十五年以上无期徒刑以下重刑。送过法院后，又害得他哥哥不知费尽多少精神，去求审判员们关照，才幸运地获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关进提蓝桥监狱，长期享受铁窗风味。现在不知是否还会翻案重判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骗干部，骗投诚，骗起义，骗立功赎罪的典型例子。

上海解放后，不到一年间，我所看到的，像葛尚材和竺飞这样被骗的例子，就记不清楚有多少。据王宁说，光是经过六十七号被骗上当，致尽情坦白，被指为直认不讳，送上屠场或打入牢狱的就不下三千余人。曾被共党渲染得有声有色的所谓“ＤＲＰ”特务组织的主持人狄宪章，不过是一个爱耍点玩意儿的糊涂虫，因受育材中学政治教员添油加醋，夸大检举，致被关进六十七号来。开始他还露著一般读书人的傲骨，后来被王宁一说：“我们是当你是一个有办法的特务，才以上宾之礼来招待你，因为有办法的人，只要肯坦白，肯向人民靠近，那麽，他在展开革命工作时还是有办法的。假如我当你是一个小喽罗，就送你到监狱去吃苦头好了，你还不受抬举，不肯把你领导的大系统坦白出来，那你就不配住在这自由自在的洋房里──何况一经坦白，不但恢复你的自由，我还请你在这里帮忙我们呢”。于是，狄宪章把十多年前跟军统郭崎元曾一度建立过关系的历史坦白出来，而这段历史，不但公安部不知道，育材政治教员也无从了解。他十多年来已与郭断了往返，在上海育材中学，过教书匠生涯已许多年了。而他更可怜的，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后，为了同学们在战乱中取得联络，因为当时国民党宣传要把上海守三年，要把它变成史大林格勒。市民都人心惶惶，学生们当然更多幻想，就请狄老师指导，建立同学通讯网。你想，一些乳嗅未干的中学生，能干得出什么名堂呢？但他在王宁的欺骗宣传下，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个“大领导长”，自己是一个“有办法的”，竟如王宁所希望他一样，把他平日的幻想和在生活中留下的一点点幻想的痕迹，像他在学校中做文章一样，有声有色地写出来。四天后，就被押去南市，很快就把他枪毙了。那群育材同学通讯网的无知学生，也遭到池鱼之殃，很多送到集中营去受改造教育。

但是，骗的伎俩，也遇过“其功效等于零”的时候，那就是我亲眼见过的刘棠。他是一个少年老成，视死如归的人物，王甯曾叹息过“他是一块顽固的钢”。

他不过是廿几岁的青年，解放后，继续在仪韵女子中学教书，他原与校中一美貌女生相恋，但解放后来了个政治教员卢克绪，卢是卢志英案中获释的幸运者，自然他跟公安部有着密切联系。卢在解放前被捕时有一个做过舞女的太太已离婚，解放后，当然急于追求对象。凑巧他也看中了刘棠的恋人，渐渐地彼此争持不下，卢后来追查刘的历史，听说他曾参加过青年团工作，跟蒋经国曾有过往还，于是，就大力向公安部告他，伪造函件，叫人写些特务活动联络的暗语，邮寄到仪韵女中去，函件先由他检拆，附上报告送入公安部。刘棠被抬举为蒋经国派沪的第Ｘ潜伏组长。于是，他也就被送进“六十七号”三楼。这件案也由我与张君合办，时间是在一九四九年末。

刘棠也是住在葛尚材住过的那间房里，张君和我自然还是把那熟习了的一套骗术，如法表演，但一天，两天直到七天，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经过情形，说起来会令人有点不相信。

从生活优待方面谈，他始终没有表示过满足，他说：“两晕一汤算得什么，假如当我是客人般优待，就应该给我吃特灶饭，起码要像百老汇大厦的客人们一样，吃小灶饭”。他对于银行牌香烟不高兴吸，要吸白锡包，我们客气的向他解释：组织上没有白锡包发下来，请他原谅。但有一次为了想要他乐意的坦白出来，王宁特地掏腰包给他赏了两包白锡包，但结果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不管你如何地跟他谈得□焦舌烂，半吓半骗，但结果不出下面两种：（一）他有时跟你口若悬河地辩论，从理论到实际，他也有相当的了解。在某一点上要把他说服，总要引经据典，噜苏几个钟头。要他坦白参加三青团匪特组织经过，他始终如一地说，三青团是参加过的，但却是在中央大学时给同学代填写去的，入团仪式他没有参加，任何小组会他也不参加，这样，他就等于没有参加。但有得吃的时候则例外，免缴费而参加餐会或茶会，他是不敢后人的，但吃过便走，难道吃也有罪么？这不成为罪的经历。谈谈坦白是可以的，用笔写下来坦白未免小题大做。他要拒绝！至于蒋经国，他是认识的，但为他做工作么？卢克绪白天见鬼，你们也白天见鬼，告诉你，蒋经国是不配领导他工作的。认识个把战犯便有罪么？这是笑话，所以谈谈这情形是可以的。用笔写出来是多余的，所以，他也要拒绝。（二）他或者在你大吓大骗下，一言不发，只叫你拿点纸来，让他慢慢的写，你催得急了，一定要他明天交，他也答应你，明天来取，只是明天去取时，却不是他的自白书，而是刘棠狱中作：“人民公敌毛泽东”。他完全仿照存在他室中的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形式来写，你超越六十七号办案原则来骂他，他或者置之不理，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跟你争辩得面红耳赤。你警告他，这样会招到杀身之祸，他却说，他早就视死如归，他一再强硬地指出，像他这样的人也要被关起来，毛泽东是事实上的人民公敌了。要他不续写下去，除非恢复他的自由，等到他第三次交卷给我和老张，还是“人民公敌毛泽东续作”时，我两人已感到束手无策，只好在小组会提出来，让王宁亲自去尝一下他底“顽固的钢”底滋味。王宁和他接触过一两次后，也大呼一筹莫展，只好在第七天夜里把他解走了──六十七号的犯人，非特殊必要的不会超过七天，但这种秘密，外界是鲜知的。

他被上手铐时，要挣扎，而且破口大骂，王宁不得不命行动员用棉絮把他口塞起来，手反铐著，推上汽车，解到愚园路青白小学去。在那小学原址里，接收后，各种刑具设备齐全，后来，听那边“同志”说，他在青白小学还有更精彩的演出。所有刑罚，上老虎凳，放飞机，倒吊脚指头，灌辣椒水，针刺指甲，烧红铁烫背，但一边用刑，他一边破口大骂，后用棉絮塞著口。他却又容易昏绝，要他坦白什么也写不出。审讯人员当面监视着他写，他还是写些骂共产党的字句。这样闹了一个月，一点结果也没有，医生验过他脑袋，却又证明他是正常人，并没有神经病，但医生却证明他身体，已再受不起刑罚了，已被刑罚催残得衰弱不堪了。最后，只好送到南市车站路看守所长期囚禁起来。

他到了南市看守所，审讯案卷又照例送回给我和老张，我和老张研商过，把他丢在牢里休养一个月再说。但一个月后，我和老张去把他提到看守所的审讯室谈话时，他一见我们，便破口大骂，气得老张忍不住掴了他两耳光，冷不提防，他也还敬老张一嘴巴，这样竟动起武来，在上海犯人中，恐怕还是第一遭。幸亏警卫员上前把他两臂扭反向后，再着人拿手铐把他反铐起来，否则，怕老张还要挨打几下，这一次自然又是毫无结果。老张叫看守所王所长把他用棉絮塞口倒吊三天，回到六十七号后，他气忿地对我说：“我们联名签呈把这王八蛋枪毙算了，他妈的，我真没见过这种囚犯！”

“没有一点事实，没有一点口供，从外面也再没法找到他一丝反动活动的证据，光凭卢克绪的报告，怎样签法？我看还是等等吧，你忍忍这口气”，我劝阻着他。

“他妈的！这种囚犯我束手无策了，如果不签请枪毙他，我也不管他了。”他无可奈何地说。

“对！我也无法处理他了，还是大家签请另派人接理他，我们自认低能，拉倒算了”，我高兴地同意了他。

后来，由王宁自己处理，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时，他还这样对我说：“刘棠那块顽固的钢还没有溶化，还是一点东西也不肯坦白，见面就破口大骂，用棉絮塞起口来，用手铐反铐起手来，谈也不行，写也不行了，还坦白什么，例外地给纸笔墨他带回囚室，他又是写“人民公敌毛泽东续作”。刑也不怕，打也不怕，说杀也不怕，这种家伙，将来只有把他充军到新疆去，所以，我也几个月没有去提讯他了”。

读者们！你们看过这几个例子，可以想到，被“骗”上当，坦白清楚，诚心向人民靠近的如葛尚材，狄宪章等一个个被指为直认不讳，罪有应得而被枪决了。但“顽固的钢”刘棠却迫得整个共特机关都莫内他何，一个个束手无策，只好打算把他“充军”算了，你们看“坦白”是不是骗口供，催入鬼门关的法宝！

我是在一九五○年春天离开“六十七号”，奉调到善钟路“二三七号”情报工作委员会去当情委的。在“六十七号”期间，除了当说服，审讯工作，而它内部情形及若干案情有所了解外，还可以加强了跟他有关的若干部门的了解，而这许多部门，多数也非外间人所能知道清楚的，在香港的出版物中更未见透露过。因为共党保密制度严密，被捕过关进去的人，所知者多仅一室内之事物，此外，他是无法了解的，所以，我打算在下面先给予披露，才叙到“情委会”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