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家族”传说惊叹宣传之奇效

kindwater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是对美国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的一个采访。郭岱君博士是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开放的主要推手，也是宋子文问题的专家。郭岱君博士通过引用资料告诉人们：宋子文地形象被严重扭曲了；作为传说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其实并不是亿万富豪。对于这个结论，我个人并不十分吃惊，但却十分感慨。

      我们这一代人，是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就在教科书中了解到：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搜刮民财，垄断、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命脉，财富如何如何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云云。相信大家与我一样，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四大家族”的愤怒和仇恨。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认识的成熟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慢慢感觉到情况可能有些不同。

       首先是陈立夫。前些年，关于陈立夫的一些情况渐渐浮了出来。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先拿党务系统陈立夫开刀。 陈立夫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金，买了一个养鸡场。他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学会给鸡喂药、打针。养鸡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这可不像今天的一些贪官惺惺作态。首先，他当时已经被蒋介石抛弃，流落美国（即化外），作态已无必要。其次，许多人可能不明白，养鸡不完全是辛苦的事。时间久了，身上任何时候都会有鸡屎味，洗之不去。想一想，不要说陈立夫这个海归背景、担任过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的“党国要人”，就是今天普通一城里读书人，但凡有条路，大概也不会选这个臭烘烘的营生来度过余生吧？所以我可以断定，至少陈立夫、陈家恐怕是没有什么钱的。

       然后是蒋家。蒋家的情况，可以在宋美龄在美国的住处看出一些端倪。蒋介石过世后， 宋美龄去了美国。在美国的20多年里，宋美龄一直住在长岛罗卡斯山谷蓝丁顿市的一个宅子。这是孔家的宅子。虽说宋美龄与孔家是亲戚，但中国人是讲面子的，况且宋还是“国母”，怎么也得自己买个豪宅撑撑门面吧。看看后来从大陆去美国的那些个贪官，一掷百万、千万在纽约、在加州用现金购买豪宅（有的还一口气买几处），我开始有点怀疑横跨蒋、宋两大家族的她是否真如国内传说般那么有钱。后来，宋美龄因年龄大了、就医不方便， 搬到了纽约的一所公寓。问题是这所位于曼哈顿格雷西街10号的公寓，也是孔家的一处房产。据 郭岱君博士讲，“蒋家非常清廉，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很清廉”。难怪宋美龄只能住孔家的房子了。（据说，宋美龄出嫁时，宋家倒是有一处气派的别墅作为陪嫁。可是这处别墅位于上海，今天要是还在的话，相信房产证上的名字也铁定不姓宋（或蒋）了）。

       再说宋子文。郭岱君博士是专门研究宋子文的专家。郭博士接受采访时说：“我记得2006年一次国际会议中，有一位美国学者叫Donald Jordan就讲，他非常认真地在找宋子文贪污的证据，找不到。他说他希望学者提出证据，但是到今天都没有人提出来。”郭博士说，“那现在所有的档案几乎都公开了，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够找到宋子文贪污的证据”。而台湾学者陈立文教授，根据宋子文的档案，发现宋包括房产在内的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宋档还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当然，七八百万美元对于今天一个寻常百姓而言，也不是小数字，但对比中国大陆潜逃境外几千名贪官（都是“一穷二白”、光着身子参加革命的）每人平均1亿人民币以上的金额而言，这位颇有点家底（其父亲（也是宋庆龄、宋美龄之父）宋嘉澍是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富商、 早期资助过孙中山）、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外长的“党国要人”而言，这个数额也看不出其利用权力挣了多少钱。

       剩下只有孔家了。孔家倒确实有钱，但郭博士说，“ 那孔家本来就是巨富啊。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孔祥熙就是孙中山的金主嘛。”但是，“ 孔在战时的所谓“美元公债”的问题上确实是有，所以，蒋介石日记里面很清楚，蒋介石后来叫孔祥熙辞职”。

       这样算来，“四大家族”只能算一族——孔家，而这孔家还原本就是资助孙中山革命的巨富。有可疑之处只是在“美元公债”一单上，还让蒋介石叫辞了职。那么，让我们（我、你、一代人、或者不止一代人）义愤填膺的“四大家族”搜刮民财、垄断中国经济的说法又从何来而呢？

      原来，这是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后来在文革中担任政治局要职的陈伯达的杰作。郭岱君说：“《四大家族》这本书是那个谁写的？陈伯达。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所以，他基本上是个宣传品。”而且，“《四大家族》里面有很多谬误”。

       这下我总算有点明白了。

       我倒没有指责陈伯达的意思。无论其被安上什么样的重要职务，陈伯达终究只是摇摇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一如文革中的姚文元)。向对手泼泼脏水，也算是其职业范围内的事（所谓professional）。至少，这也是泼向争夺江山的敌人。比较后来文革中泼向自己的同志、战友的“叛徒”、“内奸”、“工贼 ”之类的超级脏水，编出“四大家族敛财巨富、垄断中国经济”的谣言，这算是温和、有分寸多了。但技巧性更强、也更能欺骗人。

      其实，“四大家族”或者中间谁谁谁被栽赃、被泼污水，原本不干你我这些草民的事。问题是我不能释怀：我（可能还有列位）在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时间里，如何可以让不是事实的“事实”所长期包围，而时时地被激发出填膺之义愤呢？

       我想起了流传的戈培尔的名言：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
      “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夜深了。我环顾黑洞洞的四周，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究竟还有多少真相，我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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